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國辛亥革命時期南京臨時政府的立法機構。武昌起義爆發後，起義各省代表在武昌集會，於1911年12月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其中規定：由各省選派參議員（每省以3人為限）組成參議院，作為臨時政府的立法咨議機構。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即著手組建參議
與南京臨時政府的矛盾
南京臨時政府與臨時參議院矛盾的重要表現之一，是在定都問題上的對立。1912年1月下旬，南北議和的前景已趨明朗，南京臨時政府開會決定，袁世凱成為新的臨時大總統後，“臨時都城不得設在北京”（《臨時政府對於袁世凱之要求》，《申報》1912年1月21日）。2月5日，臨時政府再次開會決定，袁世凱被舉為臨時大總統後，“須蒞任南京”（《專電》，《申報》1912年2月7日）。2月12日清廷退位，2月13日孫中山踐約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薦袁自代，孫中山在辭職所附的三個條件中，第一條即為“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不能變更”（《臨時政府公報》第17號，1912年2月20日）。
但臨時政府定都南京的主張，在臨時參議院內遭到大多數議員的反對。2月14日，臨時參議院開會討論建都地點，“先後發言者俱主張北京，間有主張南京者”，投票結果是：共有28票，“其中二十票主北京，五票主南京，二票主武昌，一票主天津”（《補錄參議院投票之結果》，《大公報》1912年3月7日）。參議院的決議稱，“前經各省代表指定臨時政府地點於南京者，因當時大江以北尚在清軍範圍內，不得不暫定臨時政府適宜之地。今情勢既異，自應因時制宜，定政府地點於北京”[①]，從而否定了臨時政府的決定和孫中山的要求。
孫中山、黃興聞知後，當天即召集參議員中的同盟會員開會，“嚴責不應為袁張目，黃興尤怒不可遏，雙手插入軍服口袋中踱來踱去。李（肇甫）、黃（復生）以交回複議為請，黃興遂曰：‘政府決不為此委曲之手段，議院自動翻案，盡於今日；否則吾將派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②]孫中山則決定咨復臨時參議院複議此案。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時，“忽有廣東、廣西議員起言，臨時政府地點須重議，非改在南京，吾輩願以身殉會場。眾謂不可如此，即欲重議，亦須俟總統不以前議為然，交令複議乃可。言未畢，而交複議之咨文已到，遂重議。其結果仍用記名投票法，開票計得二十七票。其中十九票主南京，六票主北京，二票主武昌”（見前引《大公報》1912年3月7日文）。複議雖推翻了原案，仍以南京為都城，但孫、黃的做法引起了參議員們的普遍不滿，“有多數參議員主張辭職”（《專電》，《申報》1912年2月24日），這無疑加劇了臨時參議院與臨時政府的對立情緒。
至3月初，孫中山在各種壓力下被迫改變初衷，放棄了袁世凱來南京就職、臨時政府設於南京的要求，於3月6日午前向臨時參議院提出政府咨文，主要內容為：“一、電請黎副總統來南京代表袁世凱受事；……三、如黎副總統不能來南，則擬交待於武昌；四、袁世凱君可否就北京行正式就職禮與臨時政府地點暫設北京一節，請由參議院決定。”（《南京政府之大決議》，《申報》1912年3月9日）其放棄袁世凱來南京就職與臨時政府設於南京要求之勉強，顯而易見。
臨時參議院接到此咨文後，即於當日下午開會議決：“一、由參議院電知袁大總統，允其在北京受職；二、袁大總統接電後，即電參議院宣誓；三、參議院接到宣誓之電後，即復電認為受職，並通告全國……。”（《臨時政府公報》第34號，1912年3月10日）與孫中山之咨文兩相對照，其對孫中山與臨時政府的不滿與蔑視，也是不言自明的。據說孫中山的咨文送到後，“參議院某君等對於政府所擬辦法痛駁其非，謂不但無濟於現在之問題，且徒多生事耳”（《南京政府之大決議》，《申報》1912年3月9日）。4月2日，臨時參議院正式議決臨時政府地點，其結果是：主北京者20票，反對者6票（《專電》，《申報》1912年4月4日），由此給臨時政府與參議院之間的建都地點之爭劃上了句號。
二
南京臨時政府與臨時參議院的矛盾還突出地表現在借款問題上。
南京臨時政府甫經建立，即處於極度的財政困難之中。[③]臨時政府無錢支付工作人員的薪金，更無錢支付軍餉，至使“民軍待哺，日有嘩潰之虞”[④]。一段時間內，南京城內“到處都有成群結隊的騷動士兵，叫嚷發放欠餉”[⑤]。而當臨時政府被迫放棄孫中山曾宣布的“若新政府借外債，則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輕”[⑥]的立場，而舉借外債時，便與臨時參議院發生了嚴重的矛盾。
南京臨時政府曾經商談的外債主要有四筆，談成的僅蘇路借款一筆。招商局借款、漢冶萍借款均因在參議院內外遭到強烈反對而未果；而華俄道勝銀行借款雖以不正當方式在臨時參議院勉強通過，但也終未成功。[⑦]本文僅述臨時參議院反對最烈的漢冶萍借款一例，以窺二者在借款問題上的矛盾之一斑。
1912年1月26日和29日，南京臨時政府和盛宣懷分別在南京和神戶，同日本三井、正金財團簽訂了兩個性質相同的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草約，草約規定：“公司股本中日各半”，除前已借給該公司的一千萬日元外，日方尚須再交付日金五百萬元，由公司轉借給臨時政府。[⑧]契約草簽後，日方先交付了200萬元，待契約正式成立後，再全部交清。此訊息一經傳出，輿論譁然，各界紛紛反對，“而參議院持之尤烈”[⑨]。
2月12日，臨時參議院向臨時政府提出質問，指責臨時政府違法借款。而孫中山並非不知此借款有損民族權益，只是迫於極度的財政困難，實不得已而為之。他在2月13日致章太炎的信中說：漢冶萍借款事，“弟非不知利權有外溢之處，其不敢愛惜聲名，冒不韙而為之者，猶之寒天解衣付質，療飢為急”[⑩]。但他在2月18日咨復臨時參議院的質問時，還是未肯將此借款的真實情況和盤托出，而是含糊其辭地稱：政府原本準備“向漢冶萍及招商局管產之人商準將私產押借巨款，由彼得款後，以國民名義轉借於政府，作為一萬萬元國債內之一部分。嗣又因政府批准以漢冶萍由私人與外人合股，得錢難保無意外枝節，鏇令取消五百萬元合股之議，仍用私人押借之法，借到二百萬元，轉借於政府。是政府原依院議而行，因火急借入二百萬元，以應軍隊之需要，手續未及分明，至貴院有違法之防”（《臨時政府公報》第26號，1912年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