僱人種菜時尚
中國政法大學何兵教授的部落格里，一篇“國家機關自建農場”的博文被廣泛跟帖和轉載。文中提到何教授所到的幾個省級國家機關，均有自己的生產基地提供單位自供菜。2009年在西部某省機關食堂吃飯，陪同人員對他說：“我們的飯菜你放心吃，都是綠色食品。我們在農村租了幾十畝地，僱農民種植，沒有化肥，沒有農藥。”
示意圖2010年的兩會，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市文聯主席池莉呼籲政府管理好食品安全。她同時告訴媒體，自己種菜已經三年了，她的菜園不施化肥，只用榨的豆餅和菜餅做肥料，味道與市場上購買的蔬菜完全不同。
“自供”蔬菜的除池莉這樣的個人、何兵博文里的政府機關，還有大型國企、有實力的民企、金融機構以及一些自發的個人組織，這一模式還因口口相傳和易於模仿，正在不同省、市、縣及不同性質的機構和組織間廣泛地複製。
中石化中部某省級公司已經有這樣一個龐大的生產基地，為企業員工們供應副食品。而同處一城的該省電力公司正在效仿，後勤保障部門正在尋找一個足夠大的生產基地，為企業員工們供菜。從該電力公司透露出來的訊息是，要不惜成本做好這件涉及員工福利的大事。
與發達地區相比，中部這個省份是傳統的魚米之鄉，工業污染相對較少。而在工業污染更為嚴重的廣州，十年前已經出現了這種模式。在廣州的祈福新村，一位企業家將未開發的三期房產用地租了下來，僱人種菜直供一、二期已經入住的居民，這位企業家因此收入頗豐。
一些單位或企業的領導和老闆，從提高員工福利的角度出發，安排專人管理食品自供事務。廣州的易方達基金管理公司，即為員工考慮得特別周到。他們在廣州郊區租種的菜地，用的是自己公司採購的種子和化肥，以確保非轉基因和較少的工業污染。除了供應員工食堂外，吃不完的菜，員工還可以購買回家。
對飲食頗為講究的廣州，從個人到企業再到機關單位都有類似現象。廣州的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由於老闆對食品安全的特別關注，也租地僱人種菜供應本企業員工，節假日甚至將多餘的菜作為禮品發給員工。
一家華東地區生產除草劑和殺蟲劑的上市公司，也在東北租了大量土地，僱人種菜供員工食用。
員工人數不多的單位和企業，在忍受品種供應有限的情況之下做到數量上的自給自足並不太難，有時還略有富餘。但一些大機構，由於管理資源有限，“地主家也沒有餘糧”，只能供應領導、招待貴賓。
同樣的情況在北京和上海亦不少見。上海一家以金融、房地產為主的民營投資企業集團，在蘇州開闢了400多畝地，接受部分會員客戶的訂單，以及供應公司高層日常用餐，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這一福利還沒有覆蓋到普通員工。
在北京的中關村，20多個白領自發組織了購菜聯盟，由北京郊區的一名農民負責幫他們種菜。一名聯盟成員表示，這樣的自發性組織在全國已經有100多個。
如果說企業的這一行為顯示出企業主對員工健康的關心、個人和自發組織的這一行為是迫於現實的無奈，那么政府機關單位也搞副食品自供，就顯得有些刺眼。
陝西省高院在離西安50公里的陝西高嶺縣租了30多畝地，雇了十幾名農民幫該單位種菜已經有兩年，省高院一名工作人員還告訴記者，這個生產基地供應的時令蔬菜目前已經供不應求。
甚至一些省級機關的環保部門亦在其列。一個現象是，無論是個人、自發性組織還是企業、機關單位，都拒絕了記者的採訪要求，“低調”是他們對待這一行為的共同態度。
房地產公司敏銳地抓住了這一商機。一個走南闖北的房地產企業老總還告訴記者，菜地或果園在一些樓盤還成了廣受歡迎的促銷手段。有些小產權房以管理用房的名義出售，同時搭售一片果園或幾畝地，許多人用這個作為度假別墅，僱人打理果園或菜地。
北京的一個叫東方太陽城的樓盤，將幾十畝地劃成一份一份的數百等份，業主在買房時，同時還可以認領一份地，自我打理或僱人打理都可以。
食品隱性擔憂
就像渴了喝水、困了睡覺那樣自然，剛剛脫離農業社會不久的中國人，聯想到用這種最原始、最質樸的小農生產方式解決新工業時代難題，並不需要花太多腦筋。而且，農村大量閒置的土地、廉價的勞動力，也使得租地僱人種菜或養殖無需大費周折。這些生產基地和農民，有的只提供蔬菜，有的養殖家禽，甚至還能自己做豆腐，但顯然有限的土地和勞力不可能涵蓋市面上所有的蔬菜、禽蛋品種。
雙方的關係是鬆散和原始的。組織、個人與種地的農民和生產基地，大都是組織成員通過朋友、親戚關係尋找到，並以鬆散和非契約化的形式確定的租種和雇用關係。
無論是雇用期限、菜品質量和服務、監管責任都沒有明確的保障。當然，一些大型企業和機關單位，在獲得更長期、更穩定和更放心的食品方面更有保障。
這一現象較為普遍地存在，原因在於社會群體之間的不信任加劇。這其中，既包括社會對食品生產者生產過程和方式的不信任，也包括生產者和終端消費者對流通環節的不信任，以及社會對監管層的不信任。
多利農莊董事長張同貴說，他萌生自己搞農莊的想法，緣於看到很多農民種兩塊地：一塊地生產出來的蔬菜用來賣到市場上，一塊則供應自家人食用。這樣一種做法為人和社會所知，即便兩者菜品質量區別不大，也難免對購買者產生一種不良的心理暗示。
雞是45天長大的，豬是五個月長200斤的，菜原本40天一茬，現在25天一茬。化肥、農藥殘留，沒有菜香味……僅憑直觀和感性認識，加以常識判斷，生產過程的安全就足以令人大打問號。
除生產環節外，更多的污染來源於流通環節。被媒體廣為報導的毒豇豆、毒大米、硫磺生薑等，都是在流通環節不法菜販所為。選擇自己種菜或僱人種菜，“從菜園到廚房”，則大大減少了流通環節的人為安全風險和自然質量損耗。
一名企業的後勤管理人員說，市場上的蔬菜從農民菜地到老百姓的廚房，至少要走過五個流通環節，運送、轉送過程中，保濕、降溫條件差異較大，自然的質量損耗不可避免。更可怕的是，一些無良菜販，用各種工業添加劑為食品保濕保鮮。
中間環節除質量安全不可控以外，利潤盤剝也很厲害。以今年春節上海市場上的芹菜為例，農民手中出來的芹菜，3毛一斤，到了菜場，已經變成了3元一斤；蔬菜進超市，也有40%的加價。
誰為大眾種菜
自供並不能消除一些化學污染。比如按傳統的耕種方式，以動物糞便來給蔬菜施肥，很有可能糞便中帶有一些比化肥更複雜的成分，如傳染病源，如重金屬、抗生素等，美國即有此類報導。因此，只有專業的生產基地，通過高溫以及分離處理動物糞便中的有害物質，而小規模的自供農場往往是達不到的。復旦大學教授張暉明指出，這種自供現象根源於中國的特供系統與大院經濟，一些地方政府也想尋找穩定的基地以形成自己的特供系統。
從經濟學角度來解讀，這一現象背離了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化、越來越專業化的趨勢。這表示我們這個社會“制度成本很高”。
食品安全問題本來就反映一個社會貧富分化、心理不平衡的問題，同時也是個人價值評價體系失衡，“錢越多越好，所以大家就比著去弄錢，於是有了食品安全問題”。
另外，一些機構搞自供，也是因為他們有錢這么做。“如果我們像加拿大那樣，大家剩的錢都不多了”，食品安全和自供問題都能夠很大程度上自動消失。
但要徹底解決食品安全和監管難題，需要整個社會的系統改造。“單看食品安全問題，特別來氣。但看整個社會，建築、服裝等行業都造假泛濫。”
在一個資本自由流動的社會裡，如果其他行業的質量監管體系沒有改善，單單食品安全抓得特別緊，容易使資本流動不平衡，造成食品供應量不足，“就更麻煩了。”
社會相關評論
出於對食品安全現狀的憂慮，部分省級機關單位、大型國企、民營企業、上市公司、金融機構或個人自發組織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形成自供或特供食品基地。如果只是“農家樂”，這種休閒方式並不值得非議。
但假如這種“自供菜”，是出於食品安全考慮，先於普通人群利用優勢資源自已“種菜”，那么他們就近似於一個個害怕“蔬菜質量不好”的“范跑跑”們。一者，這樣的“自個兒種菜”行為，不是普通城市公眾所能享受的，個別有錢有資源的人群可以，日日考慮吃幾兩綠豆、吃幾頭蒜才不超消費標準的普通市民，有能力開闢“農場新家園”自個兒種菜嗎？二者，愈是權力和金錢資源多的人，愈掌握充足的話語權和在博弈時能避免受傷害。這下倒好，原本就不怎么受“傷害”的強勢者，反而比弱勢者先有了避免“問題菜”侵蝕的“馬甲”，這豈不是更大的不公？
更何況，這些人大多是精英，出於工作性質，“精英們”理應有更多的社會責任擔當。在改良現有食品安全生產機制和體制上，機關事業單位也好，還是壟斷國企、大型私企、金融集團，從道義上說責任更大。據介紹稱，這樣的“自給自足”的農場模式從十數年前就在一些政府機關、國企開始了，而且還是一種“私下的不樂意公開的行動”。作為影響社會進程的“精英群體”，在針對食品安全衛生問題上，當然並不是要求一定要“同生共死”，最起碼應多些作為。
“精英群體”會更多地影響到一個政策的制定和決策的實施，這部分群體本身可能就是政策的制定者。一句俗話說的好：“知屋漏者在宇下”。“精英們”一旦可以完全將自已的感受與普通收入群體的感受隔離，這部分群體一旦完全可以“撇開”“問題食品”的影響，從長遠看絕不是什麼好事。因為，他們對普通公眾的“痛楚”和“感受”會因之更“麻木”，解決起問題來會“更遲鈍”。一部分權力和資源占有者在“吃菜”上“先跑”，無論是道義上還是解決現實問題上，都不會是一種良好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