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
1964年至1970年，吉林大學物理系學習。畢業後在吉林省梨樹縣郭家店鎮房管所工作。
1972年10月——1981年02月，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技術員。
1981年02月——1983年03月以訪問學者身份在加拿大蒙特婁大學工學院進行研修。回國後繼續在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從事技術和管理工作，先後擔任工程師、副科長、分廠副廠長。
1985年05月——1990年08月，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副廠長兼總經濟師。
1990年08月——1993年11月，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
1993年11月——1994年04月，機械工業部汽車工業司司長、黨組成員。
1994年04月——1998年04月，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
1998年04月——2002年03月，教育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
2002年03月——2002年09月，外經貿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
2002年09月——2003年03月，外經貿部副部長、黨組書記。
2003年03月——2004年02月，商務部部長、黨組書記。
2004年02月——2004年05月，商務部黨組書記。
人物逝世
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商務部黨組書記、原部長呂福源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4年5月18日10時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59歲。 2004年5月25日，呂福源的遺體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
呂福源病重期間和逝世後，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乾、王樂泉、王兆國、回良玉、劉淇、劉雲山、吳儀、張立昌、張德江、陳良宇、周永康、俞正聲、賀國強、郭伯雄、曹剛川、曾培炎、王剛、李鵬、萬里、喬石、朱鎔基、李瑞環、宋平、劉華清、李嵐清、榮毅仁、薄一波、宋任窮、徐才厚、何勇、李鐵映、何魯麗、丁石孫、許嘉璐、顧秀蓮、盛華仁、路甬祥、烏雲其木格、韓啟德、傅鐵山、唐家璇、華建敏、陳至立、肖揚、賈春旺、王忠禹、劉延東、李貴鮮、白立忱、羅豪才、郝建秀、陳奎元、徐匡迪和谷牧、田紀雲、遲浩田、張萬年、陳慕華、王丙乾、鄒家華、布赫、鐵木爾·達瓦買提、彭佩雲、周光召、韓杼濱、宋健、錢正英、朱光亞、趙南起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悼念。
人物生平
呂福源同志1945年10月14日出生於黑龍江省綏化縣，1969年9月參加工作，1983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4年至1969年在吉林大學物理系學習，畢業後在吉林省梨樹縣郭家店鎮房管所工作。
1972年4月，呂福源同志調到吉林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轎車廠從事技術工作。1974年，他成功組織引進我國汽車行業第一台三座標測量機，並組織開發了紅旗轎車後橋齒輪計算程式，創造了第一個齒輪計算程式。1981年3月至1983年4月，受國家選派，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加拿大蒙特婁工學院進修，成績優秀，受到外國專家的高度稱讚，並多次被挽留在國外工作，但他毅然回國。回國後，利用業餘時間翻譯了大量外文資料，並蒐集、整理了有關電子計算機方面的英日文原著，分類編寫出300多本書的提要目錄。1983年4月後，歷任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工程師、副科長、轎車廠副廠長，多次參加技術改革和重要技術引進工作，1984年5月被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授予“總廠換型改造功臣”榮譽稱號。作為國慶35周年檢閱車項目的負責人之一，充分利用自身的外語和專業技術優勢，與其他技術人員一起夜以繼日，攻克難關，出色地完成了檢閱車的試製任務，受到中央軍委的通令嘉獎。1985年2月任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副廠長、總經濟師，主要負責對外貿易工作，認真研究汽車工業發展形勢，積極引進設備、提高技術、培養人才，為一汽的產品改型換代和發展我國轎車工業作出突出貢獻。特別在主持引進“488”發動機、奧迪車型項目、威斯摩蘭焊裝線和15萬輛捷達轎車項目談判中，利用廣博的業務知識、精湛的專業技術和高超的談判技巧，克服多種困難，成功引進了項目，為國家節省了大量資金，也為一汽的業務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1990年5月，呂福源同志調北京工作，先後任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黨組副書記，機械工業部黨組成員、汽車工業司司長。1994年3月起任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參與制定了我國《汽車工業產業政策》，組織重大合資合作項目的實施，推動我國汽車工業重大項目建設，為我國汽車產業提高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國際競爭力作出了突出貢獻。作為機械工業特別是汽車行業的領導和專家，對國際經濟形勢和行業發展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過程中，組織研究制定了我國汽車工業的應對措施，為保護我國汽車工業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在領導機械工業科技工作期間，推動機械行業科技進步和行業科技體制改革，指導進行機械行業內部挖潛，為機械行業提高產品質量，最佳化組織結構，提高自主開發能力作出了重要貢獻。
1998年3月，呂福源同志任教育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他堅決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和“科教興國”戰略，研究教育工作中的重大課題，不斷推進教育體制改革。他先後主管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大力推進素質教育，組織進行基礎教育課程體系和教材改革，重視師德教育和教師教學能力的提高，為實現基礎教育的“兩基”目標傾注了大量心血；堅決貫徹 “共建、調整、合作、合併”方針，精心組織，積極協調，制訂周密方案，為基本形成中央和省級政府兩級管理、以省級政府為主的新的高校管理體制，推動重點高校“211”工程建設，為我國建設高水平大學和重點學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按照中央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培養專門人才的要求，組織實施高校連續3年擴招，加強高層次套用型人才培養，積極倡導在高校試辦示範性軟體學院，積極組織實施直接引進國外高校的優秀原版教材的工作，縮短了大學教材編寫和使用上與已開發國家的差距。他大力推進高校調整結構，重視學科建設，下大力氣抓新興學科的發展，促進科研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為我國人才培養和高等教育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2002年2月，呂福源同志任外經貿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同年9月任外經貿部黨組書記、副部長。他以高度的熱情投入新的工作領域，刻苦學習，深入調研，認真做好分管的綜合工作和政策研究工作，指導進行國際化、區域化和加入世貿組織新形勢下發展外經貿業務的調查研究，推動外經貿部的信息化建設。
2003年3月，呂福源同志任商務部部長、黨組書記。他以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牢記使命，恪盡職守，顧大局，識大體，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順利完成了商務部的組建和職能的整合轉變，實現了人員和業務的平穩過渡。在抗擊非典工作中，認真貫徹中央“一手抓防治非典不放鬆，一手抓經濟建設不動搖”的戰略決策，採取果斷措施，保障了市場物資供應，穩定了國內市場。在對外經濟貿易工作中，積極適應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和入世承諾，緊密圍繞發展這一第一要務，求真務實，開拓創新，提出了關於促進國內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事業發展的20項重點任務。全面加強部機關的制度建設、作風建設、信息化建設和幹部隊伍建設，大力加強商務業務發展規劃，深化內、外貿和國際經濟合作管理體制改革，加強進出口巨觀調控，促進外貿立法和內外貿一體化，為國內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事業持續、健康、穩定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同年7、8月，他成功主持第五屆亞歐經濟部長會議後，馬上出訪了加拿大、俄羅斯、土耳其、高棉等國家，夜以繼日，參加了幾十次外事活動，取得明顯成果。9月初，在已初查出患病的情況下，仍堅持抱病參加了在坎昆舉行的世貿組織第五次部長級會議，短時間內參加了近30次重要的外事活動，不僅在多個領域闡述了中方立場，還同世貿組織、歐盟及美、加、澳等11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多次多、雙邊溝通和磋商，為推動世貿組織新一輪多邊談判和多邊貿易體制發展做出了積極努力。9月下旬，他開始住院治療。2004年2月他從事業和工作大局出發，向中央提出辭去商務部部長職務的請求，經中央批准，免去其商務部部長職務，繼續擔任商務部黨組書記。
住院治療期間，呂福源同志仍然堅持學習，在與疾病做頑強鬥爭的同時心繫我國商務事業，在病榻上堅持帶病工作，關心我國市場體系建設、流通體制改革、進出口貿易、引進外資和國際經濟合作等各項業務發展的情況，認真履行商務部黨組書記職責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組織評價
呂福源同志政治立場堅定，始終對黨忠心耿耿、堅貞不渝，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充滿信心。他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黨性觀念強，堅持原則，作風民主，顧全大局，服從黨的安排。他堅決擁護黨的基本路線，在各項工作中始終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堅決貫徹落實中央的各項路線、方針和政策。他特別重視和善於學習，勤于思考，求知若渴，具有強烈的學習精神和鑽研精神，即使在節假日和國外出訪期間，也經常到圖書館和書店查閱資料，利用一切機會孜孜不倦地學習政治理論、經濟理論、科學技術和業務知識，不斷提高自身的理論素養、知識水平和領導能力，善於從巨觀戰略高度思考研究帶有全局性的重大問題，以學習指導和促進工作，解決實際問題。他工作作風嚴謹細緻，一絲不苟，反對浮誇之風，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尊重人才，注重調查研究。他經常深入基層，密切聯繫民眾，傾聽民眾心聲，重視解決他們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難。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廉潔奉公，兩袖清風，對親屬和下屬要求嚴格，體現了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優良品德。
呂福源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為黨和國家的事業奮鬥的一生。他把畢生精力獻給了祖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最終累倒在工作崗位上。黨和人民不會忘記他，會深深地懷念他、紀念他。
呂福源同志的逝世，使我們黨失去了一位好黨員，人民失去了一位好兒子，商務戰線上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領導。我們深切悼念呂福源同志，就要學習他忠於人民、忠於黨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勤奮工作，為推進商務事業發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出更大的貢獻。
人物特寫
紀念我國首任商務部長
2003年呂福源出任我國首任商務部長2003年3月，呂福源出任我國首任商務部長，與金人慶、馬凱、周小川一起，被稱為溫家寶政府財經四閣員。
2003年9月，在初步查出罹患癌症的情況下，呂福源仍參加了在高棉舉行的第六屆東協和中國及東協和中日韓經濟貿易部長會議。緊接著，他又出席了在墨西哥坎昆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部長會議——這是他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
2004年2月，為使商務部工作不受影響，呂福源提出辭去部長職務。隨後，中央宣布由薄熙來出任商務部部長，免去呂福源的部長職務，但仍保留黨組書記職務。
2004年5月18日，呂福源逝世，享年59歲。因健康原因在政府部長的位置上任職如此之短，在新中國的同級官員中恐怕很難再找到第二個。
呂福源的去世，常讓人生出“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沾襟”之感。這位從基層一步步扎紮實實走上國家領導崗位的我國首任商務部長，雖在公眾面前還遠未“臉熟”，但他在事業上的成就卻不容抹殺。北京汽車工業總公司總經理董揚在懷念文章中寫道，“如果有關權威部門能在總吉他一生的基礎上，將他樹為某種楷模，我將深以為榮、深以為幸。”董揚還說，“與我所熟悉的汽車行業的諸多學者、專家、工程師、優秀的企業家相比，呂部長對工作的責任心最強，他是以事業為己任的。在一汽時，以振興一汽為己任；在中汽及機械部工作時，他實際上處於專職負責中國汽車工業政府管理工作的最高位置，他是以振興中國汽車工業為己任；其後在教育部、商務部任職，他又以當時的職責為己任。”
學者部長
呂福源愛讀書，是一位公認的學者型部長。他常說，“人是智慧生命，應以認識宇宙為快。”以這一思想為前提，他從小埋頭讀書，絕不浪費時間在無謂的事情上。讀大學期間，“文革”爆發，同學們熱衷於兩派鬥爭、“文攻武衛”，呂福源卻保持了一個年輕人難得的冷靜，依然穩坐圖書館，博覽群書。除專業書之外，馬克思的《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李卜克內西的《馬克思與恩格斯》等無不涉獵，並記下了幾十本讀書筆記。
呂福源很看重個人知識體系的建立，他說，我們這樣的開發中國家最需要綜合型人才，綜合型人才一定要博大精深，通曉全面，有自己完備的知識體系。“基礎學科一定要有專家水平，這樣才能對新技術、新事物有非常快的反應。對於其他非基礎學科，要做到廣博，因為所有知識都是互相關聯的。” 在日復一日的手不釋卷之後，呂福源建立了自己獨特而實用的知識體系。一次，呂福源在國外的一家舊書店買書時，店主忍不住上前與他攀談了起來。店主說，他賣了幾十年的書，對任何一個人都能從他所買的書中基本判斷出其職業，但今天竟不能判斷呂福源的職業，這讓他非常好奇。呂福源說自己是一名教師，業餘喜歡閱讀各類書籍。店主顯然不相信，但又不好多問。後來，店主對呂福源說，他有一本珍藏的絕版書，如果呂福源能說出內容，就給他當天買的書打五折。結果，呂福源不僅說出了這本書的內容，而且還給店主介紹了一些相關書籍。原來，這本絕版書是二戰後出版的一本準確預測了戰後經濟發展趨勢的著作，由於作者當時沒有名氣，所以發行量很小。呂福源是在一本經濟書的索引中知道了這本書的存在，找了很久才在英國的一家圖書館找到。當時，呂福源還在汽車行業工作，但金融和經濟已是他知識體系中重要的部分。
完備的知識體系賦予了呂福源嚴密的邏輯能力，而邏輯的力量是強大的，它必然指向超前的判斷力。這種判斷力使得呂福源能夠不受周圍環境的左右而明晰地做出並堅守自己的選擇。
1969年，呂福源結束大學學業，被分配到一個小鎮上做工人。幾個和他情況類似的同學對前途都很悲觀，但呂福源卻認為：總有一天國家還會重視知識、重視人才，在大多數人還沒認識到這一點時，他們應該超前一步，抓緊時間學習，以備將來之需。他還提議制定一個“三三三”計畫，即利用三年的時間掌握三門技術(計算機技術、電視技術、無線電通訊技術)，三門外語(英語、日語、俄語)。那時，呂福源已經在查閱外國科技文獻時“發現計算機技術近幾年在歐美發展很快，一些西方學者將計算機的套用比作第三次工業革命。”“三三三”計畫制定之後，呂福源和他的這3位同學每周都會聚會一兩次，每次由一人根據自己的專業特長主講一兩門課程，然後進行討論。國內形勢的發展果然被呂福源言中。“四人幫”倒台後，知識重新受到重視，呂福源和他的同學們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出了不俗的成績。
呂福源常說，來北京工作的一大樂趣，就是這裡有全國最大的圖書館。周末如果沒有工作，他會在那裡泡上一整天。這種度周末的方式，在部長中恐怕也算絕無僅有了。搬到北京後，呂福源一家四口第一次出行，就是去國家圖書館。呂福源帶著兒子去閱覽室看書，愛人苗老師則帶著還不能辦理借閱證的女兒，在目錄檢索室教她如何查找書籍。
苗老師說，“福源每接手一份新工作，第一件事都是抱一大摞那個專業的書回來。” 大量閱讀，再加上卓有成效的調查研究，使呂福源雖然調動頻繁，工作性質跨度很大，但都能很快進入角色，並成為那方面的專家。呂福源不好工作之外的交往，不喝酒，不吸菸。每次出差在外，他從不讓地方安排工作以外的參觀，有閒暇時就跑書店。剛開始，隨行人員還堅持陪著去，但慢慢的，就沒人“敢”陪了。底特律一位汽車界人士說，“我們最喜歡接待呂部長了，因為不開會時，你只要早上把他放到書店，然後晚上再去把他接回來就可以了。”
技術專家
1972年9月，呂福源經對調進入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紅旗轎車分廠總裝車間，成為一名冷氣裝配工。呂福源常對家人說，能在全國第一的汽車廠當工人，是非常自豪的！這種自豪感最直接的體現恐怕就在於，即使是被分配做冷氣裝配這樣與他名牌大學畢業生的身份極不相稱的工作，他也是全身心投入。白天，他和工人師傅搶著乾力氣活，晚上則埋頭於資料中，對空調製冷的原理追根究底。
到一汽不久後的一天，呂福源就發現，在援助朝鮮的紅旗轎車中漢語和英語兩本說明書關於空調製冷原理的說明有根本性錯誤。在查閱了大量資料之後，他把修改說明書的報告交給了車間。之後的一天，他正在裝配轎車的地溝里幹活，忽然有人走過來大聲問：“是呂福源嗎？”來人是曾留學美國並在福特工作過的轎車廠總工程師、我國第一輛轎車——“東風”轎車的設計者之一史汝楫。他是看了呂福源的報告後，專門下車間來找他的。後來，轎車廠按呂福源的建議對說明書進行了修改。這個“膽子大”、外語又好的年輕人也就此進入了廠領導層的視野。
上世紀70年代初，為迅速恢復紅旗轎車生產、提高紅旗車質量，一汽從國外進口了一批高精尖設備。當時隨設備帶來了大批國外資料，日文、英文都有，急需翻譯。1974年的一天，時任轎車廠總工程師的趙靜岩找到呂福源，讓他在業餘時間翻譯幾篇英日文資料。結果，趙靜岩大大吃了一驚，因為呂福源的譯文水平比他找的專業翻譯高多了。於是，呂福源被借調到技術科，在翻譯了大量外文資料之後，又扛起了向高精尖技術挑戰的重任——負責一汽從日本引進的我國汽車行業第一台三坐標測量機的安裝調試和人員培訓工作。
三坐標測量機是一種技術密集型的智慧型化測量儀器，用於測量汽車零部件的加工精度。當呂福源第一次看到三坐標測量機時，由於當時的歷史情況，設備一直沒開箱，受了風吹雨淋，機械部分鏽蝕了，計算機部分已全無動作。為了調出這台受損機器的最佳精度，追蹤國際上三坐標測量機的最新發展，在當時相當閉塞的環境下，呂福源抓住一切機會，去北京各大圖書館，尤其是部隊、軍事院校的圖書館收集資料。在克服了重重困難之後，他終於掌握了關鍵數據，使設備投入了生產使用。
但呂福源並未就此止步，而是進行了更深一層的開發工作。通過自學計算機語言，利用三坐標測量機附帶的美國HP 9810電子計算機，他又開發出了後橋齒輪計算程式，這是一汽歷史上第一個自主開發的電腦程式。從此，呂福源在三坐標測量機方面聲名鵲起，全國各地的同行紛紛慕名前來請教。而且，凡一機部所屬企業要引進三坐標測量機，談判和驗收工作是必定要請呂福源參加的。
“文革”結束後，全國上下一派新氣象，科技重又受到了重視。此時，已成長為業內數一數二的技術專家的呂福源奔走於各兄弟廠，幫助進行驗收、索賠等工作，壯志滿懷，意氣風發。1978年，呂福源受一機部指派，赴重慶汽車發動機廠驗收從日本引進的三坐標測量機。在對計算機三天三夜的考機運行中，呂福源查出此設備記憶體板存在故障。經過據理力爭，我方向日方索賠成功。在從重慶歸來的火車上，呂福源寫下了一首詩，記錄了與日方技術人員柴山、金田、市瀨、木村談判時的感受。
自嘲
1978年4月20日於10次特快列車
衣冠已舊貧窮輩，其貌不揚似愚昧。
卻對日方縱談笑，寸步不讓針鋒對。
柴山苦笑無言回，金田攤手向後退。
市瀨為難不言語，木村贊同點頭微。
談判驗收看論理，衣冠相貌卻無愧。
胸懷祖國有正氣，代表民族無亢卑。
1981年，呂福源順利通過教育部的考試，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訪問學者，赴加拿大蒙特婁大學工學院進修。在加期間，呂福源不但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自己的學業，還為導師的科研項目承擔了許多工作。1983年呂福源回國前夕，導師一再挽留他擔當工程的領導工作，並許諾將提供優厚待遇，但是都被他婉言謝絕了。鑒於呂福源留學期間的傑出表現，在他回國兩個月後，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黨支部通過高教部向一汽轎車廠黨組織建議：發展呂福源同志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3年4月，呂福源甫一歸國即被賦予重任——主持從日本進口的大型底盤模擬測功機的解體、搬遷、重新安裝及調試工作。底盤模擬測功機是用於測量汽車驅動輪輸出功率、扭矩和轉速的專用計量設備，可以模擬對汽車進行檢測時的各種條件，如各種路面、風速、剎車力等，還可以進行風速風洞試驗，當時全國僅此一台。1979年底呂福源出國前曾負責驗收該設備的電子計算機部分，當時由於基建方面的原因，該設備被臨時安裝在一個廠房內。1983年初，新廠房落成了，但怎么把這個龐大的系統安裝到新廠房內，成了一個有爭論的問題。有人堅持認為我們自己技術力量不夠，應該請日本專家，但這樣需要花費25萬到30萬美元。在明知有很多困難的情況下，呂福源毅然挑起了這副重擔。
這套設備光電氣、電子線路圖紙就有1000多張，各類英日文說明書有近40卷。在對這個系統進行了反覆分析後，呂福源自己動手重新畫了分析圖，理清了所有連線線路。他和十幾位同事一起，全部自己動手拆，自己運，自己裝，自己調，終於排除了所有故障，按說明書調出了所有精度。搬遷工作全部結束後，日方派來的專家組組長對他們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
在一汽從1983年7月開始的以產品換型為中心的第二次創業中，呂福源以他卓越的工作為一汽在技術方面的改進立下了汗馬功勞。1984年5月，呂福源被授予一汽“總廠換型改造功臣”榮譽稱號，之後不久升任一汽轎車分廠副廠長。
上任之後不久，呂福源又接受了國慶35周年紅旗檢閱車的設計和生產任務。雖然生產檢閱車對轎車廠來說並不陌生，但中央這次提出的技術要求在國內尚屬空白——要有自動升降活動篷；要有調節首長檢閱時高度的自動升降底板；要具有防護性——對於這些要求，當時人們既無感性認識也沒有相應的技術資料，而且只有9個月時間，任務相當緊迫。一汽為此成立了工作組，趙靜岩任組長，呂福源任副組長。在奮戰了250個日夜之後，工作組出色地完成了國慶35周年閱兵用車的歷史任務，受到了中央軍委的嘉獎。
談判高手
1985年2月，呂福源升任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副廠長、總經濟師，主要負責經營和對外經貿工作。從那時起直到1990年調離一汽，呂福源輾轉奔波於歐洲和美國之間，進行了大量艱難的談判工作，促成了一汽奧迪車型的引進及15萬輛捷達轎車項目的上馬，為一汽以上轎車、輕型車為主要標誌的第三次創業在硬體上做了充分的準備。呂福源因此被一汽人尊稱為“一汽的基辛格”。
頗富傳奇色彩的要數一汽對德國大眾在美國威斯摩蘭工廠設備的引進。這些生產線上生產出來的捷達等轎車使一汽在國內轎車生產的競爭中拔得了頭籌。如今，一汽—大眾的總裝線和焊裝線大部分用的仍是威斯摩蘭廠的主要設備，其中焊裝線有64個機器人，其自動化程度仍居我國同類設備之首。
1988年底到1989年春，一汽決定買下德國大眾位於美國賓州威斯摩蘭一座工廠的全部設備(主廠房26萬平方米，有車身焊裝、油漆、總裝三個車間)，這樣他們就能最快地擁有一座年產30萬輛轎車的工廠，在國內的競爭中贏得先機。為不走漏訊息，一汽派出了只有呂福源和外經處副總工程師李光榮兩個人的“微型”代表團。在談判中，德方要價3900萬美元，但呂福源手上只有國家給的2000萬美元外匯額度。談判進行了21天之後，雙方在2500萬美元這個關口上卡住了。談判已無法進行下去，德國人決定送客，機票也買好了。在第二天的告別宴上，呂福源聽德國大眾的幾個人在用英語閒聊時提起：由於奧迪新車型的開發沒有跟上，他們很擔心當年德國大眾會因為達不到保本點而裁員。呂福源立即抓住這個信息，對他們說，“我們可不可以互相解決一點困難，在未來幾年，我作為最大的用戶買你的車(當時國家計委有此計畫)，使你的車超過保本點，但是你要把那個工廠完全給我。”對方一聽也很興奮，立刻說，那你們先別走，退掉票，我們要向董事會報告。真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又一輪激烈的談判後，呂福源把德方要求我們購買奧迪車散件的數量由20000台壓到了14500台。簽完契約後，他又馬不停蹄地奔赴美國，把一汽在美國的進修生調到威斯摩蘭，守住了工廠的大門。美國人看得目瞪口呆：這個工廠這么簡單就變成中國人的了？!
在美國，呂福源又對方方面面做了大量說服工作，終於使得一汽能夠把100多名技術人員和工人派往威斯摩蘭，和當地的工人一起聯合動手拆裝設備。因為只有聯合動手，一汽的工人才能得到有效培訓，回國後這些生產線才能最快地投入使用，也才可能為“捷達”最快上市贏得時間。果然，聯合拆裝一事還是遭到了美國鋼鐵工會的起訴，對方認為在他們國記憶體在大量失業工人的情況下，拆遷設備的工作不雇用當地人是違法的。憑藉之前周密細緻的工作，呂福源帶領一汽有驚無險地渡過了這個關口。
後來，一汽又將呂福源贏得的這座“免費”工廠的設備作價2500萬美元，加上拆遷費、海運費等，以3800萬馬克的總價值作實物出資，投入到了一汽—大眾的資本金中。節省下來的2000萬美元則用來武裝了幾個分廠，使它們都變成了行業里一流的零部件廠。
呂福源另一件為汽車界人士所津津樂道的事是引進“488”發動機時的海損賠償案。1986年一汽引進克萊斯勒“488”發動機項目的談判時間長達9個月，呂福源作為項目的中方負責人，在整個談判以及落實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在發動機設備的運輸過程中，貨輪遭遇特大風暴的襲擊，機器設備受損。因對方裝箱時存在一定問題，一汽向克萊斯勒提出了索賠要求，但對方認為這是不可抗力，不想賠償。在最關鍵的一場談判中，看美方堅決不同意賠償，呂福源便說，好，既然是不可抗力，那么我遭遇了不可抗力，兩年不能投產，所有契約上的其他義務，包括我們對美國付款的義務，也就兩年都不能履行了。美國人一聽，無奈地笑了，因為如果我方不履行契約上的義務，他們的損失加起來，比賠償我們的數額要大一倍還多。最後，美方賠償了我方8%的損失，海損事件順利解決。
行業指路人
1990年，呂福源調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任副總經理。1993年秋，新一屆政府改革，汽車工業的管理職能由中汽總公司劃入機械工業部，呂福源先任汽車工業司司長，從1994年春開始任主管汽車工業的副部長，全面負責起了中國的汽車事業。呂福源時常告誡自己的下屬——既要了解世界經濟技術的發展動態，把握世界經濟技術發展的脈搏，又要吃透我們國家的方針政策，這樣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制定出符合國情的汽車發展政策和規劃。他是真真實實“以振興中國汽車工業為己任”的。
20年前，國外曾有人預測，中國人永遠都做不了轎車；10多年前，國內圍繞要不要發展轎車的問題爭論不休。呂福源在審慎分析汽車產業的現狀和未來之後，堅持認為轎車進入百姓家庭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如果我們錯失發展轎車的機遇，我們這個潛力無窮的大市場就會完全被國外大公司所占領。在此基礎上，他說出了那句被廣泛引用的“名言”：12億人的中國搞現代化，人流比物流更重要。拉4個人的轎車比拉4噸石頭的卡車有更大的生產力。
上任不久，呂福源即力主籌辦轎車進入家庭的研討和展示會，邀請全球主要汽車生產企業與中國政府及企業共同參加，這就是“當代國際轎車發展與中國轎車發展戰略技術交流研討及展示會(即PSE’94)”。PSE’94首次把研討和展示結合了起來，世界各大廠商都帶來了他們精心挑選的車型。這一形式新穎的大會動員了社會各個階層的熱情，為改變人們的觀念，改變以公費購買和使用為主的市場結構，促進中外汽車界在更廣泛的領域進行更深層次的交流與合作，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為中國汽車工業的歷史性轉折做好了充分準備。
1995年和1996年，在呂福源的領導下，我國又成功舉辦了PSE’95 ——“汽車零部件發展及世界汽車發展趨勢研討及展示會”，PSE’96——“汽車產品開發及世界汽車發展趨勢研討及展示會”。這裡面，貫穿了呂福源的一個戰略意圖。第一步，在轎車是否進入家庭的爭論仍很激烈的形勢下，研討家用轎車，引起外資對中國汽車工業的關注，保持汽車工業的旺盛發展勢頭；第二步、第三步，則是在對外開放成為中國汽車業發展主流的形勢下，強調開發，強調零部件，避免中國汽車工業陷入單純的製造和組裝，避免成為外國大公司的附庸。
呂福源有一種大胸懷，大眼光。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他就不斷呼籲，我國汽車行業一定要建立自主開發的能力，不能走引進——消化——吸收——落後——淘汰這條路。他的一些想法，如全國汽車行業一盤棋，我國汽車工業應儘快融入全球產業的大分工，應注重汽車的安全和環保，中國的汽車業必然要走整合合併的道路，等等，直至目前仍極具指導意義。車用汽油機電子控制技術是汽車大幅度提高節能水平和降低排放污染的關鍵技術。我國從1993年下半年開始籌建生產汽油發動機管理系統的聯合汽車電子公司，在此過程中，呂福源提出了全國統一規劃，打破部門、地區界限，高起點引進生產、開發和匹配技術等要求。為了集中資源，增加影響力，呂福源親自向一汽、東風、上汽、北汽等公司提出參股的要求，並得到了他們的回響。在呂福源的領導與推動下，這一項目為全國陸續實施歐Ⅰ、歐Ⅱ、歐Ⅲ排放標準立下了汗馬功勞。這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汽車企業罕見的由政府主導、跨地區跨行業聯合開發的成功項目，對於破除各自為政、相互封閉的舊觀念，改變中國汽車工業分散、重複、小而全、低水平的現狀具有重要意義。
到中汽總公司赴任伊始，呂福源就組織了汽車模具項目。轎車的生產一般分為三個環節，即產品開發、模具製造、生產廠家投入生產。汽車覆蓋件模具廠是技術密集和資金密集型產業，在已開發國家，模具廠都是獨立的。汽車廠開發出產品準備投產時，即可到模具廠訂貨，這樣100多套高精度的大型模具幾個月內就能製造完成並交付生產。西方大的汽車廠家之所以能不間斷地快速推出新車型，這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我國的模具廠卻全部隸屬於汽車廠，功能只限於對模具進行修修補補。基於此，呂福源提出我國應建立一到兩個模具中心，一個建議是：找一個實力較強的廠家，將模具分廠獨立出來，積累一些資金，為向高層次發展打下基礎。雖然大家都認為這是有利於汽車行業全局發展的大好事，應該做，但卻沒有哪個汽車廠願意將自己的模具分廠獨立出來，最後這一計畫只能無疾而終。另外，呂福源還曾發起國內各大企業共同出資在美國成立設計公司，以近距離接觸國外最新的設計技術，作為國內企業在國外實施產品開發的平台；他還主持過ABS和安全氣囊等項目，但都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實行。
但無論如何，呂福源前瞻性的眼光，必然會在歷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
在具體的工作上，呂福源從實際出發，也有很多創舉。在汽車司成立初期，時任司長的呂福源就力主建立司務會制度：重要工作由汽車司的司級領導及各個處的處長共同研究，共同決定，目的是打破部門分工界限，避免專權腐敗。其時，汽車司的工作內容包括批准項目、外匯分配、進口配額、產品目錄等許多重要職能。這一制度保障了機械工業部汽車司這樣一個人數極少而重權在握的部門能夠很好地履行它的職能，從體制上保障了工作人員不犯錯誤。
在我國加入WTO之前，為了正確制定加入世貿組織後的應對措施和相關政策，呂福源又創造性地成立了“汽車行業關稅稅則工作小組”，成員有汽車工業司的同志、有關專家、主要汽車生產企業的主要領導等。這一組織形式，作為一個高層次的綜合決策平台，將前方與後方、政府與企業、當前與長遠、理論與現實、政策制定與實施等有機地結合了起來，為中國復關談判、加入WTO，在汽車這一敏感問題的談判策略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保證汽車產業入世前後的平穩發展、減少衝擊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呂福源以其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對汽車產業的敏銳洞察力，為我國汽車工業的發展提出了許多具有前瞻性的應對政策。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的汽車工業並未像有些人說的那樣，當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會遭遇滅頂之災。相反，我國的汽車工業不僅成為了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而且經由健康穩步的發展，我國已成為世界第四大汽車生產國。
責任重於生命
1998年，呂福源調教育部任副部長。國家的前途在教育。發展教育走強國之路，又成為了呂福源新的奮鬥目標。主管基礎教育時，在潛心鑽研教育先進國家的經驗的基礎上，呂福源力主教育創新，強調培養學生學習新知識和創新的能力；強調應把信息技術教育作為整個國家科技和教育發展戰略的一部分給予充分重視。主管高等教育期間，呂福源特別重視信息技術和生命科學的發展，要求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35所大學試辦示範性軟體學院。稍後，在示範性軟體學院的基礎上，又建立了36個國家生命科學與技術人才培養基地。示範性軟體學院和國家生命科學與技術人才培養基地的建設，對於促進我國軟體產業、生命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探索新的人才培養模式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2002年，呂福源調任外經貿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後任黨組書記。當他2003年當選首任商務部部長、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時，一位老部下打電話向他祝賀，他的回答卻是：“任務很重，壓力很大。”在他的眼裡，職位並不意味著前呼後擁的“風光”，而是責任和義務。
上任伊始，呂福源幾乎不接受任何採訪，他的低調甚至影響到了商務部換牌子這件事。自3月18日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連續幾天都有記者守候在原外經貿部大門外。但一連等了多日之後，記者們卻在25日一早發現商務部的新牌子已被悄然換上。許多攝影、攝像記者都因沒有抓到這個歷史性的場面，而感到遺憾不已。
商務部的許多人私下裡都稱呂福源為“呂二十”。這是因為擔任商務部長不到兩個月，呂福源就在充分掌握部內情況和對國際國內形勢進行了準確的分析之後，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提出了商務部近期內的19條重點工作，後來又在東北片會上補充了一條，於是得了一個“呂二十”的綽號。這20條涉及了商務部有關國內貿易、國際貿易、國際經濟合作的基本工作職能，同時也對商務部的發展提出了長遠規劃。
呂福源曾說過，中國的商務部不應以善於爭吵而聞名世界，而應以善於運用智慧贏得世界各國的尊重。這種智慧在解決與土耳其的貿易糾紛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呂福源曾將特殊保障措施比作世貿組織中的一種SARS病毒，並指出它必將對世貿組織所倡導的自由貿易的原則帶來致命的危害。由於土耳其與我國有部分產品及產業結構相同，2003年夏，在土國內產業界的壓力下，土耳其的國內貿易主管部門做出了對中國部分產品適用特殊保障措施的決定。為了解決這一貿易糾紛，防止特殊保障措施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濫用，呂福源親自帶隊，組成了浩蕩的出訪隊伍。開始時，土方態度非常不好，刻意減少了外交禮節，沒有保證安全的必要措施，只有一輛機車跟隨車隊前後。團隊里的其他同志非常生氣，紛紛勸呂福源儘快回國。但呂福源絲毫未被土方的傲慢所激怒，而是冒著近40度的高溫一家一家地拜訪土方的知名企業和商業團體，耐心講解貿易糾紛對兩國企業經濟利益的損害。在呂福源的誠意和勸說之下，土方逐漸改變了態度。從只有一輛機車尾隨車隊，到兩輛、四輛，再加上四輛轎車，直至最後進行街道戒嚴保障團隊車輛的順暢通行。最後，土耳其總理親自接見了呂福源，在談話中為呂福源的人格魅力所感動，會談後又拉著呂福源的手要求進行小範圍會談。這時，解決糾紛已不是重要問題，而是土方要與我國商談在更廣闊領域內的經濟合作了。
2003年9月2日，呂福源已初步查出罹患癌症，醫生建議他立刻手術。但呂福源沒有同意，因為9月5日至6日他要到高棉參加東協10+1和10+3經濟部長會議。9月8日至18日他還要飛往墨西哥坎昆參加世界貿易組織新一輪貿易談判。這次會議擔負著對多哈回合談判進行中期評估的任務，我國是首次以世貿組織正式成員的身份出席，對我國享受權利、申明主張、維護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為這次會議，呂福源已精心準備了5個多月，他認為這個責任別人無法代替，於是說服醫生，放棄治療機會踏上了征程。在坎昆的短短數日中，呂福源參加了近30場的多雙邊會議和磋商，為推動貿易談判、維護中國和廣大發展中成員的合法權益奔走努力，經常徹夜不眠。在坎昆，他讓世界聽到了開放的中國的聲音。
10月2日，在因工作推遲了一個月之後，呂福源被送進醫院接受手術。在手術的前夕，國慶節那一天，他寫下了自己的心聲：
2003年十月一日國慶節有感
戰鬥正未有窮期，號角頻吹戰鼓急。
身雖負傷臥病榻，心馳神往仍參與。
回首往事全無悔，苟利國家生死以。
五十三天訪五國，廣交朋友解難題。
三個代表記心頭，倍感祖國有實力。
手術後的住院期間，呂福源的病床邊仍然放著厚厚的圖書和資料，每天仍在思考和研究商務發展中的重大問題。直至逝世的前一天，他還在指導秘書撰寫研究報告。逝世後，工作人員整理資料時發現，呂福源住院治療的200多天時間裡，研讀、查閱的各類書籍近300冊。
平民部長
去過呂福源家的人，都對他家裡的一對沙發椅印象深刻。那是上世紀80年代一汽的“知青廠”利用為“紅旗牌”客車生產座椅停產後餘下的料件，製作而成的一批汽車座椅型的特殊沙發椅。這種沙發椅骨架全是方形角鐵，只是扶手上有兩塊木板，坐起來並不舒服。而且由於用得太久，坐墊、拉簧都損壞了，但呂福源仍然捨不得扔掉，只是讓修理工湊合著修補了一下，又做了一套椅套罩起來。和這對沙發椅配套的，還有80年代我們司空見慣的一個茶几。
呂福源出生在一個有兄弟姐妹八人的大家庭中，一大家子的全部生活來源只是父親的一份工資。在這樣一個貧窮的環境中長大，呂福源養成了異常艱苦樸素的作風。後來無論地位如何變化，他的生活都一樣儉樸。樸素已經是他血液中的一部分，一位老同事對他有一個恰如其分的評價，“在他看來，超過實用價值哪怕是一丁點兒的東西都是非常的浪費。”
在呂福源住院的最後時間裡，女兒幫他清理那把舊得已經看不出是什麼牌子的刮鬍刀時，呂福源特意叮囑她：兩邊的刀片不能互換，把刀片分別取下來清理乾淨後，還要放回原位。這樣，刀片和驅動軸就不用重新磨合，可以延長使用壽命。對所有東西，呂福源都有一套類似的愛護方法。他家裡的冰櫃和洗衣機自從買來之後，一直用到現在，都沒有出過太大的故障。
除了捨得花錢買書之外，其他生活消耗品呂福源都是最低標準。他幾次想買一把軟一點的高背椅子，可到商店看了價格，卻始終捨不得買。打開他的衣櫥，除了正式場合穿的幾套西服之外，襯衫全是幾十塊錢一件的。有一次，呂福源去兒子家，由於是冬天，屋裡比較冷，兒媳就拿了一雙白色的毛拖鞋讓他換上。可他卻堅持要穿普通塑膠拖鞋，並解釋說，他穿的一元錢一雙的襪子，買的時候不知道掉顏色，穿了以後才發現，所以不能穿白色的毛拖鞋。
“超過實用價值哪怕是一丁點兒的東西都是非常的浪費”這句話不僅適用於呂福源在生活上的樸素，也適用於他的個性。他不喜虛派頭，不喜應酬，也不拐彎抹角地說廢話。他如果說什麼做什麼，是一定要解決問題的。他不會用任何時間去做超出“實用價值”的事情。他到外地出差，從來都是輕車簡從。每次出差前，總是一再叮囑接待單位，在吃住等生活方面的安排要簡單，不要鋪張浪費，但是要處理的事情，要解決的問題必須事先準備好。到了目的地，他經常是立刻投入工作，工作完成之後馬上啟程返回。有一次，他頭一天從北京飛到廣東，下了飛機後立即會見省有關領導，研究工作；第二天在廣東辦完事，又立即驅車直奔碼頭，中間只在路邊的一個小飯館吃了個午飯，乘船趕到海口時已是下午近四點，他又馬不停蹄地召集開會研究問題，一直工作到夜裡；第三天一早天還沒亮，他就乘坐首趟航班趕回了北京。
人物後記
最初對苗老師的印象來自編輯《呂福源與中國汽車事業》一書的過程，在大家的描述中，這是一位默默在背後為丈夫奉獻的女人。
為了敲定書的封面，我們終於見了面，與我之前想像中的“柔弱”形象不同，苗老師的聲音響亮而愉悅，個子很高，梳著已經很少見的齊耳直發，就是大學裡老師的樣子，讓人油然生出親近感。
在給她轉述了我們社裡一位平時寡言少語的權威校對在看了書稿之後情不自禁說的一番話後，苗老師感動至哽噎，重複了好幾遍這位同事的名字，並堅持要把他寫入後記的感謝名單中。
見過苗老師後我告訴主編，她人極客氣，一點小事謝個不停。主編停頓了一下，說：夫妻之間，時間長了是相互影響的。
家庭生活
他們兩個，國中同桌，高中同學，大學快畢業時開始約會。12歲時第一眼，是在長春二中大禮堂看新生分班榜。她在前，看到了自己，初一1班5號。這時後面一個聲音說，“我在1班，7號！”她回頭看到的這個人後來成了她的同桌，12年後又成了她的另一半。苗老師說，不知為什麼，她對那一眼印象特別深刻。
大學時，他們周末常在吉林省圖書館相約讀書。那時，呂福源只有一套衣服。每次約會的前一天晚上，他都會把衣服洗乾淨。但有時衣服幹了，兜還沒幹，他就把兜翻出來，站在圖書館門前看書，一邊等，一邊讓風把兜吹乾。有一次，他看書入了迷，忘記了把兜翻回去，苗老師遠遠地看著感到很奇怪，那個白白的是什麼東西？
結婚後，夫妻倆堅守清貧，在借來的只有9平方米的小屋裡一住就是10年。呂福源赴加拿大學習的兩年時間裡，兩人的通信居然有百餘封。
呂福源是那種典型的中國傳統家庭中的長子，他尊老、克己、儉樸、勤快，關心他人，愛恨不形於色，有強烈的責任感。他對兒子非常嚴厲，但他在西裝革履之下，經常穿著一件已經洗得很薄而且破了好幾個洞的短袖背心，卻只因為那是兒子的三好學生獎品。當年在一汽時，作為領導的他和年歲較大的李光榮一起出差，都是他幫李光榮提兜拎包，上下飛機時攙上攙下。後來貴為部長，和老同志一起出國，他都是找各種藉口，把頭等艙的位置讓給老同志，自己則在普通艙一坐一天。在他最後說話已經很費力氣的日子，老部下李宗毅去看他，在探視結束對方已走到門口時，他突然說：“宗毅，不要再拖，儘早把膽結石做掉！”呂福源自己就是肝膽管上長的石頭處發生了癌變。
呂福源是個很注意身體健康的人。女兒上國中時，他和苗老師堅持走路送女兒上學；平時工作間隙，他也喜歡在單位院子裡散散步。也許是出於中國人都有的對看病的畏難情緒，也許是工作太忙，雖然有幾次因工作強度太大導致膽結石發作，呂福源疼得都暈了過去，但他卻一直沒做手術。2003年9月2日，呂福源赴高棉參加東協會議，在上海轉機時順便檢查了一下身體，卻發現膽結石已有癌變。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是堅持去了金邊，接著又去坎昆參加了世貿組織部長會議。回國後，在有條不紊地處理完手頭的工作之後，他才第一次讓苗老師陪著，去了上海，這一去，就再沒從醫院裡出來。
很多人都說，如果呂福源當初不去坎昆，而是早點做手術就好了。但董揚卻認為不然。他說，“呂部長是個極認真的人，對工作的態度、對疾病的態度，是他自己深思熟慮後決定的，別人是難以左右的，他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人，他按照自己的信念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是留下，還是去坎昆？相信這個問題，呂福源自己是認真權衡過的。而在沒別人可替代他的情形下，出於強烈的責任感，後者，似乎又是他必然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