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朝陽[天文史學家]

劉朝陽[天文史學家]

劉朝陽,我國著名天文史學家。

基本信息

劉朝陽劉朝陽

劉朝陽生於1901年,出身貧寒,父母雙亡後,姐姐接濟他讀完了國小。畢業後,他考取了省立第一中學。畢業時,因為他文筆不錯,有人推薦他去省府當秘書,這是一條通向官宦之途,可年輕的劉朝陽一心想科學救國,不願滿足眼前利益而丟棄學業,於是他毅然選擇了一條通向知識海洋的艱險道路。1923年考入廈門大學時,杭州書法家楊學樂送給他一幅對聯:“舍下筍穿壁,庭中藤攀檐。”其窘迫苦讀之態可見一斑。

劉朝陽對天文史學的研究始於1929年對司馬遷的《史記?天官書》的考證。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術界出現了一股以錢玄同等學者為代表的疑古風潮,劉朝陽也捲入其中。《天官書》是《史記》中記載中國古代天文曆法的一個章節,歷代學者都有著文否定《天官書》是司馬遷的原作。劉朝陽將《天官書》的具體內容放在《史記》成書時的歷史環境中作具體分析,一一駁斥了先前學者的論斷,論證了它確是司馬遷所作。此文一出,學術界為之側目。從此,他一發不可收拾,先後對《周髀算經》、《堯典》等中國古代天文曆法著作的成書年代作了系統的研究論證,以致後來英國學者李約瑟在編著《中國科學史》時竟引用了他的12篇論文。
讀劉朝陽的天文學史論文,可以感受到那字裡行間的浩然正氣與嚴謹之風,不愧是“學者之文、智者之見、勇者之聲”,中科院院士盧嘉錫稱他“從不阿附時流好尚,也不因循陳說舊文”。
眾所周知,王國維是近代學術界的權威學者,他的《生霸死霸考》一文,採用他首創的“歷史二重證”法(即取地下之實地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的方法),以“西周四分月相說”(即認為西周曆法是以一個名詞來代表七八天,四個名詞平分一個月的日數的學說)取代了以往學者的“定點論”,曾轟動一時。劉朝陽通過潛心研究,對王國維的論斷作了層層剝析,步步否定,證據累舉之多前所未有,從而徹底推翻了王國維的“西周四分月相”說,提出了“初吉”的新說,並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近年出版的《中國天文學史》一書運用近年新出土的銅器銘文,重新論證了該問題,肯定了劉朝陽的觀點。
董作賓先生是當時著名的甲骨文專家,他參加了1928年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並將十萬餘片甲骨中記載的古代天文曆法資料進行了整理與研究,寫成《卜辭中所見的殷歷》一文,發表之前交劉朝陽先看一下,囑他寫一點意見。
劉朝陽並沒有因友情關係而附和董的觀點,而是本著對科學負責的態度,寫成《殷歷質疑》一文,與董的文章相抗衡。之後兩人相持不下,劉朝陽便“再論”、“三論”、“餘論”以及最後作《周初曆法考》的總論。劉朝陽在文章中指出:我國的乾支紀日從甲骨“卜辭”約公元前1600年的殷代就開始,稱“殷代曆法”,比公元前46年在羅馬統帥儒略?愷撒時採用的“陽曆”要早得多,從而批判了日本學者飯島忠夫所謂“堅信中國古代天文學思想不少來源於西方”的謬誤觀點。

作為“我國天文學史研究領域的主將和開路先鋒”,劉朝陽勇立一家之言而自成體系。
他在學術研究上有幾個“早”。1929年,他在中山大學的《天文專刊》中發表了《安斯坦新場論之基本算理》,最早向國內介紹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1930年,他撰寫了我國第一部系統的年代學著作——《年代學》,在清華大學發行,由此創立了一門新的學科。
他是我國最早從天文曆法角度研究甲骨文獻,並取得重要成果的少數學者之一。他利用古代文獻記錄和甲骨文中的卜辭資料研究三代的天象記錄,尤其是日食記錄,對夏商周歷史斷代有著重要的意義。1944年,劉朝陽率先解釋了古籍中記載的“天再旦”現象並用於斷代研究。天再旦,意味天亮了兩次,最早見於古書《竹書紀年》中“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的記載(鄭即今天的陝西鳳翔或華縣),劉朝陽指出:“天再旦”是日出前的一次日全食。傳統的中國確切紀年開始於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現代科學家可以推算出何時在“鄭”地發生了造成“再旦”的日食,從而推定西周懿王元年到底為公元前哪一年。因此,1996年,我國開始實施聲勢浩大的“九五”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時,就將“西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作為一個重要研究專題,從而得到了懿王元年為公元前899年的定論。
1946年,劉朝陽的論文《殷歷餘論》發表,文中他最早利用古籍中關於“武王十二年伐殷殺紂這一戰役的天象紀事”來推斷武王十二年到底為公元前哪一年,從而推算出商周兩代的斷代年限。這是夏商周斷代工程中一個非常關鍵的課題,對整個科研工程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可以這么說,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劉朝陽就從天文曆法角度為夏商周的斷代開創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並提出了具體思路。

1942年,他在貴陽師範學院任理化科主任,為學生講微積分。因為用的是英文教材,而學生的英文基礎又不過關,只好在上課時教微積分,下課後給學生補習英文,忙得不亦樂乎。他的夫人孫吉芳又在大夏大學工作,只好把尚在襁褓中的女兒整日放在搖籃中,因為無人照管,室內光線又暗,女兒從小眼睛高度近視。
劉朝陽為人剛正不阿,愛憎分明。解放前有個叫齊泮林的,曾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教務長,劉先生對其極為厭惡。齊到中山大學,劉先生就離廣州去貴陽;齊到貴陽師範學院任院長,劉先生就毅然去了成都,寧肯歷盡搬遷之苦,也不願與此輩人共事。
劉朝陽治學嚴謹,厚積薄發,以二十幾萬字的遺著《相對論的根本問題》為例,他就足足花了十多年。1973年還處於動亂時期,劉先生在備受衝擊與摧殘之後,還懷揣書稿赴上海向同行徵求意見,結果令他很失望。回到江西後,他對學生孫熙民(後任同濟大學物理系教授)說:“那個人(指陳伯達)批判相對論是望文生義的胡說。真正搞這方面研究的人倒不敢說了,只能自己另外設法努力。”當時劉先生已積勞成疾,冠心病、高血壓與糖尿病逐漸吞噬著他的身體。他知道自己時間無多,更加奮力工作,硬撐著重病之軀不停寫作,直至心力衰竭,視力衰竭,最後於1975年8月30日晚倒在書案前。他的遺稿最後幾頁字跡歪斜、重疊,直至模糊不清,難以辨認……
親眼目睹過遺稿的同事、親友與學生無不為之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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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烏日報http://www.ywnews.cn/ywgk/ywmr/wdan/lc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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