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卡爾·畢歇爾(KarlBücher)，1847年出生在黑森州，1930年11月12日在萊比錫逝世，是德國乃至歐洲著名的國民經濟學家，也是歐洲新聞學的創始人之一。1866年起他在波恩大學和哥廷根大學學習歷史學與哲學，1870年獲得博士學位，並於1872年通過國家考試。
卡爾·畢歇爾的新聞實踐
2.11、人生經歷
1878年他接受《法蘭克福報》發行人萊奧波爾多·松萊曼的邀請，擔任該報社會與經濟政策版編輯。俾斯麥時代開始後，由於對社會和政治經濟問題的興趣與日俱增，他開始著手他的大學教職論文，後成為著名的國民經濟學家與經濟史學家。
從1881年起，他先後在俄國杜帕特大學、瑞士巴塞爾大學以及德國卡爾斯魯厄技術大學擔任教授。在此期間他當選為國際統計—經濟學會主席，其大部分研究也都與經濟和統計相關。1901年至1923年卡爾·畢歇爾擔任當時德國經濟學領域最主要的雜誌《政治經濟學雜誌》的發行人。
1892年，畢歇爾來到萊比錫大學，在那裡執教至1917年，這是他一生中學術成果最為豐富的一段時間。1893年他出版兩卷本的《國民經濟的起源》，提出了“經濟階段理論”，這給作為國民經濟學家的他帶來了極大的聲望與知名度。
畢歇爾是歐洲在大學開設報學課的第一人：1884年他在巴塞爾大學開設每周一小時的關於報業的歷史、機構和統計的公選課；在萊比錫大學，他以經濟學教授的身份把這種傳統保留下來，但對這個課程進行了重大改造，使這門關於報紙理論方面的課程最後變成互相銜接、每周三小時、跨度為三個學期的大課：(1)報業的歷史；(2)現代報業的機構與技術；(3)印刷政策。當時作為萊比錫大學經濟學專業學生的埃米爾·杜費法特，選修了卡爾·畢歇爾的《報業的歷史、機構與技術》課程，並提交了一篇研究手書報紙的作業，這是這位未來的新聞學家第一次真正接觸到新聞，對他後來從事新聞學研究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
2.22、創建新聞學研究所和新聞學專業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國，新聞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其存在合理性開始時受到學界的普遍質疑。國民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法學家和文學家雖然早在19世紀就已經開始思考報紙及其作用，但是這些學者並未將這種工作付諸實踐並建立一個獨立的學科。
與學界相反，業界對將新聞業發展成為一個學科的願望卻日益強烈。出版發行人和新聞記者團體，都希望能有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學科能為記者提供專業的培訓機會，以此來提升職業與新聞的聲譽。但是，德國大學的普遍反應是對報紙的不信任，因為當時德國報紙的名聲並不好。學者們擔心，如果讓這樣的報紙成為一個學科，那么這個學科就有可能成為一個愚弄民眾的《綜合報》，並使那些愚弄民眾的報紙的地位得到提升，這對社會將是非常危險的。當時的德國學者，尤其是歷史學家和國民經濟學家，運用歷史知識進行論證，認為報紙是影響輿論的有力對手。這種觀點在當時成為了“真正的輿論”，並對政府管理者產生了極大影響。另一方面，社會大眾對報紙的評價是：搖擺不定，易於操縱，唯利是圖。19世紀末20世紀初，“記者式德語”對於學者而言是最尖銳的批評字眼。
在反對的聲浪中，身為經濟學家的卡爾·畢歇爾進行了大力反駁。他指出，創辦新聞學專業符合國家利益。應該說，他提出這樣的觀點並非想當然。在一戰爆發後不久，卡爾·畢歇爾就敏銳地注意到，德國的媒體在戰爭中存在著巨大的失誤與失職，他們的報導竟然招致了中立國對德國的反對。由此他感到有必要運用某種公開的手段對記者進行教育，以提升報紙的道德水準，為此他提出應該創辦報紙研究所。他對於報紙的興趣雖然讓同事們搖頭不屑，但是他學者的巨大聲譽並未受到損害。退休後，他仍保留著教授稱號並在大學繼續致力於在國民經濟學理論框架下將他在法蘭克福報記者的經歷理論化，其成果就是創立了新聞學。由於獲得了一位報紙發行人的經濟捐贈，1916年11月畢歇爾在萊比錫大學創立了德國第一家新聞學（報學）研究所。其目的是為有名氣的記者提供學術以及專業知識的儲備，進行報紙的專業培訓，以提升整個新聞業的水準。這個研究所的成立，對於報紙在眾多的學科領域中獲得自己獨立的地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他持續的堅持和呼籲下，在魏瑪共和國時期，一批報學研究所紛紛成立。至二戰爆發之前，德國的科隆大學、明斯特大學、紐倫堡商業大學、柏林大學與慕尼黑大學、弗萊堡大學、海德堡大學和哈勒大學、柯尼斯貝格大學都成立了新聞學研究所。新聞學研究在德國蓬勃興起，並發展成為一門逐漸成熟的學科。
但卡爾·畢歇爾的理想並不僅僅在於成立研究所，他還想為新聞學在嚴肅的科學研究中爭取到一席之地。與當時已經成為德國大學的主流學科並碩果纍纍的社會學相比，新聞學沒有任何學科基礎：沒有圖書目錄學，沒有專業期刊，沒有國際學術交流，總之，一切能證明新聞學作為一個學科所必備的東西都沒有，且幾乎沒有國家撥款，人事編制與財政預算皆難以落實。當時那些研究所最主要的資助者是職業協會、報社和社團。而且，在萊比錫大學新聞研究所設立第一位正式的教授之前，相關管理機構都不知道該把這種正教授職位歸到哪一類職位去。
在德國的大學裡，報學最初被歸類到政治學的專業里，報紙研究這類課程，通常被安置在哲學或者法學和政治學系裡。因此當時的各個新聞研究所都是由兼職教授、講師和特聘教授或者其他專業的教授兼職，例如畢歇爾本人就是一位國民經濟學家，另外1919年在柏林大學獲得第一個報學任教契約的奧托·約林格就是一位政治學家，而敏斯特大學的終身教授弗里德里希·布魯克也在經濟學研究所設立了報學研究教研室 。
1926年11月，畢歇爾的努力爭取終於有了成果：萊比錫大學設立了新聞學（報學）專業，誕生了第一個正式的新聞學（報學）教授。埃利希·埃維爾特幸運地獲得了這個正式的報學專業教授職位，任職時間為1926年至1933年。這個專業的正式教師職位有5個，除了正式教授埃利希·埃維爾特外，還有5個編外講師，1個非公務員待遇的教授，2個計畫外的兼職教授，兩個計畫內的兼職教授，兩個正式的名譽教授，一個基金會教授，一個代表委員會的教授。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德國各大學共出現了21個報學的教職教授，包括柏林大學的埃米爾·杜費法特，以及漢諾瓦科技大學的瓦爾特·海德。
同年，第一個新聞專業雜誌問世，名稱就叫《報學》(Zeitungswissenschaft），由卡爾·德斯特和瓦爾特·海德創辦。30年代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也設立了報學專業，其負責人埃米爾·杜費法特經過長時間的努力，終於成功將電影與廣播納入到報學中來，並將這門學科拓展為“新聞學”(Publizistik）
卡爾·畢歇爾的新聞思想
在《報業的開端》等一系列著作里，畢歇爾在國民經濟發展的語境中，從歷史的視角，對報業形成原因、報紙社會功能、報紙與輿論的關係、報紙與廣告等各方面進行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較為全面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新聞思想。結合其相關著述以及對他的研究資料，可以將其新聞思想歸結如下：
3.1（一）經濟利益是報紙的直接推動力
3.2（二）報紙是一種資本主義企業
關於報紙企業及其結構、經濟和技術的生產，畢歇爾在其著作中並未繼續討論。雖然他在《國民經濟的起源》第二卷提出了一個對報紙和期刊生產非常重要的“規模生產法則”，但是這個法則在報紙和雜誌生產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並未在足夠和相應的企業中進行檢驗。而畢歇爾本人對這個法則在報業與雜誌業中的意義也未予以深究。
3.3（三）報紙是公共輿論機關
在畢歇爾看來，報刊即使不是輿論的起源，也是唯一的從悠悠眾口中提煉出輿論並使之為人所見的手段。報刊將由它所塑造的，或曰由它提煉和過濾的公共輿論重新投入使用，使得人們得以從報刊中了解和使用公共輿論。公眾意見與公眾情緒，二者最重要的傳播方法與手段就是報紙。畢歇爾認為，定期報刊使得讀者沒有時間來形成和審視自己的判斷，它藉由“印刷品誘惑的力量”發揮作用。於是，“那些開始時只是個別的或者很少在報刊上出現的觀點，變成了大眾觀點，其道德變成大眾道德，其追求變成了所有讀者或者絕大多數讀者的大眾追求。”
3.4（四）報紙是文化與教育機關
歷史研究最重要的來源，是普遍的教育和進修的手段，它釋放著一個國家的精神力量；同時它對國民經濟的作用也十分突出：沒有報紙的新聞工作，私人的、民族的和世界經濟就不可能形成。
3.5（五）報業與廣告休戚相關
作為國民經濟學家，畢歇爾敏銳地注意到報紙與廣告休戚相關的關係。他認為，報紙之所以會對社會、對公眾造成傷害，其根源是報紙與私人經濟企業的利益關係。“現代報紙最嚴重的缺陷是它作為資本主義企業的特點，就是說，報紙只是發行人獲利的工具，而發行人對於一張報紙應該實現的理想目標，原本就是十分陌生的。”
為了防止報刊與新聞賄賂的危險，畢歇爾第一個提出要對這個職業進行精神、道德和社會的改善，締造“有才華的、獨立的和誠實的”記者階層，為此需要給記者提供進行標準的（學術的）職前培訓的機會，並廢止不署名制度。1915年他撰文專門論述在高校除了報學理論和課程設定外，還應對記者進行學術的職業培訓；當時德國新聞業實行匿名制度，其理由首先是新聞報導代表的是報紙的基本觀點，同時也是為了保護報人避免公眾的批評等等，這些在畢歇爾看來，都不足以令人信服。他認為德國報紙中普遍使用的匿名制大大降低了報紙的道德和知識水準，並且降低記者隊伍對公眾的關注程度，而署名則會使優秀的記者成名並獨立，而公眾對報紙的批評就會變得更為自主。
卡爾·畢歇爾從大學教授的學術高度來評判報紙這個職業，往往帶有一定的教條主義色彩，尤其是他後期發表的著作中，主觀和武斷的觀點更為明顯。比如他說：“編輯工作純粹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它只在廣告版面出售中存在；僅僅是為了獲得儘可能多的主顧，出版人才會考慮使用編輯手段。”“編輯本是個增加成本負擔的部分，……如果報紙是一個謀利的企業，那么廣告就是只有通過編輯工作才能賣出去的商品。”這些論點顯示出畢歇爾的觀點脫離了報業與經濟實際聯繫，受到後世的詬病也理所當然。
卡爾·畢歇爾對德國新聞學的影響
卡爾·畢歇爾重要的新聞學著作，除了1903年的《報業的開端》之外，主要還有《報業》（1912）、《德國的日報與批評》（1915）、《報紙研究論文集》（1926），此外，他眾多新聞學的文章被後人結集成《新聞學文選》。這些學術著作，為德國新聞學的誕生和發展奠定了學科基礎。而由他直接促成的報學研究所和報學專業的成立，對於德國新聞學的發展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正如漢斯·波曼寫道：報學在卡爾·畢歇爾之後得到了迅速發展，開始在許多高校發揮作用。從計畫外到計畫內的師資，從兼職教授到專職教授，並且同時取得了主要專業的資格。這條路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就開始了，當埃利希·埃維爾特被選為卡爾·畢歇爾的接班人時，博士生招生口試可以單獨由學科委員會來舉行，而且這個專業也有權接受教職申請。政府方面對它的推動也十分明顯。這要感謝報學，使越來越多的系和專業紛紛成立。
由於卡爾·畢歇爾的大力推動，並隨著報學專業的成立，一批新聞學者脫穎而出，一大批有分量的新聞學著作紛紛問世。當時，著名的新聞學者除了埃利希·埃維爾特之外，還有埃米爾·杜費法特，他在1933年之前出版了《論報紙》（DieZeitungen，1925年）、《美國新聞學》（DeramerikanischeJournalismus，1927年）、《報學》（Zeitungswissenschaft，1931年）；還有奧托·格羅特，出版了《符騰堡的政治報刊》（1915年），並從1928年到1930年連續出版了影響巨大的4卷本的學術著作《論報紙》。這些人成為德國新聞學和傳播學發展的中堅力量。
日本京都大學的社會學和歷史學家佐藤卓己在《現代傳媒史》中將1893年布歇（即畢歇爾）《國民經濟的成立》的出版、1915年權田保之助翻譯布歇《經濟文明史論》、1916年布歇在萊比錫大學設立新聞研究所視為傳媒史上的重大事件。
遺憾的是，作為德國新聞學的奠基人，有關畢歇爾在新聞學方面的研究，了解的人並不很多。英語世界中對畢歇爾的傳播思想研究最為深入的是美國衣阿華大學的漢諾·哈特教授，他在1979年出版的《報刊的社會理論》一書中專門有一章論及畢歇爾。
卡爾·畢歇爾的名字也曾一度為中國新聞學研究者所關注。1914年《進步》雜誌第5卷第1、3、4期刊出了從日譯本轉譯的長篇連載《新聞紙之源流》，對當時的新聞學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1927年戈公振出版的《中國報學史》一書多次引用畢歇爾（戈氏譯為畢修），該書僅在《報紙的定義》一節提及“畢修”就達7次。但是，自此以後，中國的新聞學研究似乎遺忘了這個重要的名字，僅僅只有2004年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王艷和王凱波根據哈特的著作寫成《社會的交換——卡爾·布赫爾媒介思想簡介》一文。
日本學者和田洋一認為，畢歇爾是一位對日本新聞學產生過深遠影響的德國學者，他在《新聞學概論》中有這樣一段描述：“萊比錫大學的第一任新聞學教授卡爾·畢希納，曾經作為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家而聞名全世界。他的著作《國民經濟的形成》被譯成日文，題名《經濟文明史論》，於1917年由內田老鶴園出版發行。其讀者之多，令人驚訝。該書中收錄的有名的論文《新聞事業的起源》，當時就被英美體系的新聞學研究家杉村楚人冠讀過。德國的新聞學以這種方式，也給予英美體系的日本知識分子以很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