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學家
吳文暉 （1913~1990）廣東省農經學會第一屆理事長。一生從事農業經濟研究和教育長達61年，堅韌不拔， 一生不倦， 對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農業經濟教育事業和農業經濟學建設做出了許多貢獻。從40年代至80年代， 整整50年的時間裡， 吳教授一直是我國農業經濟界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至今享譽海峽兩岸。
吳教授生於1913年，青年時就讀於梅州東山中學，1933年畢業於原南京中央大學社會學系並留校任教，後赴英國倫敦大學深造，於1938年11月獲倫敦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當時祖國正受著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全國人民奮起進行神聖的抗日救國戰爭。青年才俊，愛國情深，吳教授毅然回國赴難，輾轉於當年底回到祖國。
回國後，他即被原中央大學（時在重慶) 聘為教授，大器早成。1941年8月，他應浙江大學（時在貴州湄潭）竺可楨校長之邀，任浙大教授和農經系主任，次年又兼任該校農業經濟研究所主任並開創了浙大農業經濟學研究生的指導培養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後，人們紛紛“復員回鄉”，吳教授亦於1946年4月回到廣東，受聘於中山大學社會系。1946年11月，吳教授應當時南京中央大學校長吳有訓先生的邀請，重回中央大學執教，並任該校農經系主任和農經研究所主任。全國解放後，吳教授到中山大學任教。1952年11月，華南農學院在原中山大學農學院基礎上成立，吳教授留教於華南農學院（今華南農業大學） ，直至1984年底離休。1990年8月，吳教授逝世於廣州，享年77歲。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吳教授耕耘不輟，著述達300餘萬字。他學識淵博，態度嚴謹，深思熟慮，對我國農業和農村社會的發展，對農民生活的提高及地位的改善，提出過很多深刻、獨到且至今仍然給人啟迪的科學意見。
在40年代，吳教授從我國為農業大國的實際出發，大力呼籲“農業建設實為當前經濟建設的基本環節”，直言“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主張“立國宜農工並重”。他認為，我國農業建設必須解決農業的技術、經濟和社會三大方面的問題，應分別由農業技術學、農業經濟學和農村社會學去研究和尋求解決方法。農業技術學“研究如何改進農業生產技術，以提高產量及品質”。農業經濟學“研究如何改善農業經濟，以增大農民個人及國家社會的利益”。農村社會學“研究如何改良農村社會組織與文化”。“它們的共同的主要目的都是求較好的農村生活”。
三者中，吳教授認為農業經濟學的重要性實屬最大。“因為農業經濟是農村社會的基礎，必須經濟改善，社會組織才能健全，社會文化才能發達，農村生活才能提高，此乃顯而易見之事⋯⋯但若經濟問題不得解決，則增產未必能夠實現，縱產量增加，亦未必對農民個人及國家社會有所裨益。”我想，這至今仍然是“顯而易見之事”。
吳教授還強調，農業經濟學研究和農業政策的厘定應“能使農民與國家社會兼受利益並使總體利益達於最大”，為達此目的則要同時注意農業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四個方面，雖應視具體情況而有所偏重，但不可偏廢。這一意見，不單從農業經濟發展的一般過程來說是正確的，就是我們今天部署農業產業化經營，也十分值得考慮。
吳教授生前對農村土地問題研究最為深入。他的《中國土地問題及其對策》一書，初由商務印書館於1944年11月在重慶出版，後於1947年2月列為該館“大學叢書”之一再在上海出版。該書可謂吳教授就我國土地問題及土地經濟理論體系成一家之言之作，出版後倍受學術界推崇，至今依然。書中關於當時我國人口密度、人地比率、地權分配、農場規模、租佃成分及地租等的測算與分析，多為學術界接受和使用。他在書中首先強調我國土地問題的重要和極端嚴重。他指出，我國雖土地廣闊，但人口尤為龐大，致人多地少，人均耕地更少，人地比率殊高， “若一個國家並不是農業國，那么耕地雖少，也還不一定發生嚴重問題，惟中國耕地既
那么少，而農業人口卻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因此耕地不足或人地比例失調，便成為極端嚴重的問題了”。“就我國現況而言，⋯⋯若土地問題不得解決，則農業問題乃至整個國民經濟問題必無法圓滿解決。”今天，我們的土地問題一樣的重要，甚至也一樣的“極端嚴重”。
對極端嚴重的人多地少問題的解決，當然要做許多事情，吳教授當時即明確認為， “最有前途者，厥為發展工業，以吸收農業人口”，惟中國發展工業的條件，“第一是限制人口，使其不致隨工業化而比例增長，第二是加速工業化的進行。”在40年代，他曾多次呼籲限制人口的過速增長。對中國人多地少問題之嚴重和限制人口過速增長持這樣明確深刻認識者，吳教授當屬最早之列。50年代初，馬寅初先生髮表其“新人口論”後，吳教授亦曾應約就我國人口政策撰寫專文，惜未及發表， “新人口論”即受批判，該文稿只好廢棄。
吳教授將土地問題分為土地分配和土地利用兩方面，土地利用是目的，土地分配為土地利用提供現實條件。他認為，土地分配不均，集中程度高，是當時妨礙土地合理利用和廣大農民生活貧困的主要原因，是最基本的農村問題，呼籲儘快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在土地利用方面，他認為農場過小、土地散碎和先現代的方法是土地不能合理和充分利用的原因，其中農場過小是最大的癥結。改善土地利用之法是擴張土地的利用、經濟土地的利用和集約土地的利用。擴張土地的利用，是消滅土地可用而未用之現象，增加可用地之供給，擴大農場規模。經濟土地的利用，是實行耕地重劃，改變耕地的過於散碎，使農家得到整個相連之大塊田地，並制定法律，規定農場之最小規模和限制再度分割。集約土地的利用，即多加勞力資本，改進技術如興修水利、改良和推廣良種、施用優良化學肥料、科學防除病蟲害、引用新式農具與機器等，以增加單位面積產量。為此，吳教授認為需要大力提倡合作農場制度，說“要中國農業完全現代化，必須推行合作農場制度”，因為農業現代化之科學化、機械化、工業化、商業化均須以合作農場為實行之基礎。“土地若仍歸個人所有，個人經營，每一農場面積，必仍細小，土地利用，必仍難期現代化、合理化”。
在40年代，農業經濟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在我國歷史尚短。吳教授以其專業造詣，十分注重農業經濟學的建設。他曾多次撰文，分別就農業經濟學的範圍、地位、性質、內容體系，以及研究途徑與方法，提出完整的意見，並且十分強調農業經濟學濃厚的套用性，主張我國農業經濟學的建設“自不能不視國情而有所偏重”，農業經濟學研究“自亦須如各國之視國情而定”。這些意見，都收集在其《農業經濟論》一書，亦頗受學術界的推崇，對我國農業經濟學建設和農經教育產生重大的積極影響。
50年代以後，吳教授依隨我國農業經濟建設和改革發展進程，先後對我國的土地改革、農業合作社管理、農業經濟效益、農業區劃與布局、農業生產結構調整等重大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1963年，吳教授當選為廣東省經濟學會常務理事兼該會農業經濟組組長。1964年，吳教授任廣東省農業區劃委員會農業經濟組組長。80年代初，他主持農業部“農業技術經濟研究”重點科研課題，主持編寫了《農業經濟與管理》全國統編教材。該教材出版後，吳教授即思考撰寫擬名為《中國農業經濟論》或《中國農業經濟概論》的著作，以他一生親見親聞、親力親為的事實和經驗，為我國農業經濟學的建設做出再一次系統的探索。他已形成基本構想並已著手蒐集整理資料。奈何病魔無情，其貧弱之身不足供驅使，可恨天不假年，竟不容英才再展，吳教授此一宏願未能實現。
吳教授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在廣東省農經學會1983年年會上的開幕詞》(載《南方農村》1984年第1期) 。為這篇篇幅不大的開幕詞，吳教授挑燈伏案撰寫，修改增刪多次。記得他的修改稿拿來讓我抄正至少有三次。每一個修改稿，都是圈圈劃劃，稿紙上已沒有任何可以再寫文字之處，他刪改文稿的次數之多可想而知，足見其治學為文的嚴肅認真，及對學會工作的盡力與負責。廣東省農經學會成立的籌備過程中，吳教授積極協助各項工作。1981 - 1984 年間，作為理事長，吳教授協助組織學會的各項工作和各次研討會議。
吳教授一生治學嚴謹，從不輕易為文，最厭惡那些抄襲拼湊言之無物的東西，認為那是純粹的沽名釣譽，道德不良，絕非正直和有良知者所為。他對農業經濟研究所抱宗旨是“要發現問題和尋求解決問題之方法”，認為若對問題的解決無所裨益，則所謂之研究一文不值，抑或個人可能顯赫一時，對社會對公眾決無好處。這些都在他談如何學習和研究農業經濟的文章中寫得明明白白。他自己身體力行，亦為對後學之基本要求。吳教授一生執教50多年，尊吳教授為業師者眾。受業者中不少是海峽兩岸的名人名家，社會棟材，對吳教授的道德文章，莫不欽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