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記載
博學宏詞科《官史.選舉志二》：“高宗立博學宏詞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六題，分為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先投所業三卷，學士院考之，拔其尤者召試，定為三等。上等轉一官，選人改秩，無出身人賜進士及第，並免召試，除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與堂除，無出身人賜進士出身；下等減二年磨勘，無出身人賜進士出身：並許召試館職。南渡以來所得之士，多至卿相、翰苑者。”
《清史稿.文苑傳一.陳維崧》：“逾五十，始舉鴻博，授檢討，修《明史》，在館四年，病卒。”又《萬斯同傳》：“博通諸史，尤熟明代掌故。康熙十七年，薦鴻博，辭不就。”
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卷五中：“康熙戊午，開博學鴻儒科。其時三藩軍事尚未全定，欲以此收攬山林文學之士，與征者皆一時名流。不應舉如傅山、杜越諸人，則強迫就道。試竣，布衣、生員即授檢討，老病不入試者，亦授中書，意在羈縻之。”參閱《清聖祖實錄》卷七九。
據徐松《登科記考》，唐玄宗開元五年（717）已有李蒙一人中博學宏詞科，但此時的博學宏詞猶為制科中的一種，而非後來每年舉行的吏部科目選中的博學宏詞科。《舊唐書·蕭聽傳》載：蕭昕“少補崇文，進士。開元十九年，首舉博學宏辭，授陽武縣主簿。天寶初，復舉宏辭，授壽安尉。”《唐語林》也說開元十九年置宏詞，《唐會要》、《冊府元龜》也載開元十九年博學宏詞科。大概科目選中的博學宏詞科始於開元十九年。
發展歷程
出現
科舉制為了解決科舉出身後等待入仕所產生的問題，唐代採取了一些相應的措施，其中之一便是設定科目選，而博學宏詞便是其中的重要科目。
唐代
唐代科目選是由吏部主管、兼有科舉和銓選考試性質的選舉取士形式，它將科舉考試與銓選考試折衷糅合，具有不拘選限，不次拔擢人才的用意。其科目有博學宏詞、書判拔萃、三禮、三史、三傳、五經、九經、開元禮、明習律令等，凡考試優等者不論獲得出身年數多少皆可立即入仕。這些科目中以博學宏詞科為首要，登科者地位崇高，因而唐後期許多進士及第者都參加過此科考試。
清代
清康熙十七年，清聖祖玄燁為了更有效地籠絡漢族地主及其知識分子，決定舉辦博學鴻詞科。開始時，反清復明的風氣正盛，漢人應者寥寥。雖然有湯斌、魏象樞等急於應試做官的漢人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其中，但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仍然堅持不與清廷合作，進行了堅決的抵抗。直到後來章太炎在《諸子略說》中講道：“湯斌、楊名時、陸隴其輩，江鄭堂《宋學淵源記》所不收，其意良是。何者？炎黃之胄，服官異族，大節已虧，尚得以理稱哉？”所以湯斌等人的理學地位歷來飽受非議，褒貶不一。
考試內容
宏詞科的考試內容是“試文三篇”，包括詩、賦、議論各一，因此宏詞科有時稱為“三篇”，如太和九年及第進士次年“捷三篇”（《唐摭言》卷4），朝鮮來華進士崔致遠在《桂苑筆耕集》卷18《謝職狀啟》中說自己“望應宏詞”，卷17《初投獻大尉啟》中卻說“欲應三篇”。韓愈經過四次拼搏考中進士後，也去吏部“應博學宏辭選”，他認為宏詞科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跟進士科考試內容沒有多大差別。應考兩次皆失敗後，韓愈心中非常鬱悶不平，認為宏詞科考試“乃類於俳優者之辭”（《昌黎先生集》卷6《答崔立之書》）。
要求
實際上，博學宏詞科要求很高。顧名思義，“博學宏詞”既要“博學”，又要有“宏詞”，一是淵博精深的學識，二是優美恢宏的文詞。關於博學方面，李商隱《與陶進士書》說：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樊南文集詳註》卷8）
如此則似乎有關社會、自然的百科知識都應精通才能稱得上博學。李商隱在應考後等待發榜，心理處於“私自恐懼，憂若囚械”的焦慮狀態，因而對博學宏詞科的難度可能有所誇張，但從他的議論中也可看出博學宏詞科在學識方面是要求廣博貫通的。
關於文詞方面，博學宏詞科的水準也不低。《文苑英華》和《全唐文》保存下來的唐代博學宏詞賦、論試卷，大多辭藻宏麗。與祖詠省試《終南望余雪》詩二韻便止的著名典故類似，《唐摭言》卷10也記載了一則應宏詞不捷而聲價益振的故事：乾符中，蔣凝應宏詞，為賦止及四韻，遂曳白而去。試官不信，逼請蔣凝完成全賦，凝如實告知情況。既而評卷，其試卷更佳，試官長久嘆息，因不合規格而未能錄取。此事頃刻之間，傳遍京城，以致有人稱道說：“臼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妝。”宏詞科試詩也很嚴格，其對偶押韻必須合格，一般情況也不允許用字重複。大中十二年（858），中書舍人李藩知舉。當時博學宏詞科考定陳琬等三位前進士的名第，及將詩、賦、論試卷送給宣宗皇帝過目後，宣宗召李藩問道：“所賦詩中重用字，何如？”藩答道：“錢起《湘靈鼓瑟》詩，有重用字，乃是庶幾？”宣宗說：“此詩似不及起。”於是三人都被落下（《唐會要》卷76《制科舉》）。可見若非特別優秀，宏詞試詩也不允許用字重複。
性質
如果說吏部科目選的性質是科舉與銓選考試的結合的活，那么，其中的博學宏詞科卻兼有一定的制科舉性質。一方面，宏詞科確是吏部科目選的一種，另一方面，我們又很難將宏詞科與制科截然區別分開。博學宏詞科可以說是吏部銓試與制科舉的結合，或者說是介於銓試與制科舉之間的一種選舉科目。《唐會要·制科舉》將開元十九年博學宏詞科列為制舉的一科，並收入了大中元年和十二年宏詞科試的有關內容。唐後期博學宏詞科常被稱作“吏部科”、“博學選”，但有時也稱為“宏辭制策科”（杜牧《樊川文集》卷12《上宣州高大夫書》）。柳宗元在其文集卷36《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啟》中說自己“應博學宏詞之舉”，而題中卻雲“應制舉”。並且，宏詞登科第一名也與制科榜首一樣稱為“敕頭”。因此，博學宏詞這個吏部科目頗為特殊，兼有一定的制科性質。至於宋代以後的博學宏詞科就更加貼近制科，清代的己未詞科和丙辰詞科則已屬於制科了，與唐代的博學宏詞科差異頗大。從總的發展變化歷程看來，唐代至清代博學宏詞科經歷了從科目選到制科的轉化。
難度
由於博學宏詞科注重華美的文詞，而明經科長於經術絀於文學，因而唐代明經出身應宏詞科者甚少。以新、舊《唐書》有本傳和附傳的科舉出身的官員為統計對象，終唐一世，在102名明經中，僅有玄宗朝李季卿1人，而且舊傳說他“應制舉，登博學宏詞科”，還並非後來科目選的博學宏詞科。唐代應博學宏詞科者多為進士出身，玄宗朝已有蕭聽、李華二人，而在唐後期的344名進士出身者中，有34名是以宏詞登科入仕或宏詞登科後再從辟署入仕的，占了總數的百分之十，在唐後期進士入仕途徑中已有相當的比例。應博學宏詞科舉者遠比錄取的人數多，唐後期此科每年僅錄取數名，多者也不過十數名，經常只取三人，僅相當於後世科舉殿試一甲之數。而應舉者通常有三數十人，《韓昌黎文集校注》外集上卷為宏詞試《上考功崔虞部書》說，貞元九年（793），“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按《登科記考》卷13，貞元九年正好錄取進士32人。每年應宏詞科考試者往往是一年以前便進士及第者，不過也不排除當年及第進士，如寶曆元年（825），柳璟“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科”（《因話錄》卷3《商部》下）。以《登科記考》所錄人物為統計資料，現在姓名可考的唐代博學宏詞登科者僅45人左右，當時全部錄取的人數也不多，因此博學宏詞科是在已淘汰過大量人選的科舉錄取者中的擇優考試，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唐代規定已仕的在職官員也可參加博學宏詞科考試，“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但已仕者考中的占的比例不多。
作用
正是因為博學宏詞科地位崇高，為“大國光華”（《唐摭言》卷13《無名子謗議》），所以在後唐時被稱作“重科”（《五代會要》卷22《宏詞拔萃》）。宏詞登科者也往往受到人們的企羨，喜悅程度一點也不亞於進士及第。何扶於太和九年及第後，次年宏詞登科，因以一絕寄舊同年云：“金榜題名墨尚新，今年依舊去年春。花間每被紅妝問：何事重來只一人？”得意欣悅之情溢於言表。唐代有不少著名人士應宏詞科試一再受挫，如韓愈、歐陽詹等文學家皆失望而歸，白居易因為避祖諱而不應宏詞，但唐後期博學宏詞科也選拔了不少人才，有許多還當上了卿相重臣，其中尤為知名的宰相如陸贄、裴度，文學家如劉禹錫、柳宗元等。因此，唐代的博學宏詞科雖有過於嚴格等局限，然而設定此特殊科目還是對選拔和任用人才起過積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