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資料顯示，字數如此之多的和親磚在過內出現尚屬於首次。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上世紀50年代在內蒙、陝西等地都有和親磚出土，但都與圖上這塊有著明顯區別。
單于和親磚其一，昭君出塞是漢匈雙方由戰爭政策轉向和平政策的產物，此後五六十年沒有發生互相仇殺的戰爭。因此，無論是漢朝還是匈奴，都非常重視這次和親。呼韓邪單于號昭君為“寧胡閼氏”（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就證明了這一點。漢元帝為了紀念這次大事特改元“竟寧”（邊境安寧），也證明了這一點。此外，1954年在內蒙古包頭附近麻池鄉漢墓中發現了印有“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文字的瓦當。據考古工作者鑑定，是西漢末葉製造的。還有傳世的單于和親磚，上面也印有“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文字，和瓦當上的文字幾乎完全相同，可能是同一時代製造的。如果這些磚瓦確屬西漢末葉的遺物，那一定是為紀念昭君出塞而製作的，因為這個時期只有這么一次和親。漢朝和匈奴如此重視這次事件，足見昭君出塞對當時政治產生的巨大影響及其歷史作用。
其二，從《後漢書》的記載看，昭君是由於“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的。在臨辭大會上，她又是那樣“丰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看來，她不是被迫遣嫁，至少沒有哭哭啼啼。當然，現在還沒有歷史資料可以證明，當時她是抱著為實現漢匈和好的願望而出塞的，她的動機很純淨，目的也很明確。這是不能妄加臆斷的。但是，歷史也沒有記載她象細君公主那樣，到烏孫後愁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氈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鶴兮歸故鄉。”而是和呼韓邪單于生了一個兒子伊屠智牙師。特別在呼韓邪死後，按照匈奴習俗，復株纍若鞮單于要求復尚昭君公主，成帝勅令她“從胡俗”時，她忍受了漢族人不能接受的綱常倫理，而做了後單于的閼氏，並且生了兩個女兒。我們可以想像，她當時經歷了怎樣激烈的思想鬥爭，終於服從了大局的需要。我們不能不說，為了和平安寧，昭君忍辱作出了某種犧牲，而對鞏固歷史上的那段和平局面起過一定的作用。我們當然不知道昭君當時具體的思想認識，但她的行動說明她為兩個民族的友好團結做出了重要貢獻。作為文藝作品的《王昭君》，曹禺根據歷史真實的記載加以想像，補足了產生人物行為的思想活動。他對一段簡略的歷史資料反覆咀嚼，啜其英華，按照人物可能有的思想（當然也必須反映當今社會的時代精神），塑造了一個有思想、有感情、有性格、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我以為這是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進行的藝術想像與虛構，是對歷史事件和具體人物精神內蘊深入開掘的結果，是藝術的真實，也不違背歷史的真實。因而不能輕率地說是拔高了古人。
其三，昭君出塞，不僅鞏固了漢與匈奴的友好關係，加強了匈奴與漢的貿易交往和文化交流，促進了兩個民族的互相學習，而且，還以身譜史，播下了兩個民族長久友好的種子。王昭君死後，一直到王莽執政期間，漢與匈奴雙方還在利用王昭君的關係來緩和民族之間的矛盾。昭君的女兒、女婿、外孫繼續為漢匈兩族的和平友好而努力奔走。史載漢平帝時（公元1至5年），王莽曾邀請王昭君長女須卜居次雲訪問長安。王莽執政後，推行一種分化匈奴人的政策（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又要把大漢習俗強加於匈奴人（如強制匈奴單于改用漢式單名），特別是為了確立他的政府對匈奴的政治統屬關係而更換“匈奴單於璽”為“新匈奴單于章”，以及妄斬匈奴侍子登，使雙方的關係非常緊張。發展到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以後，匈奴單于遂發兵進擾，王莽也準備以三十萬兵馬進行反擊。雙方劍拔弩張，其勢一觸即發。這時，昭君的女兒雲、女婿須卜當挺身而出，設法彌合。始建國五年（公元13年），烏珠留單于死，雲、當欲與漢和親，又素與鹹友好，見王莽曾拜鹹為孝單于，故越輿而立鹹（輿與鹹皆為烏珠留單于之弟）為烏累若鞮單于。烏累既立，雲、當勸他與漢和親。天鳳元年（公元14年），雲、當派人到西河虎猛制虜塞下求見和親侯王歙。王莽派王歙和他的弟弟展德侯王颯（歙、颯俱為昭君之兄子）使匈奴，賀單于初立，並贈黃金、衣被、繒帛。在雲、當的斡鏇及單于的努力下，漢匈關係又出現了一線光明。但因“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天鳳二年（公元15年），王莽遣王歙與五威將王鹹等送還前所斬匈奴侍子登，單于派雲、當子男大且渠奢（即須卜奢）等至塞迎接。後來，漢封須卜當為後安公，當子須卜奢為後安侯。天鳳五年（公元18年），烏累單于死，弟左賢王輿立，為呼都而屍道皋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諡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這也是昭君和親的一點影響。）為了再次爭取漢匈關係的和好，匈奴單于又派遣須卜居次雲及其婿須卜當，兒子須卜奢，還有王昭君次女當於居次的兒子醯櫝王（醯櫝王中途回匈奴）再度出使長安。王莽並把他的庶女陸逮公主王捷嫁給須卜奢。想出兵輔立須卜奢為匈奴單于。恰在這時，王莽被殺，雲、奢亦死。
從這段歷史發展來看，漢匈雙方都在利用王昭君的親屬，如女兒、女婿、外孫等充當政治交往的代表，可見昭君出塞在漢匈關係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深遠的影響。 王昭君曾經是兩個民族的和親使者，她在我國歷史上已經成為民族團結的象徵。這一點，由後代流傳在漢匈地區美好的民間傳說也可以得到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