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觀點
雷默現任基辛格諮詢公司常務董事的雷默主要負責北京辦公室的事務,經常往返於紐約和北京之間。?2004年,當時在英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任職的雷默,提出描述中國獨特發展模式的“北京共識”,在西方引起強烈反響,因為這個概念挑戰在西方流行15年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多年來,強調市場自由與民主政治的“華盛頓共識”,被西方一些人當作“靈丹妙藥”,一直試圖向全球推廣。
“北京共識”的出現,打破了這種迷思。“北京共識”強調三點:一、對於改革創新和不斷試驗的承諾;二、GDP不是社會進步唯一衡量標準,經濟可持續性和財富平等分配更重要;三、政策自決和金融主權,欠已開發國家對強權的牽制。
雷默在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承認,“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確實存在很大爭議,但他認為,這個概念對今天的中國依然有效。他說:“觀察今後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是發現一種以中國現實為背景的有效觀念。‘北京共識’不是拋棄‘中國模式’,以全世界共同認同的觀念取代它,而是如何使‘中國模式’更好地容納它們。”
雷默據此提出“後中國特色”的新概念,即中國需要真正源自本土並適應本土的觀念,因此解放思想非常重要,這樣才能讓中國人探索和發現自己的模式。與此同時,政治改革也愈顯重要。他說:“我不相信政治改革必須走西方的模式,它必須是中國自己的構想。”雷默預計,中國政治改革很可能像經濟改革那樣,走循序漸進、逐漸摸索的道路,有可能先從中共黨內民主開始。
他也對中國強調穩定表示理解,他說:“穩定是中國人最希望,也是覺得最重要的,卻是最難的,因為未來中國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我們必須關注需要什麼樣的穩定,穩定的性質和動力所在。”他指出,以前大家認為中央集中式的治理模式最有利於穩定,而現代實踐卻證明,合理分權更有利於穩定。
他強調,其實“北京共識”最核心的意義在於:每個國家要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巴西模式與中國模式就不一樣,不能只有“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的基本思想就是一個模式通用不同國家,成為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他說:“當今世界每個國家要發現它自己的解決方案,不同的病人要有不同的藥方。世界經濟的多元化將更強壯、更具活力。”
顯然“北京共識”是對西方主導模式的反叛,對一些開發中國家更有吸引力,有人將之與“中國模式”劃上等號。西方有人擔憂這為那些“專制國家”找到藉口,而一些中國人認為,所謂“北京共識”似乎更像中國的目標,而不是中國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