1928—1938年間，在青海塔爾寺修習經典，拜興薩葛根(宗喀巴大師之母轉世者)為師。此間，從色日特葛根、阿拉格葛根、卻西葛根、米那格葛根、九世班禪大師等金剛大師領授密部多種灌頂。經過10年學修密宗經典，並按教規次第答辯，獲得林瑟格布楚學位。
1938年，應父親圖布信吉爾嘎拉和札薩克旗王爺沙格德扎布以及當地僧眾的要求，返回札薩克召講授經論。1940年農曆三月，在札薩克召舉行時輪金剛法會，聚集信徒達6．000餘人。1943年，應塔爾寺阿嘉葛根和米那格葛根的邀請，返回塔爾寺修習經典。在那段時間，他不僅精讀丁(菩提道次第廣論)和(密宗道次第廣論)的詳解及藏文文學理論，而且還進一步研究了(中觀論)。
1943年烏蘭葛根接到札薩克達王和喇嘛的來信，信中稱“由於國民黨部隊的內訌，札薩克召大部分被焚燒，請求上師回寺，決定修復之計。”為此於1944年再次返回原籍。當時見到佛殿被燒成一片廢墟，心中十分難過。他向全旗各地發出通知，讓僧眾儘快回寺，同心協力修復寺廟。
1946年農曆四月十五日，烏蘭葛根在塔爾寺由金剛上師阿拉格葛根·吉格米德飛仁扎木蘇大師任傳戒堪布，完整地舉行加行、正行、結行等儀式。接受比丘戒。
1948年正月七日，出任居巴扎倉堪布，1950年御任。烏蘭葛根在擔任居巴扎倉堪布期間，在提高居巴扎倉的聞思修持等各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因此，當時的塔爾寺法台達格色爾葛根特意多次推薦他出任塔爾寺堪布，但他一一婉言謝絕了。
1951年，班禪大師應黨和政府的邀請前去北京參觀遊覽，烏蘭葛根也作為塔爾寺的代表陪同班禪一同前往，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黨政領導的親切接見。並且應毛澤東主席的邀請陪同班禪大師前往中南海，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熱情款待。當時還接受了毛主席親自簽字後贈送的禮品(如，一本共同綱領、整匹黃緞子、腰帶、眼鏡、主席像及北京市風景冊等)。之後還繼續陪同班禪大師前往天津、上海、杭州、西安等地參觀遊覽。
回到塔爾寺後，為了支援抗美援朝活動，烏蘭葛根還給國家捐獻了4錠50兩元寶及2000塊銀元。
1951年農曆八月，班禪大師應塔爾寺僧眾的請求，為他們傳授《時輪大灌頂》。此次灌頂烏蘭葛根受班禪大師委託擔任金剛上座。同年11月，班禪大師又給烏蘭葛根賜封了“額爾德尼莫日根班弟達堪布”封號，同時還賜給了九世班禪卻吉尼瑪的法衣為主的許多稀有珍品。
1952年農曆二月七日，正式出任塔爾寺第84任堪布(法台)。內蒙古人出任塔爾寺法台，這還是第一次。他在塔爾寺法台任期期間，還代表塔爾寺參加了全國佛教協會成立大會，並當選為全國佛協常務理事。塔爾寺法台任期屆滿後，他應阿拉善旗親王達里扎雅之請，前去阿拉善旗各地舉行三次時輪金剛法會，聚集信徒達15000餘人次。
1954年10月末，應塔爾寺執事會之請求，葛根從阿拉善左旗動身返回塔爾寺，目的是主持辦理有關塔爾寺方面接待達賴和班禪二位大師的前期準備工作。1955年農曆二月和三月，烏蘭葛根以塔爾寺的全權代表身份出面迎接並接待了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
1957年農曆十二月初三，烏蘭葛根從塔爾寺出發，和隨從一道前去西藏佛教聖地，十二月二十一日，到拉薩，首先朝拜大召、小召二寺。
十二月二十五日(農曆)前去羅布林卡，向達賴喇嘛奉獻了哈達、曼扎、佛經、佛像、佛塔、兩錠元寶，兩匹綢緞及原伊克昭盟達王敖其爾胡雅克圖的奉物清單等見面禮，拜謁了達賴喇嘛。
十五日，參加了由達賴喇嘛主持，兩萬多名比丘參加的祈願大去會。隨後分別朝拜了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
(農曆)二月二十五日應達糗喇嘛的邀請前去羅布林卡。屆時達賴喇嘛親自冊封烏蘭葛根為“顯法烏蘭呼圖克圖”並給他冊封書，大小印璽及傘蓋等呼圖克圖所需儀仗用品和許多珍貴禮品。
三月初三前往扎什倫布寺。到達之後，朝拜了各佛殿佛塔並沒供發願。十五日前夕向班禪大師奉獻了哈達、曼扎、佛經、佛像、佛塔、兩錠元寶、兩匹綢緞等見面禮，拜謁了班禪大師。
五月末，烏蘭葛相乘坐了解放軍軍車返回西寧市。當時在整個青海省已經普遍展開了社會主義教育工作，政府把青海地區的大部分上層喇嘛都召集到西寧市集中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鳥蘭葛根也參加了集中學習，在學習期間，他把達賴喇嘛所給的冊封書及大小印璽等物品原封未動地全部交給了青海省政府。
從1958年開始，隨著西藏反革命叛亂事件的發生，青海省的部分地區也出現了反革命騷亂。在這種緊急情況下，內蒙古政府派專人前往塔爾寺，招內蒙古籍的300多名喇嘛接回呼和浩特市，由內蒙古自治區統戰部、宗教事務局等單位出面在席力圖召組織他們學習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經過三個月的學習，學習期滿，大部分喇嘛都返回各自的故鄉，烏蘭葛根留在呼和浩特市繼續學習。1964年安排為內蒙古佛教協會駐會常務理事。
從1966--1976年期間，烏蘭葛根同其他成千上萬人一樣也被卷進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渦之中，在身心等方面都蒙受了嚴重摧殘。打倒“四人幫”後，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黨和國家撥亂反正，宗教界的狀況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黨和政府於1980年12月份召開了文革以來的首次全國佛協代表大會，重視佛教界的情況，全國各地各級組織在恢復重建寺廟，實行信仰自由，給上層喇嘛落實政策，在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烏蘭葛根也完全獲得了自由，並開始全心全意地抓教務方面的工作。他在黨和政府與廣大宗教界人士間的聯繫及在貫徹落實宗教政策等方面起到了橋樑作用。
烏蘭葛根與十世班禪大師之間的後期關係，有必要記述其一二。1980年底，為參加“文革”以來的首屆全國佛協代表大會，他和其他代表們一同前往北京。會議召開的前一天，班禪大師突然親自來到他所住的房間，師徒二人久別重逢，那喜悅心情是難以表達的。當時二人互述“文革”中的經歷，交談了很長時間。直到1988年間，葛根每次為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或全國佛協會議而進京時，班禪大師都親自到他下榻的賓館，進行長時間的交談以外，還邀請他到自己家中設宴款待。
在那些日子裡，班禪大師還經常向烏蘭葛根提起他的一個重要願望，說“先世諸班禪都曾到過內蒙古，在那兒我不僅有很多弟子，而且在宗教事務方面我們也有很密切的聯繫，今世我無論如何也很想再一次去一趟內蒙古”。關於這個問題回到內蒙古，就曾給班禪大師去過邀請書，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班祥大師未能如願。
1988年春，召開全國政協會議期間，他曾與班禪大師會過面，誰知這竟然成了最後決別。十世班禪大師於1989年1月28日在西藏扎什倫布寺與世長辭。1989年2月1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了班禪大師的追悼大會。烏蘭葛根代表內蒙古喇嘛教界參加了追悼會。
1991年3月份烏蘭葛根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代表大會期間，應中央統戰部的邀請，與從拉薩、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地前來的諸葛根們一同參加了有關商討尋訪十世班禪大師轉世靈童的工作會議。
自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充分注意了給烏蘭葛根落實政策這一工作。因此不僅在宗教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也給了他很高的地位。1982年以來烏蘭葛根當選為全國政協五屆、六屆、七屆委員。1984年當選為內蒙古自治區佛教協會會長。1985年當選為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副主席。1987年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1990年當選為內蒙古自治區紅十字會名譽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