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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中央集權與民族關係:以北方區域為線索》是從民族和政治的角度論述唐朝社會前後期的發展和變化，以及變化的趨勢，主要著眼於中央集權政治與民族關係互動的層面之上。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央政權的衰弱導致中央對地方的失控，使得周邊各種勢力迅速崛起，並向中原拓展，形成了北族南下、建立政權的紛亂局面。中原的世族和政治勢力則南渡長江，據處江左，進而與中原峙立。這種形勢的重要結果，是多民族的互相融合與同化。建立在此基礎上的隋唐二朝，尤其是唐朝，其民族觀念和心態，均較開放，少有阻隔。南北朝時期民族、文化的互融，表現在中原傳統文化吸入北方遊牧、半遊牧民族的文化和種族因子；亦表現在北方胡族接受漢文化、併入中原的持續過程。就基本趨勢而論，魏晉時期，中原地區表現的是胡族文化的迅猛介入，胡化趨向明顯。到南北朝，北方的民族融合成為主流，其趨向則是胡族的漢化。承此基礎開創的唐朝，主流上表現了民族觀念淡漠、種姓不分彼此的文化理念。隱藏在這種理念背後的則是唐朝的雄厚實力。唐自開國後，在遏制突厥的同時展開了向周邊拓展的強大攻勢，它先後征服了北部、西北部和東北地區的強權勢力，尤其是征服東突厥，使唐朝獲得了控制北部廣遠地域的機會。唐迅速建立起羈縻府州，起用各族部落酋長和首領充任都督、刺史，構建了中原與周邊聯為一體的統治體系和分布格局。與此同時，在青藏高原崛興了吐蕃政權；遠在西亞地區的阿拉伯帝國（大食）也迅速壯大，並向周圍拓展。唐朝征服東突厥之後，開始向西域進發，與西突厥競爭，隨後又與染指此地的吐蕃展開以安西四鎮為中心的爭奪戰。應該說，唐朝的擴展已經超越了此前的任何朝代，其強勢達到了空前的程度，接下來的重要任務就是如何維持住這種局面。公元7世紀初期亞洲大陸的強權勢力（吐蕃、大食、北方草原勢力等），迫使唐朝不能無限制地拓展，彼此的攻訐在新的形勢下展開了較量。吐蕃咄咄逼人的攻勢，在7世紀末葉打破了唐朝的拓展，遏制住唐朝的攻勢。突厥人乘機恢復了帝國，建立了東突厥第二汗國（又稱後突厥汗國）。到8世紀中期，唐朝內部以安祿山為首的地方節度使掀起了大規模的叛亂，打破了唐朝的戰略格局，王朝從此逆轉，逐漸地喪失了中央一統的強力。事實上，節度使御邊體系的形成，正始於唐朝攻勢戰略的破壞。節度使體系取代前期的府兵戍衛、邊防軍御邊、行軍征討的格局，表現出唐朝攻守戰略格局轉移的傾向（即攻勢轉向守勢）。由於王朝威勢的削弱，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文化觀念也開始發生變化，即原來中原與四夷的互融和彼此不分，則逐漸轉向內外有別，華夷觀念再次分化。
後期的唐朝，事實上形成了以長安、河朔等各自為中心的不同地域，長安朝廷控制的地區與河朔地區蛻演為文化的差異與種姓的分化。河朔百姓染指胡風，不尚儒禮，政治上不受朝廷支配，唐朝中央集權受到空前的挑戰。其威勢雖經德、憲諸朝的努力有所提高，但始終未能復原。到唐朝末年，內外矛盾的激化導致唐廷的覆沒，北部的地方勢力與民族勢力逐漸結合，形成了新型的權力格局，即契丹人建立的遼、党項人建立的夏、回鶻人建立的幾個小王朝與漢人建立的北宋王朝，成為新時期並峙的現象。權力格局的分化，是導致唐人民族觀念分化的政治基礎。就後期而論，唐朝華夷不分的觀念，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被華夷之別所取代。後期的社會觀念，隨著傳統的復歸，特別是儒家的道統追尋而得以強化。唐長孺指出唐朝後期社會的南朝化傾向，說明魏晉以來中國所受胡族文化影響的終結和中原正統文明的回覆[1]。在我們看來，這正是文化保守風氣的崛起。這種風氣體現在民族關係上，則是華夷分異觀念的重新強化，它使唐朝統治集團的觀念走向閉塞，決策保守，進而在喪失支配地方權力的情勢下引發地方民族勢力的分立。這種分立局面的結束即全中國一統王朝的再建，則晚至元朝。再建的強有力因素，仍然是中央政治的大一統強力。因此，本文認為，唐代時期民族觀念的開化或閉鎖，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方面有著密切的聯繫，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與中央王朝的政治強力聯繫在一起的；唐朝民族觀念的內涵不是抽象、概括的，而是有著豐富的具體內容和意義的。易言之，中央王朝的威勢存在與否，則是引發民族觀念變更的重要因素。唐朝前期民族觀念的開放即華夷不分，後期夷夏的分化，正是中央強力轉變的結果。歷史上的民族概念，是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而改變的，它本身附著於政治權力。隨著唐朝中央王權的興衰，民族的觀念被賦予不同的內容和意義。我們以唐朝為例，對公元7-10世紀的民族問題進行了探索，這種探索具有普遍的意義，即唐朝的民族問題對我們認識中國歷史上相似的問題有重要的啟示作用。當我們強調中華民族大一統發展的趨勢之時，分析其中演化的曲折和複雜，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這個趨勢的規律，更深入地認識中華民族發展的動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