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
1、敬重自然的生態意識
匈奴人有“天所立”、“天地所生”的“天”意識。匈奴人的宗教信仰帶有明顯的薩滿教特點。據記載，匈奴人“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有巫者，出兵必占吉凶，敬仰天地日月，有崇拜偶像的習俗。在諸神崇拜中，特別注重天神。認為天神是諸神的最高主宰，人世間的得失均仰仗於天。如果人的行動能順乎天道，天便會給人賜吉祥。否則，天便要給人降災禍。因此每當行事順利時，便稱之為“天之福”。
自匈奴始，中國北方草原的各個民族把敬重自然的生態意識流傳下來，突厥也是一個崇拜“天”的民族。在突厥文碑銘中，有許多“從天生”、“天所生”的概念。在粟特語中，也有相同的“天”的概念。蒙古人的“長生天”意識更為人所周知。
在所有匈奴的遺址和墓葬中，都有大量以動物為裝飾的器物，這種動物造型是匈奴文化的主要特徵。動物造型是歐亞草原古代民族通用的裝飾題材，分布地域相當廣泛，從中國北方草原地區、蒙古國、南西伯利亞、阿爾泰、哈薩克斯坦到黑海沿岸都很盛行，國外學者將此命名為“野獸紋”。匈奴自然崇拜，當然離不開大自然賦予的動物，馬、牛、羊、虎、鷹等都是草原上常見的動物，與匈奴的生活密切相關，很容易成為他們的圖騰。祭祀的祖先也與動物圖騰有關，匈奴各部落把草原上生存的動物認為與自己的來源有關，把之作為祖先崇拜。匈奴有把偶像作為祖先、天地、鬼神的化身而予以崇拜。由於特定的生態環境和生活方式，馬、牛、羊、鹿、虎、鳥等動物便成為匈奴的崇拜物，即氏族或部落的標誌物。
匈奴文化的主要內涵為各種質地上的動物造型，這不僅體現了戰國至漢朝中國北方草原地區的生活情景，更能反映當時與日常生活有著密切聯繫的原始宗教——圖騰崇拜的狀況。
動物本身來源於自然生態環境，與匈奴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這就使匈奴對動物有著某種親近感，最終產生對它們的崇拜，出現了最初的原始宗教。
匈奴人在特定的生態環境中，對牧畜和野獸有著特殊的感情，表現在藝術上便塑造了各種形態的動物圖案，並賦予深刻的文化含義，即圖騰文化。動物造型不僅體現了匈奴的經濟類型、生活情景和剽悍勇敢的民族性格，還上升到觀念形態，作為圖騰去崇拜。
匈奴的圖騰文化對後世北方民族的圖騰崇拜有很大影響，動物造型在歷代北方民族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說明圖騰文化為北方草原地區諸民族的文化共性。匈奴人的薩滿教信仰在北方民族中也廣為流傳。在接受佛教、伊斯蘭教等宗教信仰之前，阿爾泰語系各民族都曾經信仰過薩滿教，他們繼承匈奴的生態文明，崇拜自然、神靈、圖騰、祖先。
在通古斯語族的許多民族中以及一部分蒙古人中間，還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些薩滿教信仰。從匈奴肇始，在中國北方少數民族中形成了保護自然的優良傳統和意識，從而形成了天地崇拜、山地崇拜、樹木崇拜、水草崇拜、圖騰崇拜等多種崇拜。
2、根據氣候變化創造偉大的遊牧文明
早期匈奴人及其先民本來是從事以農業為主的生產活動的。匈奴民族最初並不是選擇了以畜牧業為主的經濟生活，而農業才是匈奴及其先民最先選擇的經濟生活方式。但當自然環境和氣候發生變化時，他們的生產方式根據地理環境及其所擁有的自然資源做出相應的調整。從農業生產方式變遷為遊牧文明適應了自然環境。
在匈奴故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已有人類在此以農業謀生，農業為當時人們的主要生產活動。在河套以北地區，相當於仰韶晚期的人類遺存是“阿善二期文化”，時代約相當公元前3700—前3000年之間。這時期人類的遺存較為豐富，以農業為主兼營狩獵採集的經濟生活特徵明顯。到了公元前3000年，在包頭地區，存在著一種被稱之為“阿善三期文化”。從以上考古學資料得知，匈奴及其先民早期的生產生活依賴有利於農業的自然環境和氣候，從事一種以原始農業為主的經濟活動。
氣候上的變化是造成匈奴變遷的重要因素。許多古氣象學家都曾指出，就全球整體而言，公元前2000—前1000年，是一個逐漸趨於乾旱的時期。
這個趨勢，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達到頂點。公元前6000—前1000年，華北地區是較濕潤的時期。在約公元前1000年左右，最後一期的森林草原消失了，乾旱或半乾旱氣候再度形成。在鄂爾多斯地區，由於受青藏高原抬升運動的影響，全新世以來鄂爾多斯地區的乾旱與半乾旱氣候便逐漸形成並持續加強。以致形成了現在大青山以南的套北地區以及鄂爾多斯東部、土默特平原都屬於溫暖的半乾旱氣候; 鄂爾多斯西部，則屬於溫暖的乾旱性氣候區，到了狼山下的套西北地區，年雨量只有150—250毫米。因此大體來說，這區域乾旱的程度是由東南向西北遞增的; 降水量不平均且變化大是其特點。人類想要在這裡生存和發展，只得適應新的自然環境，調整土地利用方式和傳統的經濟結構。
公元1世紀之前，匈奴及其先民由從事原始農業轉變為從事畜牧業，並建立了一個強大的遊牧帝國。《史記·匈奴列傳》說匈奴人從遠古以來，就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鹽鐵論》則載匈奴“因水草為倉廩”， “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史載匈奴人“自君王以下，鹹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史記·匈奴列傳》說其“即‘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耕田之業’”。《淮南子·原道訓》說“雁門之北狄不穀食”。《鹽鐵論·備胡》亦說“外無田疇之積”。在陰山岩畫中發現的眾多射獵圖、牧馬圖、穹廬氈帳圖，藝術地再現了北方民族的遊牧、狩獵生活場景。從匈奴的畜群規模也可以看出當時遊牧經濟的成果， 《史記》記載，冒頓圍漢高帝於白登山時有“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山”，“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公元前127年，衛青率兵北擊匈奴，“得牛羊百餘萬”。公元前124年，衛青擊匈奴右賢王，得“畜產數千百萬”。公元前71年，漢校尉常惠獲其馬、牛、羊、驢、橐駝70餘萬頭。公元89年，竇憲追擊匈奴敗兵於私渠比鞮海， “獲牲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公元134年，“掩擊北匈奴於閶吾陸谷，獲牛羊十餘萬頭”。以上僅就一個地區、一次戰役而言，而且又僅是被獲之數，每次已多至百萬或近百萬，漢代匈奴人與內地邊貿很發達。杜篤在其《邊論》中記曰：“匈奴來請降，帳幔氈裘，積如丘山。”公元135年，“烏恆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輛”。記述了烏恆動掠漢朝與匈奴邊貿商隊的情形，但其所記述的“商賈車牛千餘輛”的情形，說明了當時商貿交易量很可觀。
匈奴人驅趕牲畜前來互市時，少則萬餘頭，多則十幾萬頭。公元84年，北單于派一個親王，“驅牛馬萬餘頭號，與漢賈客交易”。漢武帝時，把“互市”當做誘殲匈奴的手段，公元前127年“互市”時，漢朝突然出兵4萬騎，分擊上谷、雲中、代、雁門，“虜三千餘人，獲牛羊百餘萬頭”。可見當時匈奴的畜牧業之發達，草原是畜牧業的基礎，足見草原植被之優良。
遊牧文明就是在這樣的生態背景下產生的，遊牧文明顯示出其頑強的生命力和優越性。顯著的優點就是相比農業對自然的破壞力小得多。就北方蒙古高原半乾旱性草原而言，保持對自然合理利用是人們賴以長期生存的法則。匈奴人選擇遊牧，是“適應北方寒冷、乾旱氣候條件的生產、生活方式的成功選擇，是人類延續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又一次勝利。遊牧經濟的諸多優點，更為匈奴之後陸續出現的北方諸民族所延承和發展，其奠基性是不容忽視的”。亦鄰真指出：“遊牧經濟的產生是蒙古地區上古時期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巨大的飛躍，是北方民族人民的偉大歷史貢獻。”成為“亞細亞古老畜牧業的發源地”。
匈奴人的遊牧業生產方式為後世幾乎所有亞歐草原遊牧民族所繼承。據記載，突厥人“隨水草遷徙”，所從事的遊牧業生產基本上與匈奴相同。
蒙古人也是如此。匈奴人及其先民所創造的家畜的馴養、改良、雜交等生產技能，如駱駝的馴養、騾的生產等，也被許多遊牧民族所繼承，許多匈奴遊牧文明的要素和成果依然在被諸多遊牧民族傳承和發展著，有些穿越了兩千餘年的歷史霧靄，流轉至今。在後世的氈鄉生活中都不免或隱或顯地再現匈奴的身影。
匈奴人輕柔地踏在北部的草原上，儘管他們的戲劇是如此的有聲有色，但他們沒有在這片草原上留下任何痕跡。在決定本民族，甚至它們之後若干民族歷史命運的歷史關頭，它們實現了一次華麗的轉身。
匈奴在遊牧文明發展史上的先驅者作用
:匈奴政權的建立和其統治範圍的擴大，使北方草原各遊牧部落、部族獲得了在相當大範圍里相互交往的必要條件，隨之而來的就是各遊牧部落、部族之間經濟、文化空前規模的交流。在這種經濟、文化的交流中，遊牧文明得到了互相交融，迅速發展。匈奴則成為了這種遊牧文明的當然代表和重要先驅者之一。
在工業文明誕生之前, 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兩大主要文明，人類歷史則主要是這兩大文明的歷史。數千年來，眾多遊牧民族先後生息繁衍在亞歐大陸的廣闊草原上，創造和傳承了光輝燦爛的遊牧文明，推動著世界文明史不斷向前發展。在遊牧文明發展史上，曾經活躍在亞歐草原上數百年的匈奴民族承上啟下，做出巨大貢獻，當之無愧地成為了世界遊牧文明的先驅者。
公元前209年，匈奴部落首領頭曼單于之子冒頓，殺父自立為單于，在中國北方草原上第一次豎起了遊牧民族政權的旗幟。同時，也在遊牧文明發展史上建立了一座永不磨滅的里程碑。
匈奴遊牧政權的建立，使過去名號不一、互不統屬的諸多遊牧部落、部族聯合在匈奴的旗幟下，形成了在活動地域、人口構成、生產生活形態、社會制度及風俗習慣等方面較為穩定的、族稱統一的匈奴民族，標誌著在亞歐草原上一個空前強大的遊牧民族開始登上世界歷史舞台。匈奴政權建立前，早在舊石器時代，中國北方草原就有人類活動的足跡。中國古史傳說時代，中國北方草原就成為世界遊牧文明的搖籃之一，出現了最早的遊牧人部落——戎、狄、昆夷、獫狁、葷粥、山戎、土方、鬼方等。春秋戰國時期，遊牧部落勢力逐漸強盛起來，他們時大時小，此消彼長，被統稱為“戎狄”，匈奴就是其中之一。“匈奴”一名見諸公元前4世紀末，《史記·秦本紀》載：是年（公元前318年）， “ 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此時的匈奴，已經成為中國北方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及至戰國後期，以匈奴為代表的這些遊牧部落、部族逐漸形成了一定範圍內的社會共同體，為更大規模的統一奠定了基礎。據王國維考證，昆夷、獫狁、葷粥、鬼方等名稱基本上都是對匈奴先民們不同時代的不同稱呼。說明匈奴正是由這些遊牧部落為主幹，不斷吸收其他人口成分而形成的。
匈奴民族的形成，結束了過去北方草原諸多遊牧部落、部族獨立發展的歷史，此前散布於北方草原上的遊牧文明也形成了百川歸海、匯於一處的局面。因此，匈奴人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數千年來北方草原遊牧文明的集大成者。
匈奴遊牧政權的建立和匈奴民族的形成，又使匈奴有足夠的力量去征服周圍更多的遊牧部族。匈奴立國後，冒頓單于東征西討，“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並樓煩、牡羊河南王。”此後，又征服了居於北方的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諸族。公元前2世紀70年代，匈奴右賢王用兵西域、中亞一帶，征服了月氏，“定樓藍、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完成了北方遊牧民族空前的大統一，形成冒頓單于所謂的“ 諸引弓之民，併為一家”的局面，匈奴政權的統治範圍幾乎覆蓋了整個北亞草原。活動在該地域內的各遊牧部落、部族在匈奴政權的統治下，消除了以往彼此之間的壁壘，獲得了在相當大範圍內相互交往的必要條件，在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形成了空前規模的交流。伴隨著這種大規模交流而來的，則是以前各自孤立發展的遊牧文明互相交融，迅速發展，更多的遊牧文明要素和更豐富的遊牧文明成果融入匈奴人的遊牧文明，這樣，匈奴又成為了這種更大範圍、更大規模遊牧文明的當然代表。
匈奴遊牧政權的建立，說明當時匈奴社會已然踏入了文明時代的門檻。司馬遷所說的“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雲”，正是這種狀況的極好說明。跨入文明時代門檻後，由於其統治範圍廣大，社會內部相對安定，匈奴社會開始在廣泛融合各遊牧部族文明的基礎上，發展和創造出了更全面、更發達的文明形態——匈奴遊牧文明。
匈奴遊牧文明是非常典型的遊牧文明。其社會經濟基礎是遊牧業，即“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匈奴“貴種”諸王“各有分地”，屬民們的遊牧只能在“分地”的範圍內進行。在較為安定可靠的生產生活條件下，匈奴人發展了相當發達的遊牧業。但遊牧經濟的先天不足——脆弱性及產品的單一性，決定了匈奴社會經濟必須輔之以狩獵、產品交換等活動。史籍中記載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這反映出狩獵業在匈奴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著一定的位置。同時，匈奴社會中的農業、手工業生產也有所發展。匈奴人的商貿活動則尤為活躍，不僅在匈奴社會內部以及與東胡、西域、中原之間進行，同時還通過西域與中亞、羅馬帝國發生了間接的貿易關係。其中尤以與西域、中原的貿易規模大、重要性突出。
匈奴政權的社會政治體制與其經濟基礎相適應，是“行國”體制。其主要特點是軍政一體、劃分左右翼的“左右二元體制”以及社會組織中的十進制等。同時，匈奴社會還保持了氏族組織的外殼和部落組織的形式。匈奴人每年進行三次盟會，其主要內容是決定軍國大事、“課校人畜計”等。匈奴的法是習慣法，多由以往的習俗與禁忌演變而來，即所謂“納禮入刑”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這樣的法與同一時代的漢律相比較，要寬鬆、簡捷、易行得多，反映著匈奴遊牧文明的特點。
匈奴的軍事體制是全民皆兵，即所謂“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攻戰以侵伐” 。匈奴的戰法，最為突出的是善於運用遠距離奔襲，大規模包抄以及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戰略戰術，可以說他們是運動戰的創造者。匈奴的軍事訓練從幼兒時期就開始了，“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 。成年“甲騎”主要是通過經常的集體狩獵或實際戰鬥得到軍事訓練。
匈奴人的宗教信仰帶有明顯的薩滿教特點。據記載，匈奴人“五月，大會蘢城, 祭其先、天地、鬼神。”“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有巫者，出兵必占吉凶，敬仰天地日月，有崇拜偶像的習俗。
自冒頓單于立國到公元89年、90年、91年北匈奴三次敗於漢朝軍隊，匈奴民族在我國北方草原上活躍了整整三個世紀。此後，匈奴人或是入居中原，或是融入其他草原遊牧民族。然而，開始於公元前一世紀匈奴人的一次大規模西遷，又改變了中亞、東歐草原上遊牧文明的歷史發展進程。
公元前57年，匈奴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五單于爭立”的內訌。爭奪的結果，匈奴被一分為二，一部分擁戴呼韓邪單于；一部分則成為郅支單于的屬眾。後呼韓邪單于在漢朝的支持下，擊敗郅支單于。公元前44年，郅支單于率眾離開故地，“向西到今天俄屬突厥斯坦去碰碰自己的運氣” 。其勢力從伊犁河畔一直擴張到鹹海草原。郅支單于率領的這部分匈奴人在巴爾喀什湖以北到鹹海一帶的草原上停留了數百年，直到4世紀，他們進入了歐洲，才又出現在歷史記載中。
4世紀70年代，西遷匈奴的後裔渡過伏爾加河、頓河，征服了阿蘭人，進攻第聶伯河以西的東哥特人，大多數東哥特人屈服於匈人的統治之下，而西哥特人為了躲避匈奴人的進攻，渡過多瑙河進入羅馬帝國。匈奴人順利占據了烏拉爾山到喀爾巴阡山之間的廣袤草原之後，又越過喀爾巴阡山，進占了匈牙利平原。441年，匈奴首領阿提拉向東羅馬宣戰，開始了新一輪的征服。
公元453年，匈奴的最後一位大單于約瑟夫·阿提拉不幸病逝。此時，他的匈奴帝國疆域已達到東起裏海、西至波羅的海與萊茵河。阿提拉的病逝使得歐洲匈奴帝國在它最輝煌的時刻突然徹底崩潰。到約瑟夫·阿提拉的兒子鄧直昔克的時代，歐洲匈奴帝國已經徹底無力復國。
6世紀中葉，西遷的匈奴人被來自亞洲的阿瓦爾人打敗，並且被融入阿瓦爾人之中。匈奴人最終退出世界歷史舞台，消失在眾多亞歐民族之中。但是，西遷的匈奴人在自己6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先後把西亞草原、南俄草原、東歐草原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使包括印歐語系遊牧民族在內的諸多遊牧民族成為自己的臣民。結果，在當時的西亞、東歐草原上, 再次形成了與冒頓單于及其以後時代匈奴帝國相同的局面：一方面，各遊牧民族創造和傳承的遊牧文明不斷地融合到匈奴的遊牧文明之中；另一方面，匈奴也把自己的遊牧文明擴展和傳播到了更大範圍。匈奴又一次起到了遊牧文明發展史上承上啟下、匯聚融合、傳承擴散的重要作用。
匈奴遊牧文明對後世亞歐草原遊牧文明的影響非常廣泛
從世界文明發展史的角度看，亞歐草原是面積最大、人口最多、歷史最悠久的遊牧文明傳承區域。正是在這裡，匈奴民族在近800年的時間裡，先後馳騁在東起興安嶺，西至多瑙河廣袤的亞歐草原上，征服、吸收了眾多遊牧民族，將這一範圍內的眾多文明成果融為一體，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匈奴遊牧文明。也是在這裡，他們又經歷了由盛到衰的痛苦歷史過程，逐漸消失在其他民族中間，退出了歷史舞台。但他們所創造的遊牧文明成果，並沒有因他們的消失煙消雲散，而是在廣闊的亞歐草原上被眾多遊牧民族所傳承、發揚。甚至可以這樣說，在這一範圍內，沒有哪個主要的遊牧民族與匈奴遊牧文明沒有關係：此前各遊牧民族創造的遊牧文明成果匯入了匈奴遊牧文明，此後各民族所傳承的遊牧文明又都程度不同地與匈奴遊牧文明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匈奴對遊牧文明影響的廣泛性還表現在另一方面，即對亞歐草原各遊牧民族社會中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許多方面，如生產生活方式、政治軍事制度、社會組織形式、風俗習慣、思想觀念等都產生了程度不同的影響。
匈奴遊牧文明對後世亞歐草原遊牧文明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在匈奴民族消失後，許多匈奴遊牧文明的要素和成果依然在被諸多遊牧民族傳承和發展著，有的甚至穿越了兩千餘年的歷史霧靄流轉至今。
在後世的氈鄉生活中都不免或隱或顯的再現匈奴的身影。從亞歐草原上的許多民族吸收了大量的匈奴人口成分。最典型的事例，除了阿瓦爾人之外，還有中國歷史上的鮮卑人、突厥人。匈奴西遷後，2世紀初留在中國北方草原的匈奴人有10 多萬落，約50萬人，他們在鮮卑人興起之際融入了鮮卑人。匈奴盛時人口約有150萬左右。這就是說，匈奴人口的三分之一融入了鮮卑人。鮮卑人不僅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它與後世包括蒙古民族在內的蒙古語族各民族的淵源關係也是被學術界所公認的。突厥人與匈奴人的關係似乎更加密切，《周書·突厥傳》載：“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而屬於突厥系統之一的敕勒人，“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他們在族源上的淵源關係是顯而易見的。
匈奴人的遊牧業生產方式為後世幾乎所有亞歐草原遊牧民族所繼承。
現代價值
匈奴文明的當代價值
1、為人類留下了一個在現代社會前較好的草原生態環境
從匈奴到蒙古，少數民族所居住的北方草原的降水量少，土壤層薄，是一個極其脆弱的生態環境。所幸有匈奴創造的偉大遊牧文明適應了環境，所幸匈奴之後的少數民族繼承和發揚了這一優秀文化傳統，為人類留下了一個在現代社會前較好的草原生態環境，否則，有可能已經完全沙漠化了。中國北方良好的草原環境對於中國，甚至全球的意義我們還未曾完全揭示出來，至少可以從國防、涵養水源、生物多樣性的基因資源價值、草原文化等多重價值的視角進行挖掘，需要站在一個更高的層次，充分認識蒙古高原所具有的戰略地位。現代地緣戰略理論的創立者，英國新地理學家哈·麥金德在其名著《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書中，將蒙古高原稱為“世界心臟地帶”，足見絕不僅僅是飼養家畜的簡單“牧區”。
在人類文明史上，並不是每一個民族都像匈奴一樣都有根據氣候和自然資源適時調整生產方式的文化自覺，文明的故鄉最終演化成了文明的墓地的案例比比皆是，因為農業文明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兩個最重大的變化就是定居和人口的增長。為滿足稠密的人口對食物的需要，人們不得不過度耕種，過度放牧，這導致了草場和耕地的退化，沙漠化和鹽鹼化接踵而來。匈奴創造的遊牧文明避免了這一問題，在匈奴盛時人口僅在150萬到200萬人左右。
匈奴所居住的地方最適宜的經濟形式就是遊牧生產方式。著名學者費孝通先生指出: “靠天種地的粗放農業對牧場草地來說是一種破壞力量。而且凡是丟荒之地，在天旱地區植被破壞後，很快就會沙化，農耕所及，草場荒廢。加上農業社區人口繁殖一定要擴大耕田面積，即使在較高的輪作和施肥的農業水平上，也會和牧民爭奪土地。所以在這種條件下，農區和牧區既互相依存，需要互通有無，而又互相排斥，難於長期和平共存。這種關係在傳統生產技術沒有突破以前，決定了過去我國邊區農牧接觸界線上長期發生的你去我來，我來你去的拉鋸局面。”種植業涉及清理自然生態環境，自然的平衡和原來那種生態系統內在的穩定就被破壞了。
多種多樣的植物和長久性的自然植被，被種類很少的莊稼所替代。開闢出來的土地，只有部分時間得到了利用，比起從前來，土壤暴露在風吹雨打之下的程度要嚴重得多，尤其是當地里沒有莊稼的時候，所導致的土壤侵蝕程度遠遠超過了自然生態系統時的情況。灌草覆蓋地的土壤流失量只有糧田的幾十分之一; 而且可以更充分地利用雨水資源，具有更高的生物量水分生產率。
由於匈奴的尊重自然的意識形態和生產方式的適時調整，創造了遊牧這一生態文明的形式，在這兩種力量的作用下，儘管蒙古高原生態環境極其脆弱，在遊牧民族居於主導地位時，這裡的生態環境是良好的，歷史上的內蒙古草原的生態系統的生物量巨大，生態系統複雜，生物層次多重。而且這種蒼茫廣袤的草原和萬木爭榮的森林組成的生態系統，並不是曇花一現的歷史一瞬，而是從遠古一直延續至近代，只是在現代，由於拋棄了這兩種力量，才使這一系統以加速度迅速退化。
西漢元帝時，熟悉邊防事務的大臣郎中侯應就指出：“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意即陰山和河套一帶是匈奴民族依山（陰山）靠水（黃河）在此生息繁衍、獵牧為生的“苑囿”和“治作弓矢”的軍事手工業基地。
匈奴駐牧時期的中國北方，全都覆蓋著茂密的原始森林，間或有疏林荊棘分布，西起今自治區極西的阿拉善盟額濟納旗居延地區，巴丹吉林沙漠南部的合黎山、北大山、龍首山，包括今甘肅省境內的祁連山（及焉支山），騰格里沙漠東端的賀蘭山，河套以北的狼山，以及烏拉山、大青山，直到大興安嶺西南的山地丘陵區，到處森林蔽野，禽獸出沒，被匈奴遊獵民當成製造穹廬、氈車、弓矢、鞍勒的原料取給基地而射獵遊牧其間。魏晉南北朝時期，大夏國國王赫赫勃勃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建都，城名為統萬，在今烏審旗南境，那時的統萬， “土苞上壤，地跨勝形”。
赫赫勃勃曾在北游契吳（在今烏審旗北境），讚嘆說：“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馬嶺已北，大河已南，未之有也。”據北宋沈括的《使遼圖抄》記載，在唐、宋之前，內蒙古科爾沁草原，到處都是“木植甚茂”。拉施得在其《史集》中記載：成吉思汗的前七世祖土敦蔑年之妻莫納倫夫人， “她的馬和牲畜多得無法計算，她常坐在山頭上，看到從她所坐的山頂直到山麓大河邊滿是牲畜，遍地牲畜時”，她才意識到其行政管理畜到齊了。否則她就念叨：“牲畜全聚攏來!”並命令人們去找畜群。
700多年前，成吉思汗親率大軍西征，路過鄂爾多斯高原時，為這裡的碧草茵茵的旖旎風光所陶醉，忘情地說，我看這個地方很美，死後就把我埋到這裡吧。遼金之際，嚴羽的《塞下曲》描繪了黃河河套西北部風光：“渺渺雲沙散橐駝，西風黃葉渡黃河。羌人半醉葡萄熟，寒雁初肥苜蓿多。”與嚴羽齊名的嚴仁也寫了一首《塞下曲》：“漠漠孤城落照間，黃榆白葦滿山關。千隻羌地笛連雲起，知是胡兒牧馬還。”
宋代詩人歐陽修、金代詩人趙秉文都曾以詩讚美過科爾沁草原的壯麗景色。元代詩人周伯琦讚揚河套地區“朔方戎馬最，趨牧萬群肥”。明初僧人楚琦有詠塞北草原的詩作數首，對當時的漠北漠南的描寫說明當時的生態環境。如《當山即事》：“水草頻移徒，烹庖稱有無。肉多惟飼犬，人少只防狐。白毳千縑蝶，清尊一味酥。豪家足羊馬，不羨水田租。”在明代，錢遜的《胡人醉歸曲》：“更深宴罷穹廬雪，亂擁旌旄馬上歸。”描寫別有風味；于謙《塞上即景》中的“炕頭熾炭燒黃鼠，馬上彎弓射白狼”及“坐聽鳴笳送夕陽”；李夢陽《雲中曲》中的“黑帽健兒黃貉裘，匹馬追奔紫塞頭”，“白登山寒低朔雲，野馬黃羊各一群”；謝榛《漠北詞》中的“石頭敲火灸黃羊，胡女低歌酪漿。醉殺群胡不知夜，鷂兒嶺下月如霜”；李攀龍《觀獵》中的“胡鷹掣镟北風回，草盡平原使馬開”等。
直到公元13世紀，明、清時期，內蒙古赤峰一帶是一片松林草原地帶，克什克騰旗， “傍多松…及佳山水”，這裡“甚似江南，樹林蓊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荒草深數尺”。據《經棚圖志》記載，當時， “森林滋潤，草綠而肥”。1705年康熙皇帝北巡漠南，記曰：“前巡行塞外，見牲畜瀰漫山谷間，歷行八日，猶絡繹不絕。”清代詩人也詩曰：“牛羊自散千屯雪，草木青回萬灶煙。” “群牧牛羊量論谷，諸蕃廬帳到如廛。”17世紀上半葉，清太宗皇太極曾經在科爾沁左翼前旗到張家口一帶設定了不少牧場，被稱之為“長林豐草”。甘肅省民勤縣的白海地區在13世紀時水草豐美、湖光粼粼，而今湖水卻已經枯涸見底。
2、為保護生態環境，建設現代生態文明提供了寶貴的傳統文化精神和生態智慧
從匈奴和其他少數民族那裡，應重新建立生態文明的價值觀，價值觀的改變是人類走出的困境的關鍵因素。
早在2100多年前的匈奴時期，蒙古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匈奴就已經知道了通過牡牝分牧，實行人工控制生育期的方法來繁殖羊。1978年，達拉特旗出土的西周到東周時期（約公元前11世紀—前256年）的青銅針，經鑑定認為是醫畜用針，說明內蒙古地區的先民至少在匈奴時代已運用針刺和放血療法。匈奴時代，在北方蒙古高原地區的獸醫藥方面（包括人醫）不僅廣泛地使用了針刺、放血、灸等外治法，而且也有了普遍套用草藥治療疾病的內治法。《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馬在遊牧於戰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由此產生了“養馬術，馴馬術以及訓練戰馬的技術”，發展了製作各種馬具的工藝，包括馬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