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卞仲耘卞仲耘（1916—1966），1916年生於安徽省無為縣，女，中國共產黨黨員，原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6年6月，她被劃為“四類幹部”並在會上鬥爭。1966年8月5日，她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於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1937年初夏，卞仲耘高中畢業，當了3個月的國小教師，一邊補習中、英文和數學，準備再考大學。
1938年春天，卞仲耘隨同安徽省蕪湖女中師生遷移到長沙，傾向進步的卞仲耘來到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提出了去延安抗大學習的請求，當場填寫了表格，她很快來到了武漢投身抗日宣傳，錯過了去延安的機會。但是卞仲耘希望去延安投身革命的熱忱給八路軍辦事處人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黨組織將她作為培養對象， 經歷武漢會戰後，卞仲耘所在戰地服務團進入國民黨第31師進行宣傳，逐漸轉至大別山區。戰地服務團中有許多中共黨員，他們的言行深深地影響了卞仲耘。
進入1940年，國民黨掀起了反共高潮，戰地服務團在國民黨軍隊中無法堅持。卞仲耘打算繼續上學深造，遂考入已遷移到陝南的西北大學經濟系，實現了自己的大學夢。1941年，她在那裡加入了中共黨組織。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後又轉入齊魯大學，1945年畢業。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垚一起去了共產黨的解放區。
建國後，1949年，卞仲耘調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工作，歷任學校教導員，副教導主任、主任，校中共黨總支副書記、書記，副校長。由於當時該校沒有校長，在文革開始時，卞仲耘實際上就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最高負責人。
1966年夏，卞仲耘被紅衛兵（實際上都是自己的學生）打死時，50歲的她，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17年；同時，她還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丈夫王晶垚，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
遇難經過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建立於1917年，位於北京西城區，是該市歷史最長的中學之一。由於學校離天安門廣場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加以文革前該校即為北京重點中學之一，很多中共高級幹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學讀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文革前都從這所中學畢業的；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也各有一個女兒是該校學生。在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學中，高級幹部的子女占了一半。
第一張大字報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的被毛澤東“讚揚”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的負責人之外，又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個學生在北京師大女附中也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該校領導作了類似的攻擊。在這張大字報上領頭署名的學生叫宋彬彬，6月3日，由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就取代原校領導，開始掌管學校。 工作組進校之後，學校停課，用全部時間搞文革，也就是開會、貼大字報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和中共中央關於文革的指示。學校的老師和負責人都成了被“揭發”的物件。學生對老師，先是直呼其名，進而咒罵喝斥。整個學校貼滿了大字報攻擊學校原領導人和教師。幾乎每個老師都被大字報攻擊。
卞仲耘的“罪狀”
在大字報上，卞仲耘的第一條“罪狀”是參與前中共北京市委“搞軍事政變的反革命活動”。即便是有這么一個軍事政變，那也不可能讓一個中學副校長知道。在當時，沒有人敢質疑，沒有人能辯解。 第二條“罪狀”是“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鄰近地區發生地震，為學生的安全，學校告訴學生，若地震發生，要趕快離開教室。有學生問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掛的毛主席像帶出來，卞仲耘未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 類似這樣荒誕的“罪名”還有很多。例如，反毛澤東思想，誣衊黨的方針政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反對黨的政策，破壞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學率，反對和工農結合，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培養資產階級教師隊伍，反革命暴動和與黑幫聯繫，低級趣味等等。有一張貼在她的臥室門上的大字報，這樣寫道：『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這就是文革開始後中學女生所使用的語言。
死亡“前奏”
1966年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參加。卞仲耘受盡凌辱和摧殘。會後，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長信。她在信中寫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裡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
黑幕”降臨
卞仲耘遇害時的遺體照片1966年7月31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成立。8月5日下午2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兵首先發起了這一行動。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台下。
因是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鍾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對她進行毆打、辱罵、扔髒東西。
當有人發現卞仲耘“已經快不行了”的時候，群情激昂的紅衛兵卻怕影響不好，乾脆將卞仲耘放在一輛手推車上，身體用大字報紙、竹掃帚、雨衣等雜物掩蓋起來。直到晚上七點多鐘，才將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郵電醫院。而此時，卞仲耘的屍體早已僵硬。
當時丈夫王晶垚買了一部相機，為她拍攝血跡斑斑的遺照。
三十多年後，王晶垚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台“神州穿梭”節目採訪時表示：“當時，北京正值夏天，最熱的時候，不要說是一個飽受摧殘和虐待的人；就是一個健康的人，也要捂出事兒來。”
在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鄧榕等人的虎視眈眈下，醫生開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證明書；最終，王晶垚將卞仲耘的屍體送去了東郊火葬場火化。
章詒和在書中提及曾親眼目睹卞仲耘被殺害的情景，指行兇者用腳踢卞仲耘的頭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詒和暗示行兇者是某前領導人的女兒，此人曾在電視節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親在文革受到的對待而“鳴冤”。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該校沒有設定校長職位），和其他四位學校負責人一起，被該校紅衛兵揪到大操場上，戴高帽，掛黑牌，游斗、勞改的同時，又被亂棒橫掃，個個遍體鱗傷。她們還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推進廁所里，當頭淋了屎尿。宿舍樓的白色牆上，留下她們的斑斑血跡。卞仲耘在副校長中排名第一，被視為‘黑幫頭子’，被毆打最重。經過三個小時折磨，到下午五時左右，卞仲耘已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台階上，仍然有紅衛兵繼續踢她的肚子，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物，大聲咒罵她‘裝死’。
卞仲耘被放在一輛平時運送垃圾的手推車上，不能動彈。紅衛兵還在繼續批鬥其他的副校長，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手推車旁，另一副校長鬍志濤看到手推車上的卞仲耘，兩條骼膊紅腫，布滿傷痕，眼睛睜開，瞳孔放散，毫無反應，只是嘴巴還呼哧呼哧吐氣。就告訴在場紅衛兵，卞校長恐有生命危險，應當送醫院。紅衛兵怒吼道： ‘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被推進一間辦公室，關押了起來。到了七點多鐘，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北京市委，終於把卞仲耘送到馬路對面的郵電部醫院。這時，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蓋住，上面還壓了一把大掃帚。醫生檢查時，卞的屍體已經僵硬，死亡多時了。這就是全國第一個無端被暴力毀滅的無辜者！
第二天，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負責人之一鄧榕，‘她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臂纏袖章，一副典型的紅衛兵裝束’。
鄧榕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屍體解剖，用意在於要醫生證明卞死於心臟病，而不是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這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當時還有所顧忌——半月後，暴力猛然膨脹，打死人不但不須掩飾，更成為炫耀、吹牛的本錢。
王晶垚堅決反對解剖屍體，他不能讓妻子慘死之後，再遭無禮切割。最後，在紅衛兵負責人要求下，醫院開具了卞仲耘的死亡證明書上，但在死因一欄，填上了‘死因不明’四字。
（以上是卞仲耘好友王友琴記錄的卞仲耘遇難經過）
艱難控訴
《傷痛四十年》(2006)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個“沒有問題”的“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學校的“革命委員會”依照有關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400塊錢。
1976年，毛澤東病故，江青等“四人幫”被逮捕，一年後，開始了審慎緩慢的否定文革的過程。
1978年，北京市西城區委員會給卞仲耘開了追悼會，為她“昭雪”。王晶堯一再要求，用那400塊錢在卞仲耘曾經工作和被打死的學校里建一塊碑或者種一排樹表示紀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沒有結果。
但同時，王晶垚也開始設法通過法律的途徑，為妻子討回公道。
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除了要求調查和處理直接的殺人兇手；並控告一個曾因跟人私怨在“鬥爭”卞仲耘大會上製造偽證的外校人員，以說明卞仲耘有男女關係問題。然而，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卻做出了不予起訴的決定。原因是“追訴時效期限”已過。
198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應予維持”。
2014年一月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即宋要武。)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現年九十三歲的王晶垚（卞仲耘夫）周一發表聲明，指摘宋彬彬等人掩飾當年惡行，強調在妻子卞仲耘死亡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前，他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註：聲明全文：
關於宋彬彬劉進虛偽道歉的聲明
王晶垚
1966年8月5日下午，師大女附中(現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紅衛兵以“煞煞威風”為名在校園裡揪斗卞仲耘同志。紅衛兵慘無人道地用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銅頭皮帶毆打卞仲芸同志，殘暴程度令人髮指！
下午3點鐘左右，卞仲耘同志倒在校園中。她遍體鱗傷、大小便失禁，瞳孔擴散，處在頻臨死亡的狀態。紅衛兵將卞仲耘同志置放在一輛三輪車上，身上堆滿骯髒的大字報紙和一件油布雨衣(這件雨衣至今我還保留著)。在長達5個小時的時間裡，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拒絕對卞仲耘同志實施搶救(郵電醫院與校園僅有一街之隔)。直至晚上8點多鐘卞仲耘同志才被送往郵電醫院，人已無生還可能。
卞仲耘同志死亡第二天，紅衛兵負責人劉進在對全校的廣播中叫喊：“好人打壞人活該！死了就死了！”真是喪盡天良。
1966年8月18日，卞仲耘同志遇難十三天之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北京紅衛兵代表。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門，代表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這個袖章上沾滿了卞仲耘同志的鮮血。毛澤東對宋彬彬說：“要武嘛。”宋彬彬從此改名為宋要武。
1966年8月18日之後，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
卞仲耘同志遇難已經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劃者和殺人兇手至今逍遙法外；“八五事件”真相仍然被蓄意掩蓋著。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劉進二人竟以“沒有有效阻止”、“沒有保護好”、“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開脫了她們在“八五事件”中應付的責任。並僅以此為前提，對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領導及其家屬進行了虛偽的道歉。
為此，作為卞仲耘同志的老戰友、丈夫，我鄭重聲明如下：
一、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是殘殺卞仲耘同志的兇手！
二、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沒有搶救過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前，我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特此聲明！
2014年1月27日
家庭狀況
卞仲耘與丈夫王晶垚生有四個孩子，一男三女。
王晶垚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卞仲耘死後，9歲的小女兒發現，父親王晶垚睡的草蓆的邊沿都被咬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單商店買了一架120照相機，拍下了妻子布滿傷痕的遺體。他把妻子遇難時的東西都保留了下來：一件沾滿血跡、用黑墨寫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襯衣，一條沾有糞便的褲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塊表鏈被打得扭曲的手錶，時間停擺在3點40分，1966年8月5日3點40分。一年後，王晶垚在家裡的柜子里為妻子布置了秘密紀念堂。柜子的門是關緊的，但里壁貼著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著鮮花。
2006年1月27日，攝影家賀延光訪問已經85歲的王晶垚，儘管當時距卞仲耘遇害已過去整整四十年，王晶垚面對前妻卞仲耘的遺像，仍不禁黯然神傷；賀延光以相機記錄下這一時刻，這便是其代表作之一《傷痛四十年》。
遇難紀念
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言：紀念卞仲耘殉難40周年
作者：林莽
悲逢北京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殉難四十周年之際，她的老戰友和丈夫王晶垚先生約我寫一篇實錄，以資紀念。
卞氏乃北京文革罹難之首者。繼其後，全國又有千千萬萬無辜者慘遭迫害。此實我國自古未有的空前浩劫！我作為當日的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能不感到痛心疾首？於是奮起秉筆直書，僅欲言予倖存世上的未亡人。
1966年6月初文革工作組進校後，某日中午下班時分，我經過校門口的會客室，看見卞仲耘、胡志濤兩位副校長及其他幾位校領導在裡面，可能是在開完批判他們的會後，呆在那裡等學生走完再走。有一印象給我很深，那就是卞仲耘校長臉上的笑容。我心想：“這時，她還能面帶笑容，可見壓力不大，比我這個右派強。”而工作組進校第二天就叫我去聽訓示：“老老實實接受勞動改造！上午可以在圖書館工作，下午打掃大操場及全校男女廁所……”我聽了，心情是沉重的。
沒想到，時間未隔多久，情況卻有了變化。
工作組被撤消了，這對我關係不大，而對卞仲耘她們，則至關重要。說工作組犯了方向性的路線錯誤，運動搞得不紅火。浮皮蹭癢地批了批校領導，沒有搞出什麼結果。應按十六條辦事：“……要放手發動民眾，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應該以學生為主體，……尊重民眾自己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指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這條最高指示一下來，師大女附中的文革運動果然紅紅火火起來了。
那是8月5日的下午，我在實驗樓底層圖書室，忽然聽見從窗外大操場上傳來亂嘈嘈的人群聲，還有一種金屬的敲擊聲，嘈雜聲中還夾雜著一種嚎叫聲，越來越響。顯然是人群從大操場走到小操場上來，離我們這實驗樓越來越近了。小操場就在這座樓的前面。我趕快跑到窗戶邊，打開紗窗，把頭伸出窗外。窗外的景象使你目瞪口呆，使你毛骨悚然。你簡直不敢相信，這種場面是怎樣精心策劃出來的：學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領頭走在前面，她的臉全被墨汁塗黑，兩個眼珠子的轉動就特別顯眼，像兩點明明滅滅的鬼火，叫人看了害怕。而她的嘴唇也染黑了，當她開口出聲時，可以看見雪白的牙齒，露出了一副門牙，這樣的醜化她是一種卑劣的行為。更為卑劣的是還強迫她遵從紅衛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是走資派！我有罪！我該斗！我該死！”這幾句話喊完之後，又再重複，來回喊。每喊一句，就用右手握著的短棍敲一下左手上拿著的鐵畚箕，發出破鑼的聲音。在她後面跟著的是副校長鬍志濤，她的臉也被塗得漆黑。她和卞仲耘不同的地方，只是她拿的不是鐵畚箕，而是一個破臉盆，敲在上面的聲音要比鐵畚箕響得多。她嘴裡喊出來的話，內容與卞仲耘喊的差不多，只是各人報自己的姓名和職位不同罷了。再後面是副校長、教導主任、副主任，除了一個副校長和一個副主任是男的，其他三人都是女的。男副校長的喊話，多了一句：“我是走狗，應該砸爛我的狗頭。”在這一行被勒令游斗的走資派兩旁，都有紅衛兵押著，都是女學生，大多戴著“紅衛兵”的袖箍，紅布黃字。她們手上大多握著短棍，有的還執著長槍，是木槍。一發現哪個“走資派”喊得不夠響，就給他一棍，打在他們的頭上，像敲在木盒上一樣，發出乾裂的聲響。於是，那個挨了棍敲的或受了槍杵的立即放大嗓門拚命地喊。往往喊不了兩句，聲音又小了，於是又打，又大喊，實際上是在嚎叫。嚎到這時分，卞仲耘的嗓門已經沙啞了。越是喉嚨沙啞就越倒楣，棍子像雨點般打在她們的頭上，特別是那個患有高血壓症的卞仲耘，喉嚨又早已沙啞，挨棍子就最多了。難道棍子的威力能叫一個沙啞的喉嚨發出響亮的喊聲來？女紅衛兵也對她們狂喊著。這個喊，那個也喊，一片嘈雜，聽不清喊些什麼，大抵也就是命令她們喊響些吧？“走資派”實在無力遵從這種無法履行的要求，這便氣壞了紅衛兵，她們覺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著翻牛皮軍靴的腳，照準走資派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著肚子，牛皮靴頭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喚。這種尖銳的叫喚聲，連我立在樓內也聽得刺耳，令人寒心。
卞仲耘終於倒了下來。那一倒下，許多紅衛兵就涌到她身邊，惡狠狠地喊：“ 你別裝死！起來！再不起來，老子踢死你！”女紅衛兵居然自稱“老子”了。我以為既然倒下，嚇唬嚇唬這個女書記就算了，沒想到紅衛兵，而且是女的會這么狠！她們用穿著軍靴的腳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開的，只有任其踢。紅衛兵大概是踢累了，才收住腳。
雖然不踢了，她們還要創造性地喊出這樣的口號：“砸爛她的狗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她永世不得翻身！”於是便出現這樣一個場面，有一個女將個子又高又大，腿又長，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隻穿著軍靴的大腳。那氣勢真夠雄偉。寫到這裡，我忽然明白，好像識破天機，“要尊重民眾的首創精神”，要的不就是這種精神嗎？這一場游斗的全部過程，都是傑出的、精心的首創製作，這不是首創是什麼？翻遍二十四史，你也找不到這樣的記載。紅衛兵對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才可稱得上是最深刻的體會。四十年過去，從來我都以為是紅衛兵過火；四十年過後的今天，歷史的久經琢磨終於讓我認識到，是誰教導紅衛兵這樣做。
這時，她們坐下來休息了，打人打累了，罵人罵渴了。有人買來整整一紙箱冰棍。不知她們在高談闊論些什麼，也聽不清。而她們嘻嘻哈哈，而這笑聲使我覺得她們已經不是女孩子。看那副殺氣騰騰的樣子，像個女孩子嗎？一道最高指示一下來，她們就變成了這樣，還要美其名曰，這是鬧“文化大革命”。
校領導人飽受皮肉之苦後，紅衛兵又命令他們勞動改造。小操場左側，有一小堆磚，磚旁邊有一小堆沙。這叫什麼勞動改造？只是讓他們把磚和沙搬的搬，抱的抱，移到右側去，移完了，又讓他們再移到左邊來。這樣來回地搬著，這不是拿人來折騰嗎？躺在地上的卞仲耘，也慢慢爬了起來跟著搬。她哪邁得開步子？只是一踮一踮地蹭著走。
我也不敢久躲在窗後看，想起我打掃廁所的任務，便趕快離開實驗樓。剛打掃完一個女廁所，從裡面走出來就碰見一個女紅衛兵，她對我厲聲說：“跟我走！” 我跟在她後面，心中忐忑，不知要我跟她去乾什麼？一直走到女生宿舍，進了東邊側門，剛進門，卻看見盥洗室外北牆邊，站著卞仲耘。她可能是支撐不住自己，一隻手扶著過道的牆壁。這時，我看她的白色短袖襯衫上有血跡，後來，才從傳聞中聽說，原來打她們的棍子頭端是釘著鐵釘的。
紅衛兵命令我：“拿把笤帚來，交給她。”我便明白，是要她打掃女廁所。當我從門背後拿出一把笤帚交給她，她也試圖來接，還沒來得及接住，手一離開牆壁，就暈倒在地上了。雙目緊閉，不住地呻吟。女紅衛兵對她大聲吼：“你又裝死！起來！”
她起不來了！
另一個女衛兵從盥洗室端來一盆涼水，兜頭向她潑去，沖得她全身都是水。我實在不忍目睹，便立即匆匆離開。
沒過多久，那個女紅衛兵來到圖書室，又來叫我跟她走。這次卻是跟她走到女生宿舍正門。剛進正門，卻看見卞仲耘仰身躺在正門台階上。紅衛兵勒令我和先到那兒的校工老白，一同把卞仲耘抬上她身旁的手推平板車。我剛抬起她的雙腳，圍觀的女紅衛兵們朝著我哈哈大笑起來。我立即意識到：這不是嘲笑一個活著的右派，抬一個將死的走資派嗎？我受不了這樣的嘲弄，我也不忍目睹卞仲耘臨死之前的慘狀。她的兩個眼珠向上翻滾，口吐白沫，渾身濕透，抽搐不止。“老卞呀！我真不忍看到你這樣的悲慘的結局！”於是，我憤然放下她的雙腳，大聲說：“我決不抬！”即轉身走開。紅衛兵追上我，罵了一句：“媽的！”用穿著軍靴的腳踢了我一下。
反思當日，假如紅衛兵不準我離開，而我又堅決拒絕抬屍，那我就會倒於亂棍之下，多死一個，這是完全可能的。師大女附中是一所特殊的女子學校，可以說是“皇家女子”學校，因而女紅衛兵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她們打死一個卞仲耘，不過是小試牛刀，體現一下不怕出亂子的膽識，做出首例示範，從而起到推廣全國各地的作用。
全國打死的人無數，上至元帥、將軍，下至平民百姓，一概都打，毫不在乎。多死一個，少死一個，又何足道哉！
拒絕道歉
已故中共元老宋任窮之女、文革時全國聞名的紅衛兵宋彬彬(即宋要武)，2013年12月就文革期間批鬥老師行為，向母校老師和校領導致歉，惟當年被批鬥致死的校長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發聲明痛斥道歉虛偽，拒絕接受。
聲明全文：
關於宋彬彬劉進虛偽道歉的聲明
王晶垚
1966年8月5日下午，師大女附中(現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紅衛兵以“煞煞威風”為名在校園裡揪斗卞仲耘同志。紅衛兵慘無人道地用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銅頭皮帶毆打卞仲芸同志，殘暴程度令人髮指！
下午3點鐘左右，卞仲耘同志倒在校園中。她遍體鱗傷、大小便失禁，瞳孔擴散，處在頻臨死亡的狀態。紅衛兵將卞仲耘同志置放在一輛三輪車上，身上堆滿骯髒的大字報紙和一件油布雨衣(這件雨衣至今我還保留著)。在長達5個小時的時間裡，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拒絕對卞仲耘同志實施搶救(郵電醫院與校園僅有一街之隔)。直至晚上8點多鐘卞仲耘同志才被送往郵電醫院，人已無生還可能。
卞仲耘同志死亡第二天，紅衛兵負責人劉進在對全校的廣播中叫喊：“好人打壞人活該！死了就死了！”真是喪盡天良。
1966年8月18日，卞仲耘同志遇難十三天之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北京紅衛兵代表。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門，代表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這個袖章上沾滿了卞仲耘同志的鮮血。毛澤東對宋彬彬說：“要武嘛。”
1966年8月18日之後，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
卞仲耘同志遇難已經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劃者和殺人兇手至今逍遙法外；“八五事件”真相仍然被蓄意掩蓋著。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劉進二人竟以“沒有有效阻止”、“沒有保護好”、“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開脫了她們在“八五事件”中應付的責任。並僅以此為前提，對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領導及其家屬進行了虛偽的道歉。
為此，作為卞仲耘同志的老戰友、丈夫，我鄭重聲明如下：
一、師大女附中紅衛是殘殺卞仲耘同志的兇手！
二、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沒有搶救過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前，我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特此聲明！
2014年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