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濟渠

只是好景不長，周恩來一學期的書還未讀完，周濟渠就帶著妻兒去了奉天。 1917年周恩來東渡日本時，周濟渠也向侄兒周恩來提供過一些資助。 ”因此，可以說，周濟渠1910年將周恩來帶出淮安這一無意之舉，卻成了影響周恩來一生的一件大事。

周鳴鹿，譜名駿龐，號敦甫，他雖曾還生過周貽震和周貽升，但均早天，因此，周濟渠成了周鳴鹿的獨生子。他在周家大排行三，因此周恩來稱之為三伯父。
周濟渠幼年讀書很刻苦，精通經史子集，是位很有學問的學者，並能寫一手漂亮的顏體字。他的父親出於對他前途的考慮，還給他捐納了一個“國學生國子監典簿銜”。在他長大成人後，就為淮安多家有名望的人家聘為塾師。他的同輩和後輩鄉坊故老都喜歡喊他“老夫子”。這句淮安方言的意思就是褒獎他是個學問很高的人。因為周家在淮安的關係和地位，周濟渠也被引進師爺行業。但淮安地處淮河下游，清王朝末年疏於河道治理，先後於光緒32年(公元1906年)和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兩次發大水，整個蘇北一片汪洋。當地居民不得不背井離鄉四出逃荒。周濟渠所在衙門也不得不大批裁減員工。他這個師爺本來就是個既不入品也不在“編”的人員，自然屬裁退之列。周濟渠為生活所逼，不得不帶上妻子和四歲的兒子周恩彥，離家去東北投奔時任奉天右參贊的妻兄錢能訓。
周濟渠是成人後由父親做主，先娶淮安曹甸(今屬寶應)大戶人家的曹氏為妻。曹氏去世早，又於光緒30年(公元1904年)續娶錢馥蘭為妻。錢馥蘭的哥哥錢能訓，祖籍浙江嘉興。光緒24年(1898年)中了進士，在清末和民國年間曾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1918年曾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兼代國務總理，同年12月任國務總理，直到“五四”運動爆發才被迫引咎辭職。周濟渠與其妹結婚時恰逢在京任監察御史的錢能訓去南方有事，便順道到淮安參加了妹妹錢馥蘭的婚禮，並在淮安住了一段時間，錢能訓也曾多次去駙馬巷周家作客。當時周恩來只有6周歲，錢能訓見其聰穎靈秀，十分喜歡，特意幾次輔導周恩來的書法，給幼年周恩來留下深深的記憶。
東北地區本是滿清王朝的發祥之地。清入關後雖定都北京，但仍給東北以許多優惠政策。如把盛京(今瀋陽)定為大清朝的陪都，建奉天府為京府等，事實上是把整個東北地區建成為一個特別地區，所以，東北的經濟、文化等方面都較發達。
周濟渠到東北後，錢能訓就安排他到鐵嶺任稅捐局主事，兼管鐵嶺的礦務。這是一個很不容易謀到的“肥官”。
也是緣於清末大水，1909年秋，周濟渠奉命去湖北賑災，10月清廷詔示周濟渠在湖北賑災任內“捐加四品銜並指歸分省試用”。
就在周濟渠這次赴湖北前，時在東北奉天的周貽賡就委託他這次南行時，能順道回淮安老家看看，去東門外祖塋地祭祀一下祖先，並把12歲的周恩來和周恩來父親周貽能一起帶來東北，以便讓他這個侄兒繼續上學讀書，也好讓他的胞弟周貽能生活有個著落。
周貽賡是周恩來的親伯父，在周恩來父輩親兄弟中居長。他也是利用周濟渠的姻親關係才到東北謀上差事的，當時已在奉天度支司任司書。周貽賡在去東北前曾在淮安先後娶王氏和繼配趙氏夫人，兩任夫人皆未生育，且去世較早。到東北後，他又續娶楊氏為夫人，仍無出，便一直無兒無女。而當時周恩來因失去生母和嗣母，在武漢做小職員的父親收入微薄，根本無法養家活口，故他只能失學在家。但他不甘學業荒廢，多次寫信給他的四伯父，祈求到他身邊讀書。據周恩來嫡親弟媳、現已八十六歲高齡的王士琴老人對筆者說，四伯母(指周貽賡續弦楊氏)生前曾對她說過，恩來那時年歲雖小，但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信寫的很感人，“親愛的四家伯，我多么想念書啊!”所以，周貽賡深深地被他這位侄兒打動了，就趁周濟渠南方之行托他將周恩來帶到東北。周濟渠本來就是個熱心人，加之還是伯侄關係，也就滿口答應下來。待他的湖北公事一結束，就和七弟周貽能一道乘船順江東下，再輾轉淮安，帶上侄兒周恩來一起乘船北上。那是1910年初春的季節。十二歲的周恩來從垂柳吐翠、百草排芽的故鄉來到了冰天雪地的東北，邁出了他人生最為重要的一步。
到鐵嶺後，周濟渠幫周恩來父親周貽能在鐵嶺縣衙門找到一份差事，又為他們父子倆找了一處安身之所——彭家大院。大院主人彭廣心老人的兒子彭左清工作在鐵嶺商會，和周濟渠是朋友、同事。彭左清要求周貽能在閒時的每天晚上輔導彭家孩子的古文和書法，他們父子便可免費寄住於彭家大院西廂房。周濟渠又把侄兒周恩來安排到鐵嶺銀岡書院讀書。銀岡書院當時在當地是所很有名氣的學館。書院距周濟渠供職的稅捐局很近，遇有陰雨雪天，周濟渠就讓侄兒周恩來到他家吃午飯。只是好景不長，周恩來一學期的書還未讀完，周濟渠就帶著妻兒去了奉天。
公元1915年的一份《周濟渠履歷表》記載，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周濟渠“奉直隸勤業道委充水產股科員”；民國三年(公元1914年)10月，周濟渠任奉天“蒙廳長委辦鐵嶺稅捐徵收局局長，12月到差”。民國五年(公元1916年)，回天津“任津浦鐵路局秘書”。鐵路運輸業在當時還是個剛剛興起的行業，到鐵路上工作後，薪金也高得多。周濟渠在自己生活提高之後，也經常給四弟周貽賡和侄兒周恩來提供資助。1917年周恩來東渡日本時，周濟渠也向侄兒周恩來提供過一些資助。
“五四”運動爆發後，從日本剛剛歸國的周恩來滿腔熱情地投身其中，成了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著名領導人。這時，擔任北洋政府總理的錢能訓卻正因為沒有處理好學生運動而被迫去職。周濟渠既是錢能訓的妹夫，又是周恩來的伯父，當時又在天津供職，他深為侄兒周恩來的安全擔心，一再告誡他，“千萬不要參加亂黨”，並以將登報聲明與他脫離叔侄關係相逼。可事實上，周濟渠又冒著生命危險，千方百計掩護周恩來逃離敵人的追捕。
1928年12月，周恩來從上海化裝成商人乘船到天津。不料被敵人憲兵包圍。但是敵人並不知道與會人員的具體身份，反動軍警們只是嚴令被圍人員都必須由當地親屬前來認領才能放行。當第一批同志被認領出去前，周恩來就機智地托他們務必帶信給在津的三伯父周濟渠。周濟渠得信後，大驚失色，急忙穿上長袍馬褂，叫了一輛車前往出事地點。一路上，他就盤算著，多年未見到恩來，不知他現在長成什麼模樣，因為在這一節骨眼上，見面時稍一遲疑或其他任何一點疏忽都會造成反動軍警們的懷疑，帶來不堪構想的後果；如果直接寫上“接周恩來”的字幅吧，雖能讓他早早發現，但無疑是把他送人虎口。因為自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後，周恩來就一直是重金懸賞緝拿的中共主要領導人。周濟渠老人忖度再三，就寫了一個“接周大鸞”的大字條幅置於車前。周恩來老遠看到了自己的乳名，心領神會，忙親熱地高喊“三伯，三伯!爸爸叫我給您拜壽來了。”由於叔侄之間親密無間，加之周濟渠在天津的聲望，使周恩來從容擺脫了敵人的包圍緝捕。敵人抓不到共產黨要犯，又懷疑被周濟渠接走的人，就派偵探跟蹤“周大鸞”。周恩來到周濟渠家中後，周濟渠仍驚悸未定，苦勸侄兒不要再參加“亂黨”，“清王朝都推翻了，還革什麼命?”周恩來則一邊感謝伯父的救護，一邊堅定地表示，只要他一息尚存，他認準的事業就一定要幹下去，周濟渠理論不過，只好既愛撫又無可奈何地說：“那就只好‘人各有志，我不強勉’了。不過，山高水險，千萬得小心為之呀!”周恩來點頭允諾。當時，特務們在周濟渠的寓所周圍日夜監視，周恩來一時很難脫身，最後他發現偵探們對女性出入盤查跟蹤不嚴，就想起當年在南開學校演話劇時的做法，穿上高領旗袍，戴上假髮，扮成一名貴婦人，這才從特務的眼皮底下溜走。1946年9月周恩來在會見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李勃曼時曾提到1910年那次離家的事：“十二歲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裡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因此，可以說，周濟渠1910年將周恩來帶出淮安這一無意之舉，卻成了影響周恩來一生的一件大事。
1929年，周濟渠調南京任津浦鐵路總務處文管課課員。1934年他的妻子錢馥蘭過世，他因年老需人照顧，便退休到武漢與在那裡工作的兒子周恩彥一家同住。兩年後病故於漢口，時年63歲。第二年，周恩彥遵周濟渠生前遺囑，將其靈柩水運南京，與妻子合墓於南京永安公墓。
周濟渠的獨生子周恩彥已於1962年病逝，所遺四子女現分別居住於湖南衡陽、廣州、青島和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