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咕咚來了[社會責任]](/img/b/622/nBnauM3X0QjNzkTN2kjMzcTO1UTM1QDN5MjM5ADMwAjMwUzL5IzL0I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咕咚來了[社會責任]")
有一個這樣的童話：森林裡的動物們邊逃邊喊“咕咚來了”，原來只是木瓜熟了，掉到湖裡發出“咕咚”的聲音，虛驚一場。最近的輿論正在熱烈討論企業的“社會責任”。這是個非常美好的字眼，但讀了幾篇文章，發現多半也是“咕咚來了”，連社會責任是什麼也沒有弄清楚。
他們明示暗示的社會責任大致分成兩類，區別在於和企業運營是否相關。第一類是對社會的“應付款”，企業獲得了收益，或造成損失，卻沒有埋單。又按照相關程度分成三種。第一種主要包括消費者和小股東價值。這是企業的基本教義，如果也算社會責任，那就沒別的責任了。不過也牽涉到國情，姑且算作社會問題。
第二種更“社會”一些，責任也很明確，如勞工福利和環境保護。第三種比較微妙，也許適用“不訴不理”的原則。科斯(Ronald H. Coase)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引用一宗民事訴訟，法院禁止糖果商使用機器，以免噪聲和震動妨礙相鄰的診所工作。科斯認為，交易成本為零時，禁止與否最終沒有區別。
主要討論前兩種。出來混，早晚要還地。但指望企業自覺還債不現實。競爭在毫釐之間，自覺的企業就會比不自覺的成本高，甚至失敗。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屍骸。有人立論履行社會責任也能帶來收益，但不能給出明確的證明，何況中國企業大部還處在低成本的紅海，中國的消費者普遍價格敏感。
解決之道在於社會從企業外部一視同仁地強制討債。實際上“社會責任來了”越喊地聲大，越說明社會討債力小。首先，缺乏利益表達和整合的機制，有公信力的中介組織，“應付款”就是糊塗賬，其次，各級政府替社會討債義不容辭，但實際上往往持默許的態度，甚至就是既得利益者，企業欠債的保護傘。最後，相關的社會團體也不夠強大。
但是反過來看，責權利對等。要求企業對社會負責，那么社會對企業仁至義盡了嗎？我們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效能、科教、文化和傳媒水準，恐怕還不如企業。特別是在諸多領域，例如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場還存在非常嚴重的行政壟斷，需要深入改革。社會還企業越多越快，企業還社會也越多越快。
第二類說白了就是捐款。世界首富比爾·蓋茨(Bill Gates)“捐出一個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次富巴菲特也傾盡家產，贏得國人一片喝彩。最離奇的觀點，某評論家撰文《富人為什麼一定要捐贈》，“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契約”，契約應當是雙向地，縱觀全文，我的理解就是收保護費，不知和黑社會的區別在哪裡。
但好像沒人關注為什麼不是兩人所創建的微軟和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捐款，而且實際捐出的是股權，微軟則擁有400億美元的現金，黑社會收保護費可只收現金，不收股權。巴菲特的觀點就是答案：公司任何慈善事業的支出，都應該由公司的股東做出決定，股東有權決定自己的錢應該作何用途。
所以第二類社會責任就是可疑地。如果兩人還是留給後代或者賣給他人，對公司而言，應付的股東權益其實沒什麼差別。公司並未捐款。理論上只要符合公司章程，股東們能動用股東權益之外的資金捐款，但數額稍大，勢必影響正常的運營，負責的股東不會這樣做。
郭士納所著《誰說大象不能跳舞》有一章《IBM與社會》指出，“2001年美國慈善捐款總額已超過2030億美元(1970年850億)。而公司捐款總額只有110億美元，占公司稅前總收入的1.2%。自1970年以來……這個比率就沒有多大變化……世界其它地方，也很少有公司給非營利組織捐款的傳統。”
但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還做不到用股東權益捐款。國有企業沒有人格化的股東，股東權益是國家的錢，理論上全部都應服務於社會，當然實際還有差距。國有企業家的合法收入也較少，還有大師高論“根本不需要激勵”。而民營企業普遍是民營企業家的影子，即使以個人名義捐款，也可能擠占公司的現金流。
實際上民營企業的財務普遍存在兩種極端的狀態：要么資金高度緊張，短融長投，稍有閃失全局崩潰。要么從不借債，擱置大量現金，二者都反映國內金融和制度的落後和扭曲，也都難以行善。中國古人就喜歡把金子埋在地里，反映出他們的生活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
比爾o蓋茨和巴菲特雖天縱奇才，他們與世長辭之日，基金會也有信心行使股東權益，支持慈善事業。但中國的民營企業連傳給親兒子，都未必能保證繼續正常運營，何況外來的基金會？我們應當先改善公司治理，再談社會責任也不遲。股東權益還要外部的金融和司法體制來保證。這裡也有社會對企業的欠債。
但在郭士納看來，企業可以捐獻能力：“我堅決主張，公司在慈善活動中……能而且也應該超越寫支票的層次……最重要地是，公司知道如何規劃、管理自己的資源……如果美國所有公司都能思考將獨特技能和資源用於解決社會問題，那么給社會帶來的效益，可就遠遠超過110億美元現金捐款的很多很多倍了。”
還有一種曖昧的企業捐款。2006年2月，三星集團宣布李健熙總裁家族無條件向社會捐獻8000億韓元(約合8.28億美元)，並就非法提供大選資金、三星愛寶樂園債券變相贈送等事件正式向國民道歉。黑金事件反映出東亞突出的政企不分。贈送事件則被認為是保證獨子李在鎔接管家族對企業的控制權，公私不分。
東亞還傳承儒家傳統，用黃仁宇的話說：“以道德代替技術”，因此不能“數目字管理”。綜合上述分析，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缺失最終都能追溯到公共和公司管理的低能。而那些社會責任的布道士們，多半不懂經營，但居高臨下地教訓或審判企業，想必頗有快感，也能樹立自己的道德品牌。
西方企業的社會責任也經歷過長期培養。19世紀80年代末，紐約中央鐵路公司決定停運紐約到芝加哥一條免費的客貨兩用路線。記者就此採訪公司創始人之子、現任負責人威廉·范德比(William Henry Vanderbilt)：“難道公司不是為了公眾的利益而運營地嗎？”回答是：“讓公眾見鬼去吧(The public be damn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