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赫身世
吉田茂，1878年9月22日,吉田茂生於東京都澀谷區神山町，生父名竹內綱。吉田茂出生九天就過繼給橫濱富商吉田健三郎當養子，取名吉田茂。吉田健三郎青年時曾遊學歐美，後在橫濱英國怡和洋行任職。養母名士子，出身於書香世家，有較高的漢學修養。吉田茂四歲上學，十一歲入耕余義塾就讀，主要學習漢學，中國及西歐諸國歷史，同時學了一些自然科學知識。1889年養父健三郎去世，給吉田留下了50萬日元的巨額財產。1899年10月，吉田進入培養皇室與貴族子弟的學習院學習。1904年9月，學習院停辦大學科。吉田轉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並於1906年從政治系畢業，時年28歲。 大學畢業後，吉田茂參加外交官及領事官考試合格,被任命為日本駐奉天(瀋陽)總領事的見習領事官。
1908年，吉田茂與日本政界巨頭牧野伸顯的長女雪子結婚。牧野是日本“維新三傑”之一大久保利通的次子，歷任外務大臣,內大臣、樞密顧問官等要職，是天皇的重臣，也是二戰前日本政界“親英美”派首領。牧野對吉田茂日後的政治傾向有決定性的影響。
外交生涯
干涉中國
1912年8月,吉田茂再次到中國任職,擔任日本駐安東(今丹東)領事。1916年2月,改任外務省文書課長。1918年2月，吉田茂第三次到中國，任駐濟南領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列強召開巴黎和會。吉田茂被任命為日本和會代表團的隨員，擔任全權委員牧野伸顯的秘書。在這次分贓會議上，西方列強縱容日本對中國侵略的態度，使他更加認為日本只有與英美加強聯繫乃至結盟，才能獲得在中國的非法權益。
1922年3月，吉田茂任日本駐天津總領事。當時，中國國內正處在軍閥混戰之中，列強爭相扶植傀儡。吉田也加緊在中國物色日本的代理人，他主張扶植皖系軍閥段祺瑞統治中國,要求日本政府向段祺瑞提供1000萬美元的援助。 1925年10月，吉田茂擔任駐瀋陽總領事。他在瀋陽的三年多時間裡，幹了許多干涉中國內政的勾當。例如，1925年11月，國民軍將領馮玉祥策動原奉軍郭松齡部倒戈，並電斥張作霖為賣國賊。為了保護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吉田在事件發生後的37天裡，連續向外務省拍發了50封電報，急迫要求日本政府同意關東軍出兵干涉。1925年日本政府採納吉田茂的建議，出兵干涉，致使郭松齡部於當月23日在巨流河戰鬥中敗北，郭本人被梟首暴屍。
1927年4月，田中義一上台，鼓吹對滿蒙的積極政策，即加強對中國，首先是東北和內蒙古地區的擴張侵略，6月至8月,田中內閣先後在東京和大連召開兩次東方會議。吉田茂以駐瀋陽總領事的身份出席了會議，參與擬訂侵華政策。他力主對中國採取強硬手段,要求立即向滿洲派兵，得到田中義一和外務次官森恪的賞識。後來，吉田因與軍部勢力爭權被解職。回國後,他草擬了一份5，000字的《對滿政策私見》。文中說:“當前的政策,應一有機會就斷然向天津、山海關、洮南、吉林、臨江、間島各地增兵或派兵”，由日本“指導改善東三省政治,猶如英國之於埃及”。氣焰十分囂張。
協調外交
1928年3月——4月間，原外務次官出任駐美大使，造成這一職位空缺。吉田茂經森恪引見田中首相，要求擔任外務次官，得到批准。 1931年9月,日本軍閥精心策劃了九一八事變。國際聯盟理事會派遣李頓調查團來華調查。當時,任駐義大利大使的吉田茂參加了國際聯盟理事會關於“九·一八事變”的會議。會間，由於吉田茂知道歐美列強有犧牲中國、姑息日本侵略的可能性，便多次致電外務省，建議政府加緊同英美協調，促使國聯同意日本對滿洲實行所謂委任統治。但這時日本政府已為軍閥勢力所控制,吉田的用心未被理解。這件事情使吉田成為日本政界中“親英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吉田的這種政治傾向招致了軍閥法西斯勢力的反對，1936年二·二六事件後，廣田弘毅組閣，曾內定吉田茂擔任外相。軍部堅決不同意。吉田只好屈就駐英大使。1936年9月,日本政府決定同希特勒德國締結“日德防共協定”時，事先曾徵求各駐外使節的意見。吉田茂表示反對締約。認為這一協定“顯然是要和德意聯合起來對抗英法,並進而對抗美國”，“今後的趨勢對我國的前途說來，的確值得憂慮”。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同英美帝國主義矛盾的日益激化，1938年，吉田被軍部法西斯視為“具有反軍思想”，而被免職賦閒。
被逼出山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8月30日,以麥克阿瑟為司令的美軍占領日本。美國政府宣稱：占領日本的“終極目的”是“保證使日本不再成為美國的威脅，不再成為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美軍的占領使隱居六年多的吉田茂得到了重返政界的機遇。
9月17日,吉田茂出任東久邇稔彥內閣的外相。10月，幣原喜重郎組閣,吉田留任外相。當時，日本人民的民主運動高漲，強烈要求廢除代表戰前天皇制軍國主義的《明治憲法》。美國占領軍為了制服日本法西斯，也指令日本政府修改《明治憲法》。幣原內閣企圖維護天皇制，極力拖延，直至1946年初才提出了修改憲法草案(即“松本方案”)，對明治憲法只作了些詞句調整，毫未觸及實質。占領軍對此不滿,單獨擬制了一份所謂“麥克阿瑟方案”。它規定，天皇今後只處於象徵性地位，無權干預國政；日本永遠放棄戰爭和武裝力量；清除日本的封建殘餘勢力。吉田茂對此方案也感到惱火，說一旦實施，猶如發生“革命”。
吉田內閣
首次組閣
1946年4月,日本舉行戰後第一次大選，在鳩山一郎的自由黨在國會攻城掠地，行將組閣之際，鳩山本人被盟軍司令部公職追放，吉田被鳩山暫委政權。當時吉田提出三個條件：我沒有錢，也不會替黨找錢。閣僚的事，請你不要干涉。如果我沒興趣，我隨時可以不乾。鳩山答應後，他就準備成為自由黨的領導人，組織第一次吉田內閣。後來，自由黨與進步黨聯合組閣。同時，他是最後一位被天皇以大命降下形式任命的首相。
吉田組閣後,面臨著許多難題。最嚴重的是幾乎處於全面崩潰的國內經濟生活:全國有190座城市變成廢墟；1946年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只相當於戰前(以1934—1936年平均指數為基數)的62%;農業產量相當於78%;通貨惡性膨脹，物價迅速上漲，1946年東京批發物價指數相當於1934—1936年的1,630，消費物價高達5,000。 經濟的嚴重衰敗，使社會矛盾加劇。為了維護日本壟斷資產階級的統治,吉田茂上台後採取措施竭力控制通貨膨脹,力求儘快恢復生產。1946年8月，內閣新設經濟安定總部。他親任總裁，起用資本家膳桂之助為總務長官，負責實際工作。10月頒布“復興金融公庫法”，對重點骨幹產業，由國家提供貸款給予支持。同月制定臨時物資供需調整法。12月，吉田茂採納著名經濟學家有澤廣已等的建議，推行“傾斜生產方式”。這是一項重要的工業經濟政策。當時，構成日本能源基礎的煤炭生產不足，引起鋼鐵、化學肥料、鐵路運輸等關係國計民生的經濟部門生產困難，並進而影響其它部門。“傾斜生產方式”就是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國家把一切經濟政策的重點放在優先增產煤炭上，用增產的煤炭增產鋼鐵，再把增產的鋼材、鋼鐵轉用於增加煤炭生產設備，從而帶動其它產業恢復生產。傾斜生產方式一年即獲成果。1947年底，煤炭完成計畫指標的98%，達2900餘萬噸；鋼材比去年增加75%。由於美國的支持與援助，吉田茂推行的這一系列緊急經濟對策，取得一定成效，糧食危機也逐步得到緩和。
下台上台
猿犬之仲---吉田茂和鳩山一郎 在戰後日本高漲的民主運動壓力下，吉田茂政府也實施了一些民主化措施,制定並頒布了一批民主化法令。1946年11月3日頒布新憲法，於1947年5月3日生效。 新憲法頒布後的國會選舉，自由黨被社會及民主兩黨夾殺，變成第二大黨，由社會黨聯同民主及國民三黨組閣。他拒絕加入這不穩定的政權。結果，社會黨的片山哲內閣，民主黨的蘆田均內閣因昭和電工事件相繼倒台。他整合幣原派及自由黨組成民主自由黨。此時,國際局勢重又緊張起來。在歐洲,美國圍繞著波蘭、德國問題發起“冷戰”，向社會主義展開攻勢。在亞洲,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中國革命節節勝利，使美國扶蔣反共、控制亞洲的陰謀面臨破產。這一系列重大變化，使美國對日本在亞洲的戰略地位更加重視,決心把日本變為它在遠東推行侵略戰爭政策的基地。1948年1月，美國陸軍部長羅亞爾發表演講聲稱,必須把日本建成防止共產主義威脅的政治壁壘。正是在這個時刻,美國再次選中了吉田茂。在盟軍司令部某些人策動山崎猛叛變不果後，第二次吉田內閣成立。 1948年10至1949年2月,吉田茂組織第二次吉田內閣。為了改變自由黨在眾議院的少數黨地位，吉田茂在美國占領軍的支持下舉行大選，在466席中獲得264席，約占57%。在國會改選大勝以後，成立第三次吉田內閣，並吸引了民主黨的分裂勢力，變回自由黨的單獨政權。在任期間，負責簽署美國主導下的《舊金山和約》。他在非主流派未成氣候前解散國會，成立第四次吉田內閣。
鳩山一郎復出以後，吉田仍然拒絕交出政權，鳩山等開始與吉田對抗，例如吉田的門生，大藏大臣池田勇人在國會會議中說出一席關於中小企破產的說話後，被國會不信任面辭職。被日本社會黨議員西村榮一強力抨擊並要求日本國的外交政策不要完全聽命美英兩國，要有獨立自主的意見。而後兩人發生激烈的口角爭執，最後吉田於情緒激動之下脫口大罵“馬鹿野郎”（“混蛋”之意）一詞，把大家都嚇壞了。結果吉田內閣因為此事被國會通過內閣不信任動議案因而被迫解散國會，當時日本新聞界稱此次國會解散議案為 “馬鹿野郎”解散。在此次選舉中，自由黨失去了過半的地位，與改進黨組成第五次吉田內閣，但最後因為離黨後的鳩山吸收改進黨組成民主黨後，大勢已去被迫總辭。
政治理念
吉田1951年9月8日施政方針演說 吉田茂執政後,始終把對美關係看作是使日本重新獲得大國地位的政策基石,他認為戰後美國在全世界具有“空前的影響力”,日本是戰敗國,加上在它周圍除蘇聯外,又出現了中國、朝鮮這樣的“共產主義國家”,要維持日本資產階級的統治,只能靠攏美國。在軍事上，日本要重整軍備既無財力,又得不到人民支持,由美軍“保衛”日本，搞“日美安全保障體制”有利於恢復和發展日本國內經濟生活。吉田茂認為,戰爭期間日本經濟受到嚴重的破壞,今後只能通過“貿易立國”才是出路。這就要依賴美國的資金和技術。吉田茂深信：“歷史為一個在戰爭中失敗的國家提供了通過外交而獲勝的機會。”他的一個基本判斷是，戰敗的日本必須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恢復元氣，主張日本在國際政治上緊緊追隨美國，借美軍來保衛日本；同時，嚴格限制軍費開支，避免捲入冷戰。 在他看來，日本重整軍力應當在恢復元氣之後，當時要求修憲的政治家全是一群笨蛋。由於吉田茂一直執行和平的“復興路線”，因此他一度成為日本右翼刺殺的對象。
從政治、軍事、經濟考慮,吉田茂決心與美國建立最密切的關係。為此,吉田茂在任內主要作了五件大事。
五件大事
第一件是犧牲日本勞動人民的利益推行“道奇路線”。1949年2月,美國為了扶植日本,派遣底特律銀行董事長約瑟夫·道奇作為總統特使前來協助日本整頓經濟。道奇把當時的日本經濟比作“騎竹馬”:一隻腳踩在美國的援助上,另一隻腳踩在國內各種支出補助費上。道奇訪問的產物是強制實行“穩定經濟九原則”,即實行低工資低米價,緊縮通貨,企業合理化(“解僱政策”),集中國家財政扶植重化工業大壟斷資本,定出美元和日元的1:360的單一穩定匯率等。這就是後來人們所稱的“道奇路線”。這條路線可以使日美壟斷資本的關係更加密切。吉田茂對此表示歡迎,認為這樣做能夠開闢恢復“自由經濟”的道路,不惜犧牲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支持實行這種措施。第三次組閣後第九天,吉田就制定了“關於刷新行政機構及精簡人員的方針”,要求中央各省和國家企事業裁減人員20%—30%。在吉田政府的這種方針下,僅國營鐵路就裁減了9.2萬人。資本家乘機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延長勞動時間,降低或拖延發放工資。至1949年8月,資本家不支付工人工資的事件發生1,455起,總計金額74,000萬日元。為了防範勞動人民不滿情緒的爆發,鎮壓人民的反抗,吉田內閣還制定了“限制團體令”(1949.4.5),修改以前制定的“勞動組合法”和“勞資調整法”(1949.5.22),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限制。
第二件是推行鎮壓民主進步勢力的政策。1950年6月6日,占領軍致信吉田茂,要求日本政府開除24位日共高級領導人的公職,剝奪日本共產黨在國會中的席位,取締《赤旗報》。吉田茂奉命唯謹,立即向國會提出議案,要求宣布日共為非法。這項法案因在野黨反對而未能通過。侵朝戰爭爆發後,美國占領軍又指令吉田茂政府“清共”。至1950年10月底,共“清除”民主進步人士多達12000餘人。1952年，吉田茂為了鎮壓民主進步力量，又炮製了《防止破壞活動法案》,並製造了“五·一節流血事件”。另一方面,吉田茂下令陸續釋放在押的法西斯軍人、政客和戰犯嫌疑分子。僅1950年10月13日,就釋放達1萬餘人,其中有法西斯軍官3072人。
吉田茂在舊金山和約上籤字 第三件是追隨美國的全球戰略，簽訂片面的舊金山媾和條約;奉行敵視中國的反華路線,簽訂“日蔣條約”。早在1947年,吉田茂即構想與美媾和,聲稱“贊成單獨媾和”,還考慮與美締結安全保障之類的條約。1950年4月,吉田茂派遣池田勇人訪美,轉告美國:日本與美實現媾和後,將以請求的形式讓美軍繼續留駐日本。美國獲得這一允諾後,加速了單獨對日媾和的步伐,於1951年9月召開了舊金山對日媾和會議。這次會議把受害最烈，抗日時間最長，犧牲最大的中國排除在外。蘇聯等國對此表示強烈反對,拒絕在和約上籤字。對日媾和變成了片面媾和。“舊金山和約”簽字的同一天,吉田茂與美國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把日本置於美國的軍事保護之下。此外,沖繩、小笠原群島等的統治權也“委任”給美國,這個條約受到日本人民和世界進步輿論的強烈譴責。日本參加和會的在野黨代表拒絕出席簽字儀式。吉田茂只得隻身一人署上自己的名字，處境十分孤立。
吉田茂簽署日美安全保障條約 第四件是1952年4月,吉田茂秉承美國的旨意,不顧中國政府的嚴正聲明,與蔣介石政權簽訂所謂“和約”。在舊金山會議前後一段不長的時間裡,吉田茂對於選擇“北京或台北”為建交對象曾一度有所猶豫。他有以下考慮:首先是法律地位的考慮。吉田認為，儘管蔣介石集團保留著聯合國會員國資格，但從現實出發,已不能代表中國。為此，日本與蔣介石集團曾發生激烈爭吵。其次是從經濟上考慮。吉田茂說，日本的對外貿易在戰前有三分之一是與中國進行的，這樣一個巨大的市場和資源供應地對他有相當吸引力。可是，出於把對美關係作為“基本國策”等考慮,他最終拋出了所謂“吉田書簡”,即1951年12月24日寫給杜勒斯的信。信中全面概述了日本政府對華政策,表示日本決定同台灣建立政治、經濟關係。吉田茂在信中說,聯合國已經“譴責”大陸中國，日本即按聯合國決議行事。同時他誣衊說，中國共產黨政權正在支持日共想用暴力推翻日本政府。“吉田書簡”是吉田茂站在日本壟斷資產階級立場, 追隨美國反華政策的產物。它得到美國朝野的喝彩。1月16日,書簡公布,當月21日美國參議院就開始審議對日和約。
第五件是重新打入東南亞地區。吉田茂認為日本想要復興,就要與東南亞各國建立經濟聯繫,既利用這一地區的資源,又使之成為日本的市場。1951年的舊金山會議上,東南亞各國強烈要求日本支付巨額戰爭賠款,並要求把日本國內工業設備拆遷到這些國家作為抵償。吉田茂對東南亞各國代表說,要日本“拿出所有的錢來賠,或把家當拆光,對日本和你們都是不利的”。最好方式是由日本承擔幫助開發來調節。東南亞各國考慮到單獨從事經濟建設的困難,在舊金山會議之後先後同意了吉田茂的方案。
政策延續
吉田茂培植派系力量,結成以自由黨(1955年與民主黨合併,稱“自民黨”)保守派為主體，以吉田茂的政策思想為基礎的所謂“吉田學校”。為了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吉田茂拉攏大批新官僚加入他的自由黨，並提拔大批親信擔任黨的領導人和內閣各省大臣。有人統計,吉田任首相的七年多時間,共提拔了79人次擔任內閣大臣。這些人被稱為“吉田學校”的學生。與此同時，吉田茂以政客手腕在自己的親信中間製造矛盾,搞政治平衡。他有意讓池田勇人與佐藤榮作相互競爭，讓增田甲子七和廣川弘禪相互牽制，使雙方都聽命於自己。吉田茂雖於1954年12月10日宣布下台，但此後的日本各屆政府仍大體繼承了吉田茂的對內對外政策。
晚年生活
吉田茂紀念銀幣 吉田茂下野後，仍擔任過一段時期的眾議院議員。1957年2月充當自民黨顧問，皇學館大學總長。1963年眾議院選舉前夕聲明不參加競選。盡力為兩位得意門生池田勇人以及佐藤榮作奔走。池田勇人當上首相後患癌，他去勸池田讓位給佐藤。
吉田茂自1956年起曾多次出國,訪問了美國、聯邦德國、英國和中國台灣省。與約翰·甘迺迪、康拉德·阿登納、哈羅德·麥克米倫、蔣介石等人舉行過會談。吉田茂晚年的主要活動是從事著述。主要著作有：《十年回憶》、《世界的日本》、《激盪的百年史》等。
吉田在他寫的書中說道:“日本人是富於冒險精神的國民，他們的眼界決不僅僅限於日本這個範圍。”這表明:吉田茂作為日本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執政期間雖然始終把密切日美關係作為政策基礎,但並不是要永遠作美國的附庸，甘當“二等國家”(麥克阿瑟語),而是要通過這一政策,使日本的壟斷資本得到發展,最終取得世界大國的地位。吉田茂在任期間,在對華關係上一直堅持敵對立場，但他也明白中國必將重返國際社會，所以他在1954年出訪歐洲時，也曾主張英法兩國主動同中國進行經濟交流。 1967年10月20日,吉田茂因心肌梗塞死去,終年89歲。獲得戰後首次國葬。他在戰後的危難時刻出任首相，所推行的“教育興國”，“拒絕重整軍備，全力投入經濟建設”等政策對日本的重新崛起具有深遠的影響。
激盪百年
1967年，由日本首相吉田茂撰寫的、根據《大英百科全書》關於日本的卷首論文潤色而成的《激盪的百年史》出版，鏇即成為世界性的暢銷書。
如果就世界歷史的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戲劇性“美感”而言，真不知還有哪個國別的歷史，像日本明治維新以降的日本那樣，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集中了悲喜劇的全部要素，演出了性格跨越兩個極端的所有角色：從偏安一隅、向學大陸的小心翼翼的學生，到蔑視群小、惟我獨尊的亞洲“優等生”；從簽署城下之盟、被迫開國的封閉島國，到黷武的屠夫、霸道的列強；從一片瓦礫、民生凋敝，到經濟騰飛、國富民強。沒人否認日本民族的勤勉和智慧。但世界上勤勉、智慧的民族也不獨日本一個，而能從廢墟中崛起，短短一代人的時間，便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例子卻實在不多。
對此，吉田茂本人的看法頗為客觀：“的確，日本人做了非常頑強的努力。與此同時，也令人感到日本人生逢其時，憑藉了其幸運的一面。”“太平洋戰爭中，日本遭到慘敗，可是整體看來，日本還是在國際政治的變幻莫測中巧妙地把握了自己的方向，這是日本人聰明的地方，尤其是明治時期的政治領導者都具有卓越的‘機智’。它應該一直受到提倡，日本民族永遠不可以放棄這種‘機智’。”
吉田說：“對於那些被勝利沖昏頭腦和過分相信自己實力的人們，上天絕不會賜予這樣的幸運和‘機智’，從日本的歷史也證實了這點。”
吉田茂與孫輩 吉田茂1878年出生於東京府的一個武士家庭，其生父是自由民權派政黨“自由黨”的著名志士竹內綱，後過繼給橫濱的大富商、英國怡和洋行的買辦吉田健三做養子。一戰前的日本，外交界素有宮廷外交的風習。憑藉養父豐厚的財力，吉田茂躋身外交界，並順理成章地成為那個時代寥寥無幾的“開眼看世界”的東洋人中的一個。作為職業外交官，吉田曾常駐英國、義大利、瑞典、美國，並曾出任日本駐天津、奉天（今瀋陽）的總領事，有豐富的外交經驗，被公認為近現代日本少有的具有“國際感覺”的政治家。
然而，從外交切入政治，吉田的仕途並非一帆風順。
二戰末期，因反對當時軍部的“暴走”，他為和平奔走，曾遭逮捕，因此戰後被視為“反軍英雄”。但客觀地看，吉田所反對的，並非是戰爭本身，而是在“軍國一致”的狂熱氛圍的煽動下，不惜與英美交惡的喪失理智的日本戰時外交路線。因為，他繼承的是從大久保利通到牧野神顯（其岳父）、原敬、幣原喜重郎等人的外交信念，即把對美親善作為日本外交柱石的基本理念。
戰後的1946年5月，吉田以68歲高齡首次組閣。到1954年12月，期間除了曾短暫存在過的片山哲、蘆田均內閣外，吉田五次組閣，其政權存在的時間，在日本憲政史上是僅次於桂太郎、佐藤榮作、伊藤博文的第四位長期政權（2616天）。吉田政權，產生於戰後初期百廢待興的動盪年代，吉田本人“躬逢其盛”，親自參與並見證了一系列帶有根本性、方向性，對日本戰後復興道路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諸如和平憲法的制定，對日媾和及日美安保條約的簽署等等。
作為外交官出身的政治家，吉田對戰後國際環境有清醒的認識，始終以高度的現實主義（而不是理想主義）的視角、技巧來應對和處理國內、國際矛盾。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占領時期的每一位日本領導人，都必須謹小慎微地協調與占領軍當局（GHQ）的關係，但以吉田與麥克阿瑟元帥的合作最為密切。尼克森對吉田與麥帥的合作關係極其推崇，曾這樣評價兩人對重建日本的貢獻：“日本是在這兩人的特殊合作下重建的。麥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則是執行者。前者拋出提綱挈領式的法令，後者再把它們塑造成為適合日本需要的東西。”
吉田茂和蔣介石 就性格而言，吉田有明顯的標識：即使在整個列島都被戰敗擊垮的時期，吉田的生活也依然未脫和式禮服、雪茄、手杖、高級坐騎的模式，這既是與生俱來的“貴族趣味”，也是其生命的“形式感”。可另一方面，他又具有超常的審時度勢、見風使舵的能力，其精明、機敏的現實主義，甚至到了以“實用主義”來形容的地步。
但正是因為以吉田為代表的、戰敗初期日本政治掌舵者的這種準確判斷風向、權衡利弊得失，在動盪的國際政治格局中折衝樽俎、精確遊走的能力，才使處於東西冷戰夾縫中的日本，絕處逢生，占儘先機，用最短的時間實現了戰後復興，成了經濟大國。
人物評價
日本的首相吉田茂，他下台的時候，他也給日本人培植了四十個到五十個政治上的接班人，政治上的人才。
暗殺事件
美國中情局的解密檔案顯示，日本極端民族主義者，原日軍參謀總部作戰科科長服部卓四郎為首的數名原軍方幹部曾於1952年7月策劃對當時親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實施暗殺。他們想建立一個由鳩山一郎領導的右翼政府以重新武裝日本，但是政變計畫最後以流產告終。
中情局早在2005年已解密這些檔案，但美國國家國家檔案館2008年1月才正式對外公開。檔案顯示，政變的主謀是戰時首相東條英機的私人秘書，原日軍參謀總部作戰科科長服部卓四郎。當時此人已獲得多達50萬人的支持。
據落款日期為1952年10月31日的一份檔案顯示，與服部卓四郎關係甚密的原陸軍參謀辻政信認為，獲取美國的幫助是使日本重整軍備的最佳途徑，服部本人也支持此項提案。同時二人的意見也得到了右翼人物兒玉譽士夫的支持，此二人對依靠美軍的保護而無意重整軍備的首相吉田心懷強烈不滿。
服部卓四郎的政變集團曾為當時美國占領當局的“G-2”情治單位工作。在當時的美國占領軍當局中，這是一個反對共產主義的情治單位。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和美國情治單位不僅聯手對日本共產党進行監視，而且向蘇聯和朝鮮派遣間諜，他們甚至還招募日籍人士阻撓中國大陸解放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