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布衣之怒”的故事
秦王氣勢洶洶地對唐雎說：“你聽說過什麼是天子發怒嗎？”唐雎回答說：“沒聽說過。”秦王說：“天子發怒，死人百萬，血流千里。”唐雎說：“您聽說過布衣（平民）發怒嗎？”秦王說：“布衣發怒，不過是摘掉帽子赤著腳，用頭撞地罷了。”唐雎說：“那是平庸無能的人發怒，不是有才能有膽識的人發怒。從前，專諸刺殺吳王僚的時候，有彗星的尾巴掃過月亮；聶政刺殺韓傀的時候，竟然出現一道白光衝上太陽；要離刺殺慶忌的時候，竟有一隻蒼鷹撲擊到宮殿上。這三個人都是出身布衣的有膽識的人，心裡的憤怒還沒發作出來，上天就降示徵兆，現在，專諸、聶政、要離加上我，將成為四個人了。如果有才能有膽識的人發怒，倒下的雖然只有兩個人，血流僅僅五步遠，可是整個天下的人都要披麻戴孝！看來今天到時候了！”於是拔出寶劍站起來。
秦王嚇得變了臉色，急忙向唐且道歉：“先生請坐!哪裡會到那種地步!”
原文：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慾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 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 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古文翻譯--<<唐且說信陵君>>：魏國的信陵君錐殺了晉鄙，解救了邯鄲，擊破了秦軍，保存了趙國，趙孝成王親自到郊外去歡迎他。
唐且對信陵君說：“我聽說過：對於事情，有不可以知道的，有不可不知道的；有不可以忘記的，有不可不忘記的。”信陵君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呢？”唐且回答說：“人家厭惡我，對此我不可不知；我厭惡別人，卻不應讓他得知。別人對我有恩惠，我不應忘記，我對別人有恩惠，卻不應老放在心上。如今您殺晉鄙，救邯鄲，破秦軍，保趙國，這是很大的恩惠了。現在趙王親自到郊外來迎接您，傖促之中見到趙王，我希望您忘掉自己的大德吧！”信陵君答道：“我一定牢記您的指教。”
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不過，《史記·刺客列傳》：“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秦臣尚不可帶劍入殿，作為敵國使者的唐雎，焉能持劍立於朝堂之上？何況，其時秦國正與東方諸國全力相搏，面對來意不善的敵國之使，焉能如此麻痹大意？
資料
《唐且不辱使命》事出虛妄，當可定論。當代學者繆文遠先生在《戰國策考辨》一書中斷定，是章出自秦末漢初縱橫家之“擬托”。朱東潤先生也認為：“本文情節當出於虛構，不能視為真實的歷史記載。”
首先，基本情節不合事理。作為一方域僅“五十里”之小國，當天下板蕩之際，只能成為臣服大國強國的附庸，事實上是很難作為一個“國家”獨立存在的。即令魏國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尚存”，以秦王橫掃六合之兵威，但遣偏師一支以擊，彈丸之地旦夕可下，何須卑詞“易地”，自討沒趣，進行一嘲外交鬥爭”？秦王舉措固然令人費解，而唐且之行則愚昧至極。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魏國既滅，安陵豈能以“五十里之地”對抗虎狼之秦？即令以“劫秦”手段換取秦王一紙承諾，在“兵革不修、詐偽並起”“涽然道德絕矣”（劉向《戰國策書錄》）的戰國末期，缺少實力保障，這種承諾也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戰國策》注者鮑彪認為：“唐且之使愚矣！雖抗言不屈，豈終能沮之乎？”戰國策士的遊說活動皆有明確的功利目的，唐且怎么會“知其不可而為之”呢？
其次，人物形象有欠準確。該文的兩個人物唐且和秦王，與真實的歷史人物之間存在著鮮明的反差。歷史上的唐雎，是一位縱橫捭闔巧舌如簧的策士，並不是專諸、聶政、要離之類的玩命角色。“伏屍二人、流血五步”的恫嚇，“挺劍而起”一拚死活的架勢，非唐且一類的策士所願為所能為。而作為唐且對手的秦王嬴政，絕不是懦弱無能易於就範的庸主，那種色厲內荏前倨後恭的性格，和喑口惡叱吒一統天下的嬴政的個性特徵難以吻合。只要讀一讀《史記·刺客列傳》就可以知道，面對荊軻鋒利的匕首，猝然之間，秦王“乃以手共搏之”，可見其人身手矯健處變不驚，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角色。那種“色撓，長跪而謝之”的形象，和歷史上的秦王嬴政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複次，重要細節嚴重失實。矛盾的徹底解決依靠了那柄來歷不明的“劍”。《史記·刺客列傳》：“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秦臣尚不可帶劍入殿，作為敵國使者的唐雎，焉能持劍立於朝堂之上？何況，其時秦國正與東方諸國全力相搏，面對來意不善的敵國之使，焉能如此麻痹大意？
由此觀之，《唐且不辱使命》不僅違背了歷史的真實，作為文學作品，也違背了生活的真實；其文出於虛構“擬托”，而且虛構“擬托”的手法也實在算不上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