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通高40厘米，腹部寬19.4厘米，重10公斤。
時代：商代
產地：1974年廣西武鳴縣馬頭鄉逸嶺出土。
有提梁，有蓋，器呈橢圓形。身、蓋四面有高聳的扉棱。通體以雲雷紋為底，蓋的邊緣、器底部裝飾有夔紋。蓋面和腹部是浮雕式的獸面紋，目、眉、耳突起，目似圓球，眉如臥蠶，眉尖突出器外。蓋上的獸面向左右，腹部的獸面向前後，上下互相錯開。提梁呈弓形，飾夔紋和蟬紋，兩端作牛頭形。蓋內有一陰刻銘文，可譯成“天”或“子”字。整件器物構圖嚴整，裝飾華麗，有極強的立體感。
獸面紋提梁銅卣銘文此銅卣為盛酒器，具有濃郁的中原文化特點，當是北方傳來之物。說明了早在商代晚期，中原的青銅文化已經進入廣西腹地，使壯族先民對青銅器有了最早的認識，同時刺激了廣西青銅鑄造技術的發展。
1991年1月，獸面紋提梁銅卣經全區館（所）專家審定為一級藏品；1995年11月，經國家文物局全國一級藏品專家確認組審定，確認為一級藏品。
銅卣紋飾簡介
夔紋圖案表現傳說中的一種近似龍的動物——夔，多為一角一足，口張開，尾上卷。自宋代以來的著錄中，在青銅器上，凡是表現一足的類似爬蟲的物像，都稱之為夔或夔龍，這與古籍“夔一足”的記載有關。《說文·攵部》：“夔，神也，如龍一足。”有的夔紋已發展為幾何圖形化的裝飾，變化很大。常見的有身作兩歧，或身作對角線，兩端各有一夔首，盛行於商和西周前期。
獸面紋提梁銅卣3銅卣是一種盛酒器，是商代人用來祭奠祖先和神靈的酒器。只見於商代和西周前期，在這之前和之後都沒有出現過，時代性很強。
大明山下元龍坡
1974年1月19日，廣西武鳴縣馬頭公社全蘇大隊第一生產隊農科組的幾位社員在該村附近的逸嶺挖貯糞池，無意中挖出一件色澤晶瑩、紋飾繁縟的青銅卣。他們知道這是件寶物，趕快把青銅卣拿到水溝洗淨，送往公社革委會。公社革委會立即撥通了縣文化局的電話，縣文化局馬上電告自治區文化局。第二天下午，自治區博物館的專家就趕到了出土現場。
馬頭公社全蘇大隊位於武鳴縣東北部，為大明山的東南麓。大明山連綿高聳，峰巒重疊。主峰龍頭山海拔1785米，是南寧附近最高的山峰。大明山歷史悠久，很早就受到人類的關注。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在那裡生活繁衍，五代時被士人視為神仙居所，宋時成為重要的關隘要道，至少在明代，就被列為地方勝景。從五代至清末民初，山上留下不少的歷史遺蹟和民間傳說。
2月15日，中山大學古文字專家、文物鑑賞家商承祚帶著他的助手應邀來到南寧。他在看過這件銅卣之後說，這是標準的商代銅器，而且年代不太晚，可能是商代早期，起碼是商代中期的，是一件“國寶”級的文物。又說，卣的紋飾用知鳥（蟬）他還是第一次見到，其他銅器上用知鳥有兩個時期，一是早商、中商，到晚商就沒有了；二是春秋時期。
銅卣的蓋內有一陰刻銘文 ，可譯成“天”，也可譯成“子”字，同中原地區一些商末周初青銅器上的銘文很相近。此字也見於甲骨文，有人認為是地名。推測它的地理位置在黃河流域。從銅卣的器形、紋飾、銘文的整體和細部看，都於中原地區商代晚期的同類器物風格一致，可以斷定是商代晚期的遺物。後來北京大學和故宮博物院研究商周青銅器的專家也認為是商代晚期，不是商代早期。
過了兩年（1976年1月），武鳴縣民礦站一位同志在馬頭公社那堤大隊一個叫“敢豬”的岩洞內又發現一件銅戈。這件銅戈器體扁薄，援呈三角形，前部已殘損，保存的部分可以看出中脊有一道棱，上下闌突出，長方形直內。內後部有兩個斜向相鄰的穿眼。這種戈在河南安陽殷墟和靈寶出土過，也是商代晚期銅戈。
“敢豬”岩洞與逸嶺同出商末文物，使考古工作者感到很驚奇。黃河流域的商代銅卣怎么會越過千山萬水跑到大明山腳下來呢？人們百思不得其解。
中原銅卣如何跑到大明山腳下？
過去有一種傳統說法，認為商朝奴隸制國家的統治範圍只限於黃河中下游地區，自20世紀50年代以後，由於考古事業的蓬勃發展，這種陳舊的說法已被考古新發現所打破。1974年，湖北黃陂縣盤龍城發掘出屬於商代中期的城市遺址。上世紀70年代末在湖南石門縣皂市發現和盤龍城類似的商代文化遺址，說明天塹長江並不是商王朝的南界。發現商代青銅器的地域也在不斷擴大，北邊越過長城以北200多公里，南到了湖南的寧鄉。這說明不能不按商王朝的實際管轄範圍來看待商文化的傳播。
生活在廣西的民族，遠在傳說時代就同黃河流域發生了聯繫。傳說“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此“交趾”就應包括廣西在內。《逸周書》記載。在商代向商王朝貢獻方物的民族中就有廣西的桂、產、甌、里等國。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也有商朝晚期向南方用兵的記載，而同地出土的龜板、海貝，經鑑定有不少是南海所產。這就是給我們透露了嶺南地區同商王朝發生聯繫的信息。到周代，向周王朝貢獻的方物又有“蒼梧翡翠”、“路人大竹”，這路人和蒼梧也應在今廣西境內。由於聯繫的不斷加強，他們從中原帶入青銅器是完全可能的。
仔細分析，商代銅卣之所以埋到武鳴來，無非有三種可能：
一是商末初周中原戰亂，失敗的奴隸主南逃，把銅卣帶到廣西來。
二是南方民族首領向商王進貢，商王將銅卣回賜給使者帶回。
三是南方民族首領在同商或商的屬國打仗時虜獲了這件銅卣，作為戰利品帶回。
1976年8月，在廣西的興安縣也出土了一件銅卣。這件銅卣的提梁是陶索形的，頸部有夔龍紋，腹部有獸面紋裝飾，底部有金文“天之父”三個字，也是商代晚期文物。2002年12月，在興安縣興安鎮北約3公里的田心磚廠出土一件西周銅簋，腹內有銘文九字。
興安地處湘桂走廊，是古代廣西通往中原內地最便捷的坦途。興安銅卣的發現，無異於在廣西腹地與中原大地之間亮出了一個中轉站，把商文化向南傳播的線路展現得更加清晰了。湖北、湖南發現大量商文化遺址，這說明了生活在廣西的部族可以通過這些地區間接受到商文化的影響。連著廣西的湖南，出土商代青銅器的地點最南到了常寧。常寧溯湘江而上，到廣西境內，只有幾天的水路，如果從零陵到廣西全州，再從全州到興安，更是朝發夕至。古代文化的影響是漸進的，接力式的。綜上所述，中原文化對嶺南地區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