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商君書》的文體多樣。議論體有《農戰》、《開塞》、《劃策》等十數篇，或先綜合後分析，或先分析后綜合，兼用歸納演繹，首尾呼應。有時也運用比喻、排比、對比、借代等修辭手法。《徠民》篇運用了“齊人有東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強說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說明體有《墾令》、《靳令》、《境內》等篇，是對秦政令的詮釋。辯難體有《更法》，通過人物對話相互駁辯來闡述中心論點，司馬遷錄入《史記.商君列傳》(文字有改動)，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張。
作者爭議
關於《商君書》的作者，學術界頗有爭論。第一種意見認為《商君書》基本是偽書，持這種看法的有郭沫若、黃雲眉、顧實、劉汝霖等。第二種意見是基本肯定《商君書》的作者是商鞅，持這種看法的人除史志的編著者外，還有呂思勉、譚獻等人。第三種意見認為《商君書》是商鞅遺著與其他法家遺著的合編，此書非作於一人，也非寫於一時，持這種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有人也提出的看法是，前兩種意見有些牽強，第三種意見有一定道理。《韓非子·五蠹》篇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這說明商鞅確著有此書。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引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這與《商君書-靳令》、《說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最後說：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商君書》正好有《開塞》篇、《農戰》篇，這說明韓非和司馬遷所見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此書之中。但此書在後人編纂或流傳過程中，攙入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論，這是不可避免的。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傳統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遺產的精華，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商君書》文字雖然不多，但內容龐雜，其中涉及經濟、政治、軍事、法治等等諸多重大問題，可謂洋洋大觀。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專研以法治國，受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很大。後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時對魏惠王說：“公孫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為相。”又對惠王說“王既不用公孫鞅，必殺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後，魏惠王對公叔痤囑託不以為然，也就沒有照做了。公孫鞅聽說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欲收復秦之失地，便攜同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通過秦孝公寵臣景監，商鞅三見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種君主之策。只有霸道得到秦王的讚許，並成為秦國強盛的根基。前359年任左庶長，開始變法，後升大良造。
公元前359年，正當商鞅輔佐秦孝公醞釀變法時，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起來反對變法。他們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商鞅針鋒相對地指
商鞅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禮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從而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商君書·更法篇》《史記·商君列傳》)。這是以歷史進化的思想駁斥了舊貴族所謂“法古”“循禮”的復古主張，為實行變法作了輿論準備。
周顯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後兩次實行變法，變法內容為“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鬥，實行連坐之法”。這時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與老師公孫賈。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復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變法日久，秦民大悅。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前340年，率秦趙軍敗魏國公子昂將軍，魏割河西之地與秦，將人民遷居至大梁，此時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因功封於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過刻薄寡恩，設連坐之法，制定嚴厲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尤其是軍功爵制度，造成秦國貴族多怨。秦國公族趙良勸說商君積怨太深，宜“歸十五都，灌園於鄙”，“不貪商、於之富，不寵秦國之教”，商鞅不聽。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謀反，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結果因未出示證件，店家害怕“連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斃”；欲逃往魏國，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帥，亦不願收留。後來商鞅回到商邑，發邑兵北擊鄭，秦國發兵討之，殺鞅於鄭國黽池，死後被秦惠王處“車裂之刑”於彤，滅商君之族。
四庫提要記載
《商子》·五卷（兩江總督采進本）
舊本題秦商鞅撰。鞅事跡具《史記》。鞅封於商，號商君，故《漢志》稱《商君》二十九篇，《三國志·先主傳注》，亦稱《商君書》。其稱《商子》，則自《隋志》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雲，《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已亡其一。晁公武《讀書志》則雲，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讀書志》成於紹興二十一年，既雲已闕三篇。《書錄解題》成於宋末，乃反較晁本多二篇。殆兩家所錄，各據所見之本，故多寡不同歟。此本自更法至定分，目凡二十有六，似即晁氏之本。然其中第十六篇、第二十一篇又皆有錄無書，則並非宋本之舊矣。《史記》稱讀鞅開塞書，在今本為第七篇，文義甚明。司馬貞作《索隱》，乃妄為之解，為晁公武所譏。知其書唐代不甚行，故貞不及睹。又《文獻通考》引周氏《涉筆》，以為鞅書多附會後事，疑取他詞，非本所論著。然周氏特據文臆斷，未能確證其非。今考《史記》，稱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車裂鞅以徇。則孝公卒後，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書？如為平日所著，則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開卷第一篇即稱孝公之謚？殆法家者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猶管子卒於齊桓公前，而書中屢稱桓公耳。諸子之書，如是者多。既不得撰者之主名，則亦姑從其舊，仍題所託之人矣。
書籍篇章
《漢書-藝文志》著錄《商君》二十九篇， 班固注曰：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諸葛武侯集》中始有《商君書》之名，又稱《商子》，現有26篇，其中第16篇存目無文，第21篇有錄無文，實存24篇。舊題商鞅撰。據後人考證，多為商鞅之後的人，“殆法家者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四庫全書總目》)。
《商君書》有嚴萬里校本，近人朱師轍撰有《商君書解詁定本》，王時潤撰有《商君書集解》。未代鄭樵《通志-藝文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都說今亡三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說今亡其一，可能是他們所見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記的缺佚篇數也不一樣。《商君書》共有26篇，其中兩篇只有篇目而無內容，加上《群書治要》卷36引《商君書-六法》中一段，實際只有24篇半。
| 第一篇 更法 | 第十篇 戰法 | 第十九篇 境內 |
| 第二篇 墾令 | 第十一篇 立本 | 第二十篇 弱民 |
| 第三篇 農戰 | 第十二篇 兵守 | 第二十一篇 御盜[缺失] |
| 第四篇 去強 | 第十三篇 靳令 | 第二十二篇 外內 |
| 第五篇 說民 | 第十四篇 修權 | 第二十三篇 君臣 |
| 第六篇 算地 | 第十五篇 徠民 | 第二十四篇 禁使 |
| 第七篇 開塞 | 第十六篇 刑約[缺失] | 第二十五篇 慎法 |
| 第八篇 壹言 | 第十七篇 賞刑 | 第二十六篇 定分 |
| 第九篇 錯法 | 第十八篇 畫策 |
理論宣言
戰國末年，秦國所以能統一六國，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這個歷史功績不能不歸功於商鞅在秦國進行的兩次革新變法。商鞅變法的指導思想是什麼，政策措施是什麼，這些答案都反映在《商君書》中，《商君書》是記載商鞅思想言論的資料彙編，又稱《商君》、《商子》。
《漢書·藝文志》著錄"《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曰：
"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或著錄《商君書》，或著錄《商子》，皆曰5卷。
宋代鄭樵《通志·藝文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都說"今亡三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說"今亡其一"，可能是他們所見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記的缺佚篇數也不一樣。而今，《商君書》共有26篇，其中兩篇只有篇目而無內容，加上《群書治要》卷36引《商君書·六法》中一段，實際只有24篇半。
關於《商君書》的作者，學術界頻有爭論。一種意見認為《商君書》基本是偽書，持這種看法的有郭沫若、黃雲眉、顧實、劉汝霖等。另一種意見是基本肯定《商君書》的作者是商鞅，持這種看法的除史志的編著者外，還有呂思勉、譚獻等人。第三種意見認為，《商君書》是商鞅遺著與其他法家遺著的合編，此書非作於一人，也非寫於一時，持這種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我們的看法是，前兩種意見有些牽強，第三種意見有一定道理。《韓非子·五蠹》篇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這說明商鞅確著有此書。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引“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這與《商君書·靳令》、《說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最後說："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商君書》正好有《開塞》、《農戰》篇，這說明韓非、司馬遷所見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商君書》中。但此書在後人編纂或流傳過程中，攙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論，這是不可避免的。
《商君書》側重記載了法家革新變法、重農重戰、重刑少賞、排斥儒術等言論，主要反映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首先是革新變法思想，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詳細記述了商鞅與甘龍、杜摯在秦孝公面前爭論變法的問題。
針對秦孝公怕變更法度、改革禮制受天下人非議的想法，商鞅說："行動遲疑就不會有名，做事猶豫就不會成功。我勸君王還是趕快下決心變更法度吧，不要怕別人的批評議論。法度是愛護人民的，禮制是利於國事的。所以聖人治國，只要能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用舊的法度；只要有利於人民，就不必遵守舊的禮制。"針對甘龍"因襲人民的舊禮俗去施行教化，不費什麼事就能成功。依據舊法度治理國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說法，商鞅說："這都是俗人的言論。
夏、商、周三代的禮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業；春秋時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業。所以聰明的人創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賢人改革禮制，而庸人受禮制的約束。我們不能和受禮制約束的人商討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計議變法。"針對杜摯"效法古人就沒有錯誤，遵守舊禮就沒有奸邪"的說法，商鞅說："古代的政教不同，我們效法哪個古人？帝王不相因襲，我們拘守誰的禮制？禮制、法度要隨著時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實際的需要。所以我說，治理人民，並非一個方法；為國家謀利益，不必效法古人。"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成為商鞅倡導變法的名言。《開塞》篇從考察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入手，論證了戰國末年只能實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國道路。"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從而說明只有變法革新，才能使國家富強興盛。
其次是重農重戰思想，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內容。《商君書》中有關重農重戰的論述最多。如《農戰》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靳令》說："農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朝廷讓人民拿剩餘的糧食捐取官爵，農民就會賣力耕作。《算地》說："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勝敵而革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國家富強的功效就在農戰兩項。
《去強》說："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墾令》篇還提出了20種督促人民耕墾土地的辦法。如國家按統一標準徵收地稅，農民負擔的地稅就公平了，國君講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農民就會積極耕種土地。可見。重農重戰。是法家治國的根本大計。
就三是重刑少賞的思想。加重刑罰，輕微獎賞（有時也說厚賞）、是法家的重要思想。《錯法》篇說："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常明，則民競於功。為國而能使其盡力以竟以功，則兵必強矣。"《去強》篇說："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加重刑罰，減輕賞賜，就是君上愛護人民，人民就肯為君上死。加重賞賜，減輕刑罰，就是君上不愛護人民，人民就不肯為君上而死。《去強》又說："以刑去刑，國治；以刑改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也就是說，用刑罰來免除刑罰，國家就治；用刑罰來招致刑罰，國家就亂。《開塞》說："治國刑多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可見法家是重刑而輕賞的。
對如何執行刑罰時，法家主張要統一刑罰。《賞刑》說："所以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這就是說，執行刑賞對誰都一樣。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對空談。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壹言》篇說："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謂"末"就是指的商業和手工業。《農戰》篇說："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政，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可見，法家對空談是排斥的。
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傳統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遺產的精華，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自治觀
在中國語文中，“自治”二字作為一個固定詞組連用，蓋始自《商君書》，在其《定分篇》中，“自治”一詞，凡三見。曰：“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辯慧，不敢開一言以枉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故知詐賢能者皆作而為善，皆務自治奉公。”曰：“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願愨而各自治也。”又曰：“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為置法官吏為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從字面的意思看，《商君書》中的“自治”，是指民眾自己治理自己。法家學派中，商鞅一派最重視“法”的功能，他們強調整個社會應在法制的控制之下，依法而行事，吏民皆知法守法，在這個前提下，民眾做好自己分內的職事則可，此即為“自治”。但是，在《商君書》特定的語境下，“自治”仍有自己特有的意涵，即第一，“自治”是法制框架下的“自治”，實際上是法制框架下的無條件順從；第二，從中可能體察出民眾自由和權利的缺失。筆者不揣淺陋，略述其所以，以就教於方家。
軍事思想
商鞅畫像商鞅（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複姓公孫，名鞅。戰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商鞅出身於衛國貴族，早年做魏相公孫痤的家臣，公元前361年入秦，得秦孝公重用，“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史記·秦本紀》）商鞅在秦國執政近20年，使秦國一躍成為當時民富強的國家，為秦爾後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功被封於商邑，稱商君，故又稱商鞅。秦孝公死，惠文王立，有人告其“欲反”之，惠文王派人捕殺了他，並車裂其屍，滅其全家。
《商君書》的大多數篇章都涉及軍事，其主要的軍事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1）是積極主張戰爭。它認為戰國時代是武力征伐的時代，“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開塞》）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戰爭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生死存亡，要立足天下，稱王稱霸，就必須從事戰爭，“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反對所謂“非兵”、“羞戰”的論調，明確肯定戰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戰去戰，雖戰可也。”（《畫策》）
（2）是農戰結合。它認為，農耕為攻戰之本，因為農業生產不僅為戰爭提供物質基礎，而且人民致力於農耕，才會安土重居，從而為保衛國土而戰。農、戰結合才能使國富兵強。
（3）是重刑厚賞，以法治軍。“賞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外內》）通過刑、賞要造成人民“樂戰”的風氣，“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賞刑》）
（4）是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戰略、戰術。主張明察敵情，量力而行，權宜機變，靈活主動。強調用兵作戰要“謹”，反對盲動。注重士氣在作戰中的作用。在《兵守》篇中探討了守城防禦作戰的原則和方法。
當然，《商君書》的軍事思想必然帶有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
名句
1.疑行無成，疑事無功。
2.法者，所以愛民也。
3.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
4.王者之兵，勝而不驕，敗而不怨。
5.固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6.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
7.法者，國之權衡也。
相關詩文
述古三首
作者：杜甫 唐朝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
鳳凰從東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
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
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谷為本，邪贏無乃勞。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
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勛，濟時信良哉。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裴回。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台。
商君書·更法第一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版本信息
書籍信息
商君書書 名: 商君書
注 譯：石磊
出版社： 中華書局
出版時間： 2009年10月
ISBN: 9787101070071
開本： 16開
定價: 11.00 元
內容簡介
《商君書》又稱《商君》、《商子》，是法家學派的代表作之一，在戰國後期頗為流行，《韓非子·五蠹》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但因《商君書》中《更法》、《錯法》、《徠民》等多篇涉及商鞅死後之事，顯非出自商鞅之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雲“殆法家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應是商鞅及其後學的著作彙編，其中著重論述了商鞅一派的變法理論和具體措施。此書現存26篇，其中2篇有目無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