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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纂》是明清至今影響較大、流傳較廣泛的《史記》選本之一。作者凌稚隆是明代著名的出版家、史學家。凌稚隆,字以棟,號磊泉,浙江烏程晟舍(今屬浙江湖州吳興區織里鎮)人。祖先世代為官,而凌稚隆則一生功名蹭蹬,所以史書記載較少,以至於其生卒年皆不可考。他出身書香門第,家學頗深,歷代都有才學之士聞名於世。祖父凌震字時東,富有俊才,博覽群書,通曉經史百家,頗有文名。父親凌約言字季默,著有《史記抄》,以史學著稱。從兄凌迪知,著有《史漢評林》,以文學和雕版印書著名。侄兒凌濛初是明代著名的文學家,因創作《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而聞名遐邇。凌稚隆自幼受家學的薰陶,篤志好學,滿腹經綸。他潛心著述,成果頗豐。主要有《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漢書評林》一百卷、《史記纂》二十四卷、《漢書纂》八卷,等等。晚年的凌稚隆仍然學而不倦,在輯錄《三才統志》的過程中,每日嘔血數升,仍筆耕不輟,書未竟而卒。凌稚隆又是一位著名的出版家。凌氏家族是當時頗有盛名的書刻家族,又與創造著名的“閔版”出版世家烏程閔氏世代姻親,他們刻書不輟,其套色印刷代表了晚明印刷術的最高成就,風靡海內。
凌稚隆特別嗜好《史記》,他曾歷經兩年的辛苦整理與撰輯,完成了巨著《史記評林》。《史記評林》是一部彙輯《史記》歷代評論、闡發《史記》意旨的集大成之作。《史記評林》問世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王世貞《史記纂?序》云:“《評林》行,而自館署以至郡邑學官,毋不治太史公者矣”,社會上由此興起了“《史記》熱”。為了更進一步宣傳《史記》、研究《史記》,凌稚隆又編纂了《史記纂》,“蓋不佞既輯《史記評林》也,而復有《史記》之纂。”(《史記纂?序》)因為《史記評林》一書,不足以充分表達自己對《史記》的鐘愛與獨到見解。
“蓋自髫之歲,始口授而臆解,師傳而受習。??於是嘆馬遷之良於史,甚也。雌黃在手,筆不得下者,不知歲之幾更,牘愈削而不成編,既絕而讀者屢也。”(《史記纂?序》)在這種強烈的思想情感的支配下,作者幾經努力,編刻出版了《史記纂》。
《史記纂》與《史記評林》同為研究《史記》的著作,但兩書的著重點各不相同。《史記評林》是《史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重在匯集歷代歷家研究《史記》的成果,而《史記纂》則採用節選加評點的形式,掇取《史記》之精華,重在闡發自己的真知灼見。
據《史記纂?序》云:“萬曆巳卯春三月吳郡王世貞撰”,可知此書編刻於明萬曆年間。全書分為二十四卷,從《史記》中選文102篇,附《報任少卿書》一篇。包括“本紀”9篇,“表”6篇,“書”6篇,“世家”23篇,“列傳”58篇,約三十餘萬字。其中全文選入的有45篇:諸如《項羽本紀》、《封禪書》、《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留侯世家》、《陳丞相世家》、《伯夷列傳》、《管晏列傳》、《刺客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李將軍列傳》、《司馬相如列傳》,等等,都是《史記》中的精華。節選的如《秦始皇本紀》、《孔子世家》、《趙世家》、《樂毅列傳》、《仲尼弟子列傳》、《屈原賈誼列傳》,等等,都是傳統的精彩段落。凌氏對《史記》底本的選擇非常慎重,他根據《史記》的章法布局,恰到好處的因繁就簡,所以《史記纂》不僅保持了《史記》體大思精、包羅宏富的風格,而且所選篇章節奏鮮明,條理清晰,內容集中,首尾圓融,與天頭批註,正文批點的形式相輔相成,成為人們學習和研究《史記》的優秀選本。這是此書最大的特色。
《史記纂》集中表達了凌稚隆對《史記》獨特的見解。凌氏學習《史記》,研究《史記》,與司馬遷心靈相通,表現出不凡的見解。
其一,高度讚揚《史記》文章的審美價值。《史記》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不僅給人以歷史的教益,又給人以藝術的享受。《史記》材料安排頗具匠心,故事生動,情節曲折;語言精煉傳神、生動感人;作者強烈的感情色彩,洋溢在字裡行間。對此,凌氏都給予高度的評價。如凌氏評價《五帝本紀》云:“此文古質奧雅,詞簡意多而斷制不苟,蓋贊語之首,尤為超絕雲。”評價《高祖功臣年表》曰:“爾雅之文。”評價《范雎蔡澤列傳》云:“文勁而腴。”都肯定了《史記》語言生動、準確、靈活的特點。《史記》敘事,詳略得當,各篇都有貫串始終的主線,和主線有關的事件作者都詳寫,凌氏不僅注意到而且作了極高的評價。如評價《李斯列傳》云:“此傳斯佐秦功僅十之一二,而敘高亡秦特十之七八,見得為亂者高而所以成此亂者斯為之也。此是太史公極用意文,極得大體處。”指出《史記》詳細記載趙高歷史是寄寓了司馬遷的褒貶態度,這是凌氏深刻的見解。《史記》敘事最大的特點是“寓論斷於序事”,這是其重要的筆法。對此,凌氏也做出了恰當的評價。他評價《商君列傳》云:“太史公首言鞅好刑名之樂,則鞅所以說君而君悅者,刑名也。故通篇以‘法’字作骨,曰‘鞅欲變法’,曰‘卒定變法之令’,曰‘於是太子犯法’,曰‘將法太子’,而終之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血脈何等貫串。”肯定了司馬遷在歷史記載中表明自己觀點的筆法。《史記》敘事,有時候常常敘議結合,直接發表自己的見解。對此,凌氏發表了許多不同凡響的評論。他評論《伯夷列傳》云:“傳體前敘事,後議論,此以議論代敘事,傳之變化也。勢極曲折,詞極工致,若斷若續,超玄入妙。”不僅如此,凌氏還看到了《史記》敘事強烈的感染力和獨特的魅力。他評價《樂毅列傳》云:“讀《樂毅傳》,令人頓生肘翼,為之憤咽流涕雲。”凌氏憤激悲咽之情躍然筆端。
其二,肯定《史記》人物形象刻畫的成就。《史記》所描寫的人物眾多,範圍廣泛,形神兼備,大多具有典型性。如凌氏評《酈生陸賈傳》云:“寫酈生狂態有生氣。”評《平津侯列傳》云:“此傳暗以‘曲學阿世’四字摹寫平津侯,極得其髓。”這些評論,洞察細微,更好地揭示出《史記》文章的旨意。《項羽本紀》描寫滎陽大戰中,“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殺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對此,凌氏評曰:“模寫威猛如畫。”不僅肯定了司馬遷通過對歷史事件入微記載突出人物形象的寫法,而且表現了自己對項羽由衷的讚美之情。
第三,肯定《史記》的藝術風格。《史記》的藝術風格異彩紛呈,搖曳多姿。“而最早對司馬遷的風格做出精確概括的,是韓愈和柳宗元。”“韓愈是以‘雄深雅健’作為司馬遷的風格特色的。”(張新科俞樟華《史記研究史略》)凌氏也繼承了韓愈的說法。他評價《遊俠列傳》云:“此傳氣勢闊達,正史公憤激著書處。”評價《秦始皇本紀》云:“太史公補敘秦人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度,議論有義理,開合起伏,精深雄大,真名世之作。”凌氏用“氣勢闊達”、“精深雄大”來概括《史記》的藝術風格,是很有價值的,既闡明了《史記》風格的多樣性,又能給讀者以啟迪,啟發讀者從不同的角度去欣賞《史記》,研究《史記》的藝術價值。凌氏這些精闢的見解,對後人研究《史記》具有一定的借鑑作用,對於普及《史記》的基本知識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史記纂》兼容並包,博覽眾采。全書以凌稚隆的點評為主,同時又收錄歷史上二十多位研究家對《史記》篇章的評論:有凌約言(字季默)、鄧文潔、劉知幾(字子玄)、張玄超、茅坤(字順甫,號鹿門)、林茂貞、唐應德、劉辰翁(號須溪)、王允寧、楊用修、真德秀(號西山)、董用均、王思道、邵思抑、閔師望、余丙仲、蘇轍(字子由)、王欽佩、何玄朗、王濟之、錢與謙、田叔禾、黃震(字東發)、李楨伯、許台重、陸子淵,其中凌季默、鄧文潔、茅坤、劉須溪、王允寧的評論收錄較多。明代研究《史記》的門派分立,各自為是,而凌氏能匯集眾名家的評點於《史記纂》中,這種兼收並蓄的思想,既可見其學術思想的包容性,又為後世研究《史記》提供了可貴的借鑑;既展示出當時《史記》研究的前沿成果,又體現出作者精準的篩選能力;既反映出作者開闊的學術視野和自由的學術思想;又可以提升人們學習和研究《史記》的學術思維。
在校勘過程中,我們以《史記纂》為底本,參考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進行整理。段落、標點依中華書局點校本,並將繁體字改為簡化字,底本中明顯的錯字則採用加“按”的形式,一一指明。底本中的夾批與眉批原無標點,校勘時我們進行了標點;底本中的眉批置於正文上方,有些眉批有時涉及《史記》前後很長一段內容,很難確定究竟應該插入何處,校勘時將其插入整理者認為最合適的相應的原文中,並用魚尾括弧表明“眉批”。底本中凌氏對《史記》原文中的精華、文采、綱領、眼目照應、提掇等進行了圈點、勾畫,其標示符號多達七種之多。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底本的原貌,校勘時有的依然採用底本的標示符號,有的則用其它符號替換。如:凡文采底本用實心逗點圈點、勾畫的,則用點式下劃線替換;凡點綴底本用空心逗點圈點、勾畫的,則用短粗橫下劃線替換;凡精華底本用○圈點、勾畫的,則用單波浪下劃線替換;凡眼目照應底本用◎圈點、勾畫的,則用雙波浪下劃線替換;凡關鍵底本用●圈點、勾畫的,則用粗波浪線替換;凡提掇底本用短抹圈點、勾畫的,則用雙橫線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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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稚隆,字以棟,號磊泉,浙江烏程晟舍(今屬浙江湖州吳興區織里鎮)人。祖先世代為官,而凌稚隆則一生功名蹭蹬,所以史書記載較少,以至於其生卒年皆不可考。他出身書香門第,家學頗深,歷代都有才學之士聞名於世。祖父凌震字時東,富有俊才,博覽群書,通曉經史百家,頗有文名。父親凌約言字季默,著有《史記抄》,以史學著稱。從兄凌迪知,著有《史漢評林》,以文學和雕版印書著名。侄兒凌濛初是明代著名的文學家,因創作《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而聞名遐邇。凌稚隆自幼受家學的薰陶,篤志好學,滿腹經綸。他潛心著述,成果頗豐。主要有《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漢書評林》一百卷、《史記纂》二十四卷、《漢書纂》八卷,等等。晚年的凌稚隆仍然學而不倦,在輯錄《三才統志》的過程中,每日嘔血數升,仍筆耕不輟,書未竟而卒。凌稚隆又是一位著名的出版家。凌氏家族是當時頗有盛名的書刻家族,又與創造著名的“閔版”出版世家烏程閔氏世代姻親,他們刻書不輟,其套色印刷代表了晚明印刷術的最高成就,風靡海內。馬雅琴,渭南師範學院人文學院教授,中國《史記》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先後在《光明日報》、《西南民族大學學報》、《名作欣賞》等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參編教學、教育用書11部。參與國家級項目2項,主持及參與省級科研項目4項,主持及參與學院科研項目7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