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新鄉縣 七里營鎮劉莊村，這個僅有1500多口人的村莊，在中國的地圖上找不到它的名字。可是，在人們的心目中，在河南乃至中國農村的發展歷程中，它卻有著顯赫的聲名。重要人物及事件
這裡的黨委書記史來賀，人們更不陌生。這位1949年入黨，曾被評為歷屆全國勞動模範，9次見到毛澤東主席的普通農民，始終走在我國農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前列。他與村黨委、村委會一班人帶領全村黨員幹部民眾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使昔日窮得叮噹響的劉莊成為聞名全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典範。他以全心全意為民眾謀利益的嶄新形象，忠實地履行了共產黨人的職責，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突出的業績，被譽為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幟。中共中央組織部把史來賀的名字與雷鋒、焦裕祿、王進喜、錢學森並列為解放以來在民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
“共產黨就是要帶領民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史來賀認為：“共產黨是為著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讓人民都過上好日子而奮鬥的；做不到這一點就沒有盡到職責。”
劉莊地處豫北黃河故道。解放前，人窮地窮村子窮，700多塊“耷拉頭”、“鹽鹼窪”、“蛤蟆窩”，橫陳在村子周圍，成了劉莊貧窮的象徵。1952年冬天，年僅21歲的史來賀當選為劉莊黨支部書記，挑起了帶領全村人治窮致富的重擔。那時候，劉莊的糧 食畝產只有100來公斤，民眾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為了改變生產條件，1953年春天，史來賀帶頭建起初級社之後，隨即帶領全村民眾打響了平整土地的戰鬥。全村男女老少齊上陣，肩挑、車拉、人抬，起崗填溝，拉沙蓋鹼，用了20年時間，把全村土地改造成四大方旱能澆、澇能排的良田。平地改土投工40多萬個，搬土200多萬方，要是一方方接連排起來，可以從北京排到廣州。在平整土地的基礎上，他們又開河挖渠，修橋建閘，打井架電，硬化渠道，使田間工程配套，為農業穩產高產、優質、低成本打下了基礎。
在創業的實踐中，史來賀和劉莊黨委一班人認定了這樣一個理：共產黨就是要帶領民眾走共同致富的道路。發展才是硬道理，只有通過發展，民眾才能體會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從實際出發，從有利於發展生產力出發，是史來賀和劉莊領導班子決策的出發點。1956年，區里要求“並大社”，要將夏莊鄉所轄的8個村20多個初級社合併成一個高級社。史來賀和劉莊的黨員民眾認為，成立大社條件不成熟，不如一村一社有利於發展生產。於是劉莊村自己成立了高級社，從而促進了生產的大發展。這年麥收季節，一場澇災無情地向劉莊襲來，陰雨連綿20天，剛運到場裡的小麥發芽變霉了，棉花苗被水浸死了，小秋又種不上，眼看秋季顆粒無收。不少民眾心慌了，有的人要扛起行李外出謀生去。在這關鍵時刻，史來賀和黨員們走家串戶，發動民眾，團結一心，生產自救。接著，又召開了民眾大會。史來賀堅定地對大家說：“解放前，咱窮人一遇到災荒年景，餓死凍死沒人管，現在是新社會，有共產黨領導，只要咱大夥團結抗災，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請大家放心，只要有黨支部在，有我史來賀在，決不讓一個人挨餓！”史來賀帶領大家建磚瓦窯，燒磚瓦；建粉坊、豆腐坊、磨豆腐、下粉條；組織勞力割草賣草；補種蘿蔔、白菜……到年底，竟然分了四次紅，解決了買糧用錢問題。人心更加穩定、更向集體了。
在實現劉莊農業由低產變高產的過程中，史來賀不滿足老經驗，決心鑽研新技術，取得領導生產的主動權。1957年春，他扛起行李，把辦公室搬進棉花試驗田。在那裡，他不顧風吹日曬，夏暑冬寒，反覆進行試驗。當年，劉莊實現了皮棉畝產53.5公斤、糧食畝產215公斤的好收成，創造出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劉莊一躍成為全省和全國的先進典型。在全國棉花會議上，周恩來總理拉著史來賀的手，鼓勵說：“千畝棉花畝產百斤以上，你們帶了個頭，希望你們高產再高產，徹底改變貧困面貌，給全國樹立個榜樣！”史來賀牢記周總理的囑託，帶領全村幹部民眾緊抓農業不放鬆，為奪取糧棉高產，實現共同富裕不懈努力。
“十年動亂”中，“四人幫”鼓吹“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史來賀被扣上“只低頭拉車，不抬頭看路”、“黑勞模”的罪名，劉莊是“唯生產力論”的典型。針對這些荒謬論調，史來賀把全村100多名大隊、生產隊幹部和全體黨、團員集中起來開會，展開一場“要苗與要草”、“要窮與要富”的大討論。會議開了三天三夜，史來賀對大家說：“黨領導人民革命的目的是發展生產力，改變貧窮面貌，讓大家過上幸福生活，使大家感到社會主義好，有奔頭，去創造更多的財富！”大家一致認為：誰要草叫誰去要草，咱農民要的是糧食，咱要除草留苗！這場討論，統一了黨員幹部的思想，全村男女老少頂著壓力齊心乾，不僅以最短的時間建起造紙廠，而且開始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劉莊畜牧場興辦起來了！這個由3頭小奶牛起家的小畜牧場迅速發展成為擁有上千頭牲畜的大畜牧場，成為劉莊發展商品經濟的突破口。
劉莊機械廠興辦起來了！機械廠的前身是個僅有三個半人的鐵木業組，迅速發展成為擁有幾十台工具機的大廠。機械廠生產的小喇叭，響遍全國各地；小型奶粉機，填補了河南省的空白，銷售全國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劉莊造紙廠發展了！紙廠開始只有一台紙車，年產瓦楞紙500噸，到後來發展到12台紙車，年產1萬噸，現在，他們根據市場需求，不僅改產文化用紙，而且加大治污力度，使治污達標。
劉莊新村樓房建起來了！從1976年到1981年6年間，他們投工30多萬個，拆舊房1200多間，燒磚1000多萬塊，蓋起了1800間單面雙層向陽居民樓，為自己創造了美好的生活條件，也給子孫後代留下了艱苦創業的優良傳統。劉莊村辦企業的發展，既有效地解決了剩餘勞動力問題，也為集體積累了越來越多的財富，全村逐步形成了以工促農、以工養農、全面發展、五業興旺的新格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鼓滿了劉莊前進的風帆。史來賀帶領民眾解放思想，迅速走上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貿工農產業化的共同富裕之路。1980年，劉莊率先跨入“小康”行列。1985年，史來賀和村黨委一班人通過廣泛的市場調查和科學論證，決定引進一項高科技生物工程，建起一座全國最大的生產肌苷的製藥廠——華星藥廠。泥腿子搞生物工程，有人懷疑是“天方夜譚”，有人擔心打不到狐狸惹一身騷，問史來賀：“這高、精、尖項目咱能搞成？”
史來賀滿懷信心地對大家說：“事在人為，路在人走，業在人創，人家能幹成，咱也幹得成！”史來賀要帶領全村人闖闖這道難關，乾乾老幾輩人沒有乾過的事業。
開始建廠時，資金不足，他們就依靠集體積累和民眾集資，自力更生造設備，自己動手搞安裝。技術力量不足，就派出人員到天津、無錫等地學習。廠長史世領承擔起藥廠的設計任務，為集體節省了百萬元資金。藥廠投產後，最大的難題是染菌不易解決，染菌倒罐，或者一個發酵罐只生產4兩成品，造成了一定損失。少數原本對建藥廠就懷疑的人說“劉莊要砸鍋就砸在藥廠上。”村裡有名的“老別筋”馬學義當場反駁說：“多年來，老史帶領咱由窮變富，哪件事沒有辦成？只要老史在劉莊，藥廠不僅辦不砸，而且會越來越興旺！”村里大多數人都贊成馬學義的說法。當時，史來賀偏偏正在北京參加會議。染菌問題解決不了，藥廠的工人流淚了，技術人員急得寢食不安，民眾每天到村頭張望，盼老史早日回來……
幾天后，終於把老史盼回來了。他深諳“氣可鼓不可泄”的道理。來到藥廠，他心平氣和地對技術人員和工人們說：“上學得繳學費，倒罐的損失，就當咱繳了學費！”又激勵大家：“哭鼻子能解決問題嗎？只有調查研究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請大家放心，只要有4兩，就會有4斤、40斤、40噸！”緊接著，他組織科技人員對整個生產流程的每一個部位進行梳篦式的檢查，終於找到了原因，並且研究出防治染菌的新方法，大大提高了產苷率。工人和民眾獲悉後，無不歡呼雀躍，說：“史來賀真是咱劉莊的主心骨啊！”全村人更加堅定了發展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的信心。
劉莊華星藥廠在快速發展。現在已發展成為擁有肌苷、青黴素鉀鹽、青黴素鈉鹽、抗生素粉針、紅黴素、溶劑、熱電等8個分廠，能生產多種原料和成品藥的企業。青黴素分廠成為我省首家，全國第三大家生產青黴素的外向型廠家。
高科技為劉莊帶來了可喜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現在，劉莊擁有醫藥、機械、造紙、食品等6個企業，車隊有各種車輛100多部、動力機械700多台（部）。農業生產實現了機械化、水利化和科學種田。95％的勞動力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初步實現了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農民知識化、生活城市化。2000年，全村各業產值3.5億元，淨固定資產4.8億元、人均純收入6500元。全村共有341戶，戶均在銀行存款15萬元左右。劉莊農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家家有彩電、冰櫃、空調等全套家用電器，住進集體統一建的雙層和五層樓房，人均住房35平方米，還享受看病、上學等十多項免費福利。
人們從史來賀帶領劉莊人由貧窮到富裕的奮鬥中，看到了他身上閃耀著理想的光輝，閃耀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在史來賀的心目中，“共產主義不是空想，咱們要靠兩隻手，把它變成看得見，摸得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把個人的榮辱得失置於腦後；只要對發展生產有利，就堅定不移地乾；不跟風，不趕浪，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在前面。
“既要把民眾帶富，又要把民眾帶好”
劉莊華星藥廠正式投產不久，發生了這樣一件事：藥廠發酵車間的兩名工人把發酵罐皮管的一端放在排水溝口，開始按要求對發酵罐進行清洗和消毒，他們由於疏忽大意和急著下班，幹完活後沒有把皮管插入罐內，結果造成了下一班工人向罐內輸入的培養基，被排入了排水溝。
按照常規，這件事發生後，應對兩名違反操作規程的工人進行批評和處分，再開一次車間會，使大家引以為戒。
史來賀得知這件事，卻陷入了沉思。他在想：從這件事上，反映了農民的思想觀念還沒有跟上由農業向工業轉變的步伐，沒有跟上向高科技邁進的步伐，還不適應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必須迅速組織全村黨員幹部職工民眾，抓緊時間學習中央有關檔案、政治理論，學文化、學技術、學業務知識，轉變思想觀念，提高整體素質。史來賀認為，富裕是一個完整的概念，經濟搞上去了，思想境界也要提高，這才是真正的富裕。抓人的思想，抓思想政治建設，什麼時候都不能放鬆。他常說：“把民眾帶富還不夠，還要把民眾帶好。把人教育好，比啥都重要。”“乾一項事業，大夥必須齊心協力。靠什麼齊心協力？靠共同的理論，靠革命的熱忱，靠嚴格的紀律，靠整體的素質。”
於是，史來賀結合農民特點，開展思想政治工作，象春風化雨，澆灌著民眾的心田。史來賀經常引導民眾進行“五對比”：新舊社會對比、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對比、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對比、待遇與貢獻對比、自己與先烈對比。在劉莊定期召開的黨員“三會一課”，村民大會、職工大會上，鄧小平理論和國家的法律法規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內容。在劉莊，人人遵守《村規民約》、《廠規廠紀》，任憑社會上各種思潮泛濫，劉莊人卻始終凝聚著一個信念：不信鬼神不信邪，一心信仰共產主義，一心建設社會主義。前幾年，“法輪功”在社會上蠱惑人心，劉莊的職工民眾不信他們那一套歪理邪說，信仰共產黨，相信科學。全村沒有一個人參加練習“法輪功”。長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劉莊人步履雄健地走在社會主義正道上。
史來賀堅信“知識就是力量”。他對大家說：“新時期黨對咱提出了新要求，咱必須樹立新觀念、學習新本領、增長新才幹！”
於是，每天晚上，手捧《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微生物工程》、《人民日報》、《河南日報》……一字一句，史來賀咀嚼著、消化著、吸收著。知識，使他能夠從容面對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使他能夠領導結構複雜的現代企業。
村里也投巨資建起了包括幼稚園、國小、中學的劉莊學校，蓋起了教學大樓、實驗大樓、教師辦公樓，為教師上浮4級工資。早在1980年，劉莊就普及了高中義務教育。對回村的高中畢業生，分批送到大中專院校學習，村里負責全部學費和生活費；請大專院校到劉莊辦班，建立電視差轉台、地面衛星接收站、圖書室。現在，劉莊已有130多名大中專畢業生，有167人獲得高、中級和一、二級技術員職稱。
更不是當年由於消毒不嚴、工藝操作不當、導致染菌只得倒罐的劉莊人了——今天的劉莊人，已經使用電腦監測每一道工藝流程，經常通過網際網路，獲取世界最新的醫藥信息。再不是當年在掃盲班裡，一筆一划描摹方塊字的劉莊人了——今天的劉莊人，經過長時期的外語學習，不僅看得懂英文，還能用英語寫出自己的產品說明書。
知識，使劉莊人思維敏捷，觀念更新，朝氣蓬勃。人們自覺以史來賀為榜樣，全村呈現出“群星燦爛”的新局面。
史世領，華星藥廠廠長。當年，藥廠籌建時，急需設計人員，而外地的工程師張口就要幾十萬元。史來賀火速召回正在鄭州工學院進修的史世領。世領把自己學的機械設計與生物工程原理有機結合起來，苦戰兩個月，終於設計成功。此後，華星藥廠先後建起8個分廠，設計圖紙無一不是出自史世領之手。為集體節省上千萬元的資金。而他的報酬，僅是從藥廠領的工資。
劉名海，劉莊村黨委委員，澱粉分廠廠長。當年，澱粉分廠剛剛投產，生產的玉米漿、玉米油等4項主要產品竟然都不合格。劉名海受命於危難之際。他不辭辛勞，聘請技術人員刻苦攻關。如今，這個廠的產品各項指標均已達到或超過國家標準。
還有馬學勤、史世會、王連太、王智義……，這是一個多么富有獻身精神的群體啊。每年，村里都要選出優秀黨員、團員、廠長、車間主任、供銷人員、技術人員以及文明模範家庭進行表彰。今年“七一”，劉莊村召開紀念大會，全村126名黨員，有114人分別受到村黨委、藥廠黨總支和各個黨支部的表彰。
劉莊的事業，是劉莊人共同的事業。黨員無私奉獻，民眾一心為公。在工廠，每一個工人都熱愛自己的崗位，自願加班加點，搞技術攻關；在農場，現代化的機械賓士在田間，收穫莊稼、耕耙播種，那些退休老人主動把燒好的茶水送到地頭。……信念堅定，意氣風發，這便是以史來賀為代表的劉莊人的精神風貌！
“黨員幹部要滿腔熱情為民眾辦實事”
史來賀常對人說：“幹部既是帶頭人，又是服務員。帶頭人就是要帶領大家苦幹實幹，不謀私利；服務員就是為民眾搞好服務，辦實事，解決實際問題。這是最直接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了，民眾就沒有後顧之憂，就會一門心思搞集體經濟，為劉莊的發展出力流汗。同時，集體富裕了，民眾富裕了，民眾才會打心眼裡說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
幾十年來，史來賀正是懷著一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赤誠之心，扎紮實實為民眾辦好事、辦實事，為民造福。
史來賀依據劉莊經濟實力情況，首先從解決民眾的住房入手。1976年以前，劉莊民眾多數住的是低矮的土屋，還有一些住的是草屋。史來賀想，千百年來，房子問題是壓在農民身上的大包袱。窮苦農民年年省吃儉用，出力流汗，卻蓋不起像樣的房屋。咱難道就不能依靠集體的力量，使全村人住上寬敞明亮的新房子，讓大家看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1976年，劉莊新村樓房正式破土動工，經過6年的艱苦奮鬥，終於解決了民眾久久盼望的住房問題。為了進一步滿足民眾住房的需求，進入九十年代，村上又建起了十幾幢五層單元式住宅樓房，從而使民眾的住房更寬敞、更舒適。
史來賀把為民眾造福作為最大的樂趣。他與黨委一班人十分關注全村人的收入分配和生活水平。他覺得，千方百計增加民眾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使大家共同富裕起來，這是為民眾辦的最重要的實事。在他的帶領下，劉莊人均收入年年都有大的增加。去年，全村大人小孩人均純收入比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1978年增加20多倍。對民眾的日常生活、家庭問題，他照樣時刻記掛心間。冬天，他提前派人拉來燒煤分到各家各戶；春節，他及早備好肉、油、面、菜和各種糕點送到民眾手中。民眾有了病，他去看望；誰家有了事，找他商量。從初級社開始，每年除夕，他都帶領幹部到飼養室和工廠值班，把飼養員和企業值班人員替換下來，讓他們回家團聚。一次，飼養員馬新政看到史來賀又來替他值班，無論如何也不回去，他流著淚對史來賀說：“你們幹部也有一家老小，可你們不想自己的家，卻讓俺回家過年團聚。俺知你的一片心意，俺領下黨的這份情意！”這一夜，他沒有回家，和史來賀坐在草鋪上一直談到天亮。
1986年春節前夕，家家戶戶都在忙著準備過節，趕馬車的劉樹廣因公被軋傷了腿，正躺在距劉莊25公里的新鄉市中心醫院病床上接受治療，他妻子坐在一旁陪伴著他。臘月三十下午，史來賀匆忙開完幹部會，急忙喊住副書記張秀貞和村幹部劉樹業，讓他們準備好罐頭和糕點，去看望正在住院的劉樹廣。幹部們看到老史勞累的樣子，勸他派別人去。史來賀執意不肯，說：“樹廣是為集體受的傷，他住院好幾天了，還沒去看他，我心裡不安。”史來賀與張秀貞、劉樹業一道驅車來到醫院，史來賀握住劉樹廣的手，問寒問暖，劉樹廣感動得熱淚盈眶。
50多年來，史來賀始終與全村黨員幹部民眾同呼吸，共命運。他想方設法幫助民眾解決困難。有年冬天，史來賀患重感冒正在打吊針，得知劉某家因喪事糾紛鬧得數日不能出殯。他先派兩名幹部前往調解，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正月初四晚上，史來賀親自主持召集劉姓有關人員開會，講了幾條意見：一是劉某的母親，生前與劉父離婚後沒有改嫁，死後理應埋在劉家墳地，任何人不得干涉；二是按照農村風俗，劉母不能與劉父合葬，可另外築墓；三是教育劉姓村民要主動幫助安排喪事。一席話說得原先阻止辦喪事的劉姓村民心服口服，第二天就順利安葬了劉母。
隨著劉莊集體工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從事工業生產的人數也越來越多，本村勞動力遠遠不能滿足需要。於是就從外地和附近農村招收青年農民1300多人進廠當工人。在史來賀的影響下，劉莊各級幹部不僅為本村民眾當好“公僕”，而且當好外招工的親人，為他們分憂解難。外招工們說：“劉莊的幹部民眾沒有把我們當外人，而是把我們看成兄弟姐妹。”家住東曹村的段振德兩口子都在華星藥廠當工人，兩個孩子上國小。車間讓段振德與愛人交替上白、夜班，家裡經常有人照顧孩子，小兩口對廠里的安排非常滿意。陳莊村農民陳永政，在華星藥廠維修車間當工人。1995年的一天，他正在焊接管道，突患急性腸胃炎。車間主任得知後，馬上開車送他去村衛生所診治，很快轉危為安，藥費由廠里報銷。陳永政激動地說：“史來賀是劉莊農民的帶頭人，他用共產黨的政策治理劉莊，用他的人格影響他的村民，對外村來的工人與劉莊的村民同等對待。他這樣待俺，俺如果不把劉莊的事業當成俺自己的事業，就對不起史來賀和劉莊父老鄉親的一片真情。”
“當幹部不能怕吃虧”
史來賀常說：“當幹部要為民眾著想，為民眾造福，不能怕吃虧，不能怕出力，不能怕得罪人，共產黨員的稱號不是索取，而是奉獻。”
長期以來，史來賀為改變劉莊面貌，實現共同富裕的奮鬥目標，矢志不渝。搞農業，他與民眾一起起早貪黑，心往一處想，汗往一處流；辦企業，他與技術人員一道進行市場調查，組織論證，搞試驗，攻難關，嘔心瀝血；劉莊的每一塊田地，每一個企業，劉莊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石，都凝聚著他的心血和汗水。
史來賀當幹部，從不計較個人的名利得失。只要對集體事業有利，對發展集體經濟有利，對民眾有利，他都樂意去乾。
史來賀作為50年代就聞名全國的勞動模範，他曾多次面臨能夠改變命運的選擇……
1953年，上級黨委多次調他到區上工作，都被他婉言謝絕。他說：“從我個人角度講，到區里當國家幹部不吃虧，可劉莊還很窮，這裡更需要我。”1957年以後，為了周總理的囑託，為了棉花高產再高產，他住進棉花試驗田搞試驗。公社有人來到他家，看到家徒四壁，老母在病榻上蓋著一床破棉被，第二天，90元的救濟金送到史來賀家中。史來賀說：“民眾都沒拿到救濟，為啥我有？”當即把錢交給村裡的會計，安排他分別送給了3戶困難的民眾。
1965年，中共新鄉地委根據河南省委的意見，決定選史來賀進縣級領導班子。他仍然不肯離開劉莊，他感謝組織上的信任，覺得在劉莊能更好地發揮自己的作用，也能更直接地反映基層的意見。最後地委只好讓史來賀任新鄉縣委副書記，兼任劉莊村黨支部書記。“十年動亂”一開始，縣委領導統統“靠邊站”，史來賀毅然回到了他的劉莊。
1977年底，中共新鄉地委按照省委的要求，動員史來賀把家搬到市里，把老伴兒子戶口“農轉非”，安心到地委上班。老史誠懇地對地委領導說：“劉莊的發展正處在關鍵時期，工副業剛剛起步，新村建設才開了個頭，缺資金，缺人才，缺技術，我一走，民眾情緒就會受到影響。再說，我是農業勞模，離開土地還算啥勞模？”機遇一次次選擇了史來賀，而史來賀卻一次次選擇了劉莊。
史來賀當幹部以後，一直按民眾平均水平拿工分，上級規定給幹部的補貼，他一分也不要。1965年，他開始拿國家幹部工資。當民眾平均收入比他低的時候，他把工資交給集體；按勞力平均水平參加分配，當民眾的收入超過他的工資收入時，他僅拿自己的工資，不要村上的補貼。
1976年，是劉莊人向新的高度邁進的一年。這一年，又要建新村，又要建紙廠，還要保證向國家多做貢獻和增加農民收入，任務十分繁重。建紙廠時，史來賀與工人們一道，日夜堅守在工地。正在緊張施工的時候，他的母親病了，他安排愛人和姐姐照料母親，就在試車那天晚上，他母親病危，幹部民眾都催他回家，他始終沒有離開工地。史來賀是村上有名的孝子，但在這節骨眼上，他怎能離開？他一心考慮著試車的安全和生產問題。他把眼淚咽到肚裡，直到看到紙機正常運轉、金黃色的紙張出來，心中的石頭才算落了地。當他快步奔回家中，老人家已經告別了人世。他萬分悲痛，不禁失聲痛哭。建新村時，他把勞力分為兩支，一支搞生產，一支搞建築。一到晚上，男女老少齊上陣，加班加點建樓房。磚瓦自己燒，砂土水泥自己運，缺少瓦工，就請來瓦工師付，邊教邊乾，婦女們登上了腳手架，掂起瓦刀壘牆。一天，史來賀正在往腳手架上撂磚，心臟病突然發作，暈倒在工地上。正在幹活的民眾急忙圍攏過來搶救，大家滿含熱淚說，“史書記的病都是累出來的，他再不住院，俺們可不依”。大夥硬是強迫他住進了醫院。他家中有幾棵大樹和一些雜樹，有人願出高價買下，他不賣；老伴要留一棵給將要出嫁的女兒做嫁妝，他不肯。卻第一個把這些樹低價交給集體。當頭三幢樓房蓋好後，幹部民眾首先想到史來賀，動員他第一批搬進新居，他婉言謝絕。第四幢、第五幢、第二十幢新樓房蓋好了，他還是住在他那合作化時蓋的又低又破的舊房裡。一次，他去北京開會，在家的幹部開會決定，給他留一套新房，他回來得知後，批評了幹部，並立即將給他留的房分給了急需住房的民眾。他說，“只要咱村還有一戶沒搬進新房，我心裡就不踏實。”直到6年以後，劉莊住宅樓房全部蓋齊，他才和最後一批民眾一起搬進了與民眾一樣的新居。
“吃虧”，對於史來賀來說，已經是習以為常了。
可是，你要是看看擺在面前的這份特殊的契約，一份不平等的契約，你更會由衷地佩服和讚嘆史來賀一以貫之的“吃虧”精神。
這份由史來賀簽名生效的契約上寫著，由個人向集體貸款、向民眾借款的方式籌集資金辦廠，贏利之後，工廠及全部收入歸集體所有。如果辦砸了，損失全部由個人承擔。
這件事發生在1990年。當時，史來賀看到國內生產成品藥的醫藥企業多，生產原料藥的廠家少，決定抓住時機，在華星藥廠上一條青黴素工業鹽生產線。沒想到不少幹部民眾想不通：“咱生產肌苷就很賺錢，萬一這青黴素辦砸了，不是把大夥的錢都賠進去了嗎？”
史來賀一遍遍給大家做工作，可還是有人想不通。時不我待呀，史來賀急得心頭冒火，“不就是怕擔風險嗎？我跟大夥簽契約；賺了，是集體的；賠了，全算在我一個人頭上！”
一份“不平等契約”就這樣誕生了。家家戶戶拿出了自家的存款，加上集體和銀行的貸款，一共7000多萬元。史來賀用這7000多萬元建起了年產1000噸的青黴素工業鹽的華星藥廠第二分廠，鄭重地交到了全體劉莊民眾的手中。
人們由衷地稱讚史來賀。
史來賀說，江澤民總書記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這是新時期黨的建設的偉大綱領，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一定不辜負總書記的希望，當好“三個代表”在農村基層的忠實實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