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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傳記是中國文學裡最不發達的一門。這大概有三種原因:第一是沒有崇拜偉大人物的風氣;第二是多忌諱;第三是文字的障礙。
傳記起於紀念偉大的英雄豪傑。故柏拉圖與謝諾芳念念不忘他們那位身殉真理的先師,乃有梭格拉底的傳記和對話集。故布魯塔奇追念古昔的大英雄,乃有他的《英雄傳》。在中國文學史上所有的幾篇稍稍可讀的傳記都含有崇拜英雄的意義,如司馬遷的《項羽本紀》,便是一例。唐朝的和尚崇拜那十七年求經的玄奘,故《慈恩法師傳》為中古最詳細的傳記。南宋的理學家崇拜那死在黨禁之中的道學領袖朱熹,故朱子的《年譜》成為最早的詳細年譜。
但崇拜英雄的風氣在中國實在最不發達。我們對於死去的偉大人物,當他剛死的時候,也許送一副輓聯,也許謅一篇祭文。不久便都忘了!另有新貴人應該逢迎,另有新上司應該巴結,何必去替陳死人算爛賬呢?所以無論多么偉大的人物,死後要求一篇傳記碑誌,只好出重價向那些專做諛墓文章的書生去購買!傳記的文章不出愛敬崇拜,而出於金錢的買賣,如何會有真切感人的作品呢?
傳記的最重要條件是記實傳真,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卻最缺乏說老實話的習慣。對於政治有忌諱,對於時人有忌諱,對於死者本人也有忌諱。聖人作史,尚且有什麼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謬例,何況後代的諛墓小儒呢!故《檀弓》記孔氏出妻,記孔子不知父墓,《論語》記孔子欲赴佛肸之召,這都還有直書事實的意味,而後人一定要想出話來替孔子洗刷。後來的碑傳文章,忌諱更多,阿諛更甚,只有歌頌之辭,從無失德可記。偶有誹謗,又多出於仇敵之口,如宋儒詆誣王安石,甚至於偽作《辯奸論》。這種小人的行為,其弊等於隱惡而揚善。故幾千年的傳記文章,不失於諛頌,便失於詆誣,同為忌諱,同是不能紀實傳信。
傳記寫所傳的人最要能寫出他的實在身份,實在神情,實在口吻,要使讀者如見其人,要使讀者感覺真可以尚友其人。但中國的死文字卻不能擔負這種傳神寫生的工作。我近年研究佛教史料,讀了六朝唐人的無數和尚碑傳,其中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滿紙駢儷對偶,讀了不知道說的是什麼東西。直到李華、獨孤及以下,始稍稍有可讀的碑傳。但後來的“古文”家又中了“義法”之說的遺毒,講求字句之古,而不注重事實之真,往往寧可犧牲事實以求某句某字之似韓似歐!硬把活跳的人裝進死板板的古文義法的爛套里去,於是只有爛古文,而決沒有活傳記了。
因為這幾種原因,二千年來,幾乎沒有一篇可讀的傳記。因為沒有一篇真能寫生傳神的傳記,所以二千年中竟沒有一個可以叫人愛敬崇拜感發興起的大人物!並不是真沒有可歌可泣的事業,只都被那些諛墓的死古文駢文埋沒了。並不是真沒有可以叫人愛敬崇拜感慨奮發的偉大人物,只都被那些爛調的文人生生地殺死了。
近代中國歷史上有幾個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體傳記的資料。遠一點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國藩、郭嵩燾、李鴻章、俞樾;近一點的如孫文、袁世凱、嚴復、張之洞、張謇、盛宣懷、康有為、梁啓超,——這些人關係一國的生命,都應該有寫生傳神的大手筆來記載他們的生平,用繡花針的細密功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許多大學的史學教授和學生,為什麼不來這裡得點實地訓練,做點實際的史學功夫呢?是畏難嗎?是缺乏崇拜大人物的心理嗎?還是缺乏史才呢?
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終於因為他開闢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於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志願而死。這樣的一個人是值得一部以至於許多部詳細傳記的。
他的兒子孝若先生近年發誓用全副精力做季直先生的傳記。他已費了幾年工夫編輯季直先生的全部著作,自己親手整理點讀。這部全集便是絕大的史料。還有季直的朋友的書信,保存在南通的,也有近萬封之多,這也是重要史料。季直先生自己又編有年譜,到七十歲為止,此外還有日記,這都是絕可寶貴的材料。有了這些材料做底子,孝若做先傳的工作便有了穩固的基礎和堅實的間架了。
孝若做先傳還有幾樁很重要的資格。第一,他一生最愛敬崇拜他的先人,所以他的工作便成了愛的工作,便成了宗教的工作。第二,他生在這個新史學萌芽的時代,受了近代學者的影響,知道愛真理,知道做家傳便是供國史的材料,知道愛先人莫過於說真話,而為先人忌諱便是玷辱先人,所以他曾對我說,他做先傳要努力做到紀實傳真的境界。第三,他這回決定用白話做先傳,決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傳義法,決定採用王懋竑《朱子年譜》和我的《章實齋年譜》的方法,充分引用季直先生的著作文牘來做傳記的材料,總期於充分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父親的人格和志願。
有了這幾種資格,我們可以相信孝若這篇先傳一定可以開兒子做家傳的新紀元,可以使我們愛敬季直先生的人添不少的了解和崇敬。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