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
是什麼讓劉國恩老師放棄了在美國的一切,毅然選擇回中國到北大、到光華來全職任教的呢?這其中既牽涉到了劉國恩老師自己的少年夢想,也包含了北京大學特別是光華相關領導的用心良苦。
2000年之前,中國的經濟學研究領域沒有衛生經濟研究之說,衛生健康研究只在公共衛生學院、醫學院或者藥學院這些只和醫藥相關的大學裡才有。但是,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衛生領域的現狀和發展對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國際經濟學界對此領域的研究也越來越重視,而這個領域本身所面對的各種機遇和挑戰也越來越明顯。這時,光華的相關領導秉承了北大自由、開放、包容、創新的優秀傳統,果斷地決定要在光華先把這個學科成立起來,和美國接軌,和世界接軌。
光華當時採用的創新方法是,先把“廟”修好,然後請“和尚”來念經。在光華領導的熱情相邀下,在2003年光華的衛生經濟與管理系成立之時,劉國恩老師終於答應擔任系主任之職。
但是,這只是個半職工作,即劉國恩老師還要把一半的精力放在北卡大學。三年間,劉國恩老師為這個光華最年輕的系科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2006年2月,他更是辭掉了北卡的終身教授,全身心投入到北大光華的事業中來。要知道,放棄一個終身教授,這在美國大學中並不常見,更何況是到一個開發中國家來,北卡的校領導也不理解,家人、朋友更是在關切地問他:放棄美國的一切,你究竟是為了什麼?
鮮為人知的一個故事
2001年,時任光華副院長的張維迎老師抽空飛到美國北卡大學,專程勸說劉國恩老師回中國開創自己的新事業。而劉國恩老師當時的態度也很堅決:徹底去北大光華,不可能,因為沒有辦法放棄在美國已植根完善的事業和家庭。
讓我們回到北卡大學那個寧靜的夜晚,體味那個思緒波瀾起伏的時刻:張維迎老師、劉國恩老師在校園的林蔭大道上一遍遍地漫步,一遍遍地交談,維迎院長的香菸抽了一支又一支,可是他們的對話卻沒有一點實質性的進步。就像是太極高手一樣,不管張維迎老師說什麼,劉國恩老師總能以各種藉口和理由來回絕。
就這樣,一直踱到了半夜,張維迎老師開始了最後的攻勢。他首先說,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中國,沒有經濟學家搞衛生領域的研究,這不是正常的。國際上儘管研究衛生經濟的也包括了各行各業的專業學者,但是在這樣一個日益重要的領域中,經濟學家毫無疑問是其中絕對的主力。而我們中國卻是零,沒有一個經濟學家在談衛生經濟,既沒有這個學科,也沒有衛生經濟學博士這個學位。這是多么大的一個空白的天地,我們光華現在要成立這么一個系,我是到這邊這么遠地來請你,北大歷史上也少有一個領導親自為了一個老師專門跑到美國來……
這時,劉國恩老師堅定的心理防線出現了一絲動搖,他的目光開始猶豫起來。緊接著,張維迎老師說了最後一句也是會讓劉國恩老師終生記憶的一句話:“國恩啊,這個機會和這個機遇,我現在來給你談,這不是一輛每天都有的常規列車,而是一次特別列車,要么你就上來,要么就沒有了。以前沒有過,以後這個列車也不會再發了。這個機會是空前絕後的。”聽到了這句話,劉國恩老師的心裡就再也不能平靜下來了,他決定要重新思考自己的選擇。
就這樣,經歷了幾年的考察,在2006年的2月,劉國恩老師完全放棄了北卡的終身教授及其他的一切,全職來光華開創自己的新事業。劉國恩老師回憶說,維迎院長的那席肺腑之言極具震撼力,是他日後決定放棄北卡大學的關鍵因素。
現在回過頭看,他全職加盟光華已經有1年零4個月,光華的衛生經濟與管理系也成立三年多了,劉國恩老師表示對自己當初的決定不僅沒有後悔,而且說如果有遺憾的話,那就是如果他早點知道中國醫療領域這個狀況的話,他應該回來得更早一點。
劉國恩老師覺得,用自己所學的東西,來幫助中國解決這么大的社會重大問題,並且是自己親自參與, 沒有什麼能比這個更有意義了,所以,“目前是最好的時刻,一切才剛剛開始”。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能夠在有生之年報效“祖國之恩”,父親雖早已過世,兒子“國恩”之名的寓意似乎在冥冥中得以實現。
用競爭思維促進中國醫療體制改革
中國的醫療體制改革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並且被提高到了國家發展戰略的角度來討論,足見政府和全民的高度重視。而劉國恩老師回國後的主要研究就是緊緊圍繞這項重大改革,他作為一個全球在此領域頂尖的中國學者,用他的真知灼見在為政府決策機構提供有力的學術參考。
劉國恩老師說,我們國家現在總人口有13億多,而真正有一個穩定的、常規的且有一定支付能力的醫療保險網只覆蓋了1億6千萬人,這些就是所謂的城市職工醫療保險。即現在社會中有工作的人相對於沒有工作的人,是屬於強勢人群,他們擁有穩定的、常規性的醫療保險;而相對應的弱勢群體,即沒有工作的人,如窮人、老人、小孩尤其是廣大的農民,他們是生活在一個沒有正常的、基本的、常規的醫療保障體系下,雖然在農村有一點點零零散散的農村合作醫療,但是其支付能力是極其有限的。
當一個國家80%以上的人要自己掏腰包來看病時,如果看病錢不是很貴,普通人可以承受,那么情形也會好些。但問題是我國這么多人沒有保險,而現在中國醫療費用又很貴。例如,北京市的三甲醫院,平均一次性住院費用已經超過了兩萬塊人民幣,這已經遠遠超過了我們的人均收入,這種情況在世界上許多國家是見不到的。從國外的大多實踐中,人均一次性住院費用不應該超過一年的人均收入水平,而我們面臨的疾病成本太大,並且有接近10億的弱勢群體完全暴露在這無法承受的疾病風險打擊之下,這是一個多么重大的社會問題,改革刻不容緩。所以,從去年開始到現在,“看病難、看病貴”就成為了中國社會的第一大問題,而如何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即適當的醫療政策也就成為了中國目前醫療改革中的核心問題。換言之,中國的醫療體制改革應該何去何從呢?
劉國恩老師介紹說,目前中國的財政對醫療衛生的投入只有17%左右,即醫療開支的每一塊錢中,公共籌資不足兩毛錢,這個指標在國際比較分析中是非常低的。所以,不管來自哪個方面,都達成了高度的共識,即國家一定要加大對衛生醫療領域的財政投資力度。
但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國家投入的這些錢應該怎么花才能真正地解決這個問題。在這個核心問題的解決上,目前主要有兩個觀點,其分歧非常大。第一種思路是政府主辦模式。這個思路隱含的前提假設是:公立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本是“公益人”角色,所以應該回歸其“公益性”的天職。中國的公立醫院目前占了全中國醫院總數的92%,醫院認為他們之所以收費昂貴,源於政府對他們投入不足,所以只能加大患者的負擔。從這個邏輯角度來說,政府應該加強供給方補貼,即撥足經費給醫院、醫生,這樣在“公益人”前提假設下,自然會水到渠成,醫院醫生回歸公益的結果將是“看病易、看病宜”的美好景象。但遺憾的是,現實中關於公立醫療機構的“公益人”行為假設是否成立呢?其持續性又有多大?這些都沒有任何理論和實證依據。
第二種思路,競爭學派思路。如果我們換另一個角度來看, 醫療服務機構, 尤其是高端的大型公立醫院,為什麼可以持續不斷地高收費, 而人們還要排長隊去等好幾天呢? 經濟學的解釋只有一個:供不應求!收費貴,利潤高,而又可以長期保持下去,這隻說明該市場不是一個競爭過度的市場,而是一個競爭不足、壟斷的市場。
作為堅信並捍衛市場競爭的代表人物,劉國恩老師認為,從經濟學角度來看,要想使某種產品的高額壟斷價格下降,市場競爭和開放市場是最佳選擇。這樣做的好處主要有以下三點:第一,競爭開放促進和鼓勵社會資本,增加供給,價格下降,病人直接受益;第二,競爭開放鼓勵創新,促進創造力,優勝劣汰,從而增加長期效益和福利財富;第三,競爭開放擴大每個人的公平創業機會,這是社會進步和人類發展的重要內容。
綜上,比較這兩種思路後,我們就會很容易明白他的觀點,即國家增加的財政支持,不宜直接補給供方機構,而應考慮通過國民健康保險的形式,賦權需方,增加需方的規模談判能力來團購醫療服務,形成制約供方的有效競爭機制。這樣做不僅會確保提高國民就醫的公平可及性,也必然迫使低效的醫療機構提高效率,提供質優價廉的服務,否則被淘汰出局,從而提高市場的整體效率。
至於什麼樣的機構可以充當第三方的國民保險代理人角色,劉國恩老師認為政府單位、保險公司、國內外機構都可以平等參與競標,當然這是一個更技術性的問題,需要實踐探討。但基本原則不該混淆,政府要“管、辦分離”,集中力量進行法規制定和監督執行,增加弱勢群體購買能力,並確保公平的競爭機會和制度條件。劉國恩老師堅信,只要政府能夠正確定位並發揮職責,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市場競爭和社會資本將會展現無窮的力量,使之成為我們動員資源、配置資源、提高效率的最佳途徑。
他還特別打了個比方,讓我們更好對比這兩個醫改的思路成效:假如有一些人沒飯吃,而剛好有一好心的有錢人來幫助他們。那么他有兩種辦法:
第一種,是給飯店老闆很多的錢,囑咐他每天都保質保量地給這些人飯吃,並且要無私地持續下去。這種辦法的前提假設是,飯店老闆必須是“聖人”,即按照有錢人說的去做,並具有可持續性。但這種假設在現實社會中顯然缺乏大眾基礎,因為在大多情況下,飯店老闆都很難永遠是“聖人”,而更可能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常人”,因此促使他持續行好事的條件很難是自我道德而是激勵相容的制度約束。
第二種,這個有錢人直接把這些錢分給沒飯吃的這些人,賦權他們,讓這些人拿錢到飯店裡去買飯吃,如果這家做得不好,那么就到另一家飯店去買,長此以往,窮人吃飯問題解決了,飯店市場也會得以興隆發展。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賦權需方和保持競爭是解決這些窮人吃飯的最可持續的手段。
在整個採訪中,激情和理想之光一直在劉國恩老師的臉上閃耀。學以致用、經世濟民、報效祖國和人民,一直是他四十多年來人生路徑的指南針。如果說,他少年的夢想只是當一個好醫生,一生也只能為數量有限的患者提供服務, 那么現在站在中國醫療體制改革前沿的他, 雖然至今心存童年夢想未曾實現的遺憾,但卻真真切切地用他近30年的學術功底、國際視野、中國人的情懷,為中國十幾億的人民在醫療保障制度提供高屋建瓴的指導和幫助。那個兒時的夢想,現在已經隨著他個人的成長,隨著中國經濟的奇蹟般騰飛,已經演變成一個全中國所有人的理想夢境:早日推動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的健康發展,讓每一個中國人都能過上擁有健康保障的富足生活!而他也將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正書寫著他傳奇人生的新篇章 !
經濟學家
劉國恩(1958—),男,羌族。四川省茂縣人。經濟學專家。中國第一位羌族碩士、博士。現在美國北卡大學醫藥政策及評估科學系執教,擔任博士生導師;美國全美經濟研究院經濟學家;2000—2002年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副會長。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藥科大學兼職導師,四川大學、西南財經大學、上海醫科大學、華西醫科大學、西南民族大學客座教授,西南財經大學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
1982年畢業於西南民族大學數理化系。曾在哈佛大學繼續博士後研究。1994年被聘於美國南加州大學,任該校新建立的世界第一個衛生經濟學博士後導師。致力於健康經濟學、醫藥衛生政策、中國醫療體制改革、醫藥經濟學、成本效益評估等領域的研究,成果豐富,出版經濟學專著多種。1995年,被中國國家衛生部聘為顧問,主持了多項國家項目,如,關於中國醫療制度改革一社會保障體系、中國農村及世界貧困地區農村人口醫療問題等 。
教授課程
健康與發展經濟學,國家醫療體制改革,以及醫藥經濟學
知名學者
劉國恩老師的名字非常樸實。“國恩”二字緣於父親對他的一個殷切希望,就是無論他長大後不管走到哪裡、不管做什麼,都不要忘記國家的恩情。但是作為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出生在四川茂縣郊區的農村孩子,他做夢都沒想到他未來的路能走多遠,他又能通過怎樣的人生方式來實現父親對他的期待。
劉國恩出生在四川茂汶羌族自治縣,是成都前往九寨溝的必經之地。他的母親是當地羌族人,父親是外鄉漢族人,上世紀50年代初流放落戶到這個邊遠的民族山村。因此,劉國恩的童年更多經歷的是艱辛和不平:貧窮低下似乎與生相隨,鄉下人欺負他是外來人,城裡人鄙視他是農村人。他少年時代的夢想就是能穿上白大褂,成為一名專門給窮人百姓看病的好醫生。而他的中學時代正處於中國的動盪年代,所以在1976年從茂縣一中畢業後就在農村當起了赤腳醫生。十六七歲的他,整天背個藥箱行走鄉野,在行醫送藥的同時,敏銳地發現中國農民就醫狀況的糟糕,鄉村醫療條件很差,環境惡劣;到縣城就醫條件稍好一些,但是往往又隨便地被人吼,被人罵,被人看不起。出生貧苦的他對這些社會現象,心懷悲憫。但是作為一名最基層的鄉村醫生,他除了盡責做好自己的事情,還能有什麼能力扭轉這一切呢?
命運終於有了一線轉機。1977年10月,國家開始恢復高考。當了一年半赤腳醫生的劉國恩,得知此訊息後,立刻報名並參加了這次文革以後的首次高考。當時他的想法很樸素,就是一定要讀大學,一定要去學醫,學成後一定要回到家鄉,要為家鄉貧寒的父老鄉親治病,不想再讓貧苦患者飽受白眼。所以在填報志願時,他在重點大學、非重點大學甚至中專等欄目里,從上到下填寫的都是醫學。
他的高考成績的確也是名列前茅。雖然當時準備高考的條件艱苦到今天的孩子無法想像。但是聰慧刻苦的他,經過自己超常規的努力,在全縣人們首次期盼的第一批高考名單中名列榜首。“劉國恩”這個不是從縣機關大院長大的鄉下孩子的名字,一下子通過高音廣播傳遍了全縣。
然而,命運卻在他的夢想馬上就要成為現實的時候,給他開了個大大的玩笑。可以說,是這個偶然因素徹底改變了劉國恩的一生軌跡——他失去了作為一個科班醫生的機緣,直到現在他再也沒有機會穿上少年夢想中的白大褂。
高考體檢之後,他和大家一樣,在家中焦急地等待通知。但是從第一批到最後一批,屬於他的錄取通知書卻始終沒有等到。絕望中,一通信息傳來,告知他的政審材料缺失。在那樣一個唯成份論的時代里,沒有政審鑑定就意味著不可能有什麼好的未來。
當時的他深陷痛苦之中,欲哭無淚,欲求無門。連縣機關的其他人也都說,這樣對待一個鄉下的小孩太不公平了。
天無絕人之路。在臨近大學開學的前一個月,他意外地接到了西南民族大學數學系本科的錄取通知書。那時,身為民族院校,西南民族大學準許特招成績優秀但其他方面不太“好”的學生,定向培養成為少數民族地區的師資力量。接到通知書後,他抓住命運這次的轉機,背著鋪蓋到位於省會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學數學系報到。
也許是因禍得福。西南民族大學77級數學系,當時雲集了一批政審或其他條件有問題但成績優異的尖子學生。在與他們的砥礪學習中,在老師的悉心傳授下,劉國恩在學業上進步神速。欣喜之餘,他逐漸發現,學數學不如像經濟學那樣對當時的中國產生更大的影響,於是他開始自學經濟學,併到西南民族大學的政史系旁聽政治經濟學的有關課程。
由於自己的興趣和努力,他在本科畢業的時候考取了西南地區最好的經濟院校——西南財經大學的計量經濟與統計專業。作為該校第一批研究生畢業後,他作為青年老師留校任教。一年多之後,到了1985年,命運再次向他垂青。當時,國家公費留學計畫在各高校青年教師中選拔優秀的經濟學人才去國外留學,西南財大獲得一個名額機會,但是要到復旦大學去參加包括西方經濟學的綜合考試,合格者才能得到出國留學的機會。劉國恩獲得了學校的推薦,但是他唯讀過政治經濟學,從未系統學習過西方經濟學。初生牛犢不怕虎的他,只好利用成都到上海坐火車的兩天時間,硬是把剛剛借到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鄒至莊老先生撰寫的英文經濟學教材的影印本囫圇吞棗地讀了一遍,就進了復旦考場,倉促上陣。幾個月後,幾乎不報希望的他,居然接到了出國留學的通知。喜出望外的同時,另一個問題出現了,出國究竟學什麼?少年的夢想再次浮現在他的腦海,劉國恩就當即寫信給自己唯一閱讀過的美國計量經濟學教科書作者DAMODAR GUJARATI教授,向詢問有沒有把醫學和經濟學結合在一起的系科。GUJARTI教授立即向他推薦了在紐約城市大學研究院執教的衛生經濟學大師MICHAEL GROSSMAN教授,於是劉國恩毫不猶豫地填報了紐約城市大學研究院,並於1986年順利地在美國開始了自己的求學之旅,師從GROSSMAN教授。後面的路幾乎就是“風正一帆懸”了。
1991年,他在CUNY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並沒有滿足自己學業上的進步,他在考慮如何將所學的西方衛生經濟學理論用於中國的醫療衛生實踐領域,這是他的夢想。他了解到哈佛大學蕭慶倫(WILLIAM HSIAO)教授是國際上研究中國衛生經濟的學術權威,於是他再次投信問路,這位著名的華裔經濟學家被這位優秀青年學者的一腔中國心所打動,全額資助劉國恩在哈佛大學的博士後研究,並在他領導的研究項目中承擔計量經濟學分析的重任。
1994年初,由於他嶄露頭角的潛力和研究,劉國恩受聘於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擔任助理教授,開始了第一份美國大學的教職。從這時開始,劉國恩老師的學術生涯發展迅速,並且成果顯著。最終受到了美國公立大學中資格最老的北卡羅納拉大學(以下簡稱“北卡”)的青睞,2000年他接受北卡的邀請並擔任終身教授之職。同年,他應邀出任國際醫藥經濟學會的權威雜誌VALUE IN HEALTH的副主編,該雜誌在2005年全球衛生經濟、管理與政策類期刊中排名第一。
2001年,我院領導開始與劉國恩老師接觸,邀請其回國執教,並幫助組建衛生經濟與管理學系,以填補我國經濟管理學科類還沒有衛生經濟學的空白。2003年12月,我院衛生經濟與管理系成立,劉國恩老師應邀出任第一任系主任。2006年2月,劉國恩老師在北卡同事不可思議的目光里辭掉了終身教授之職,放棄了在美國的優越生活,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光華的全職教授職務,回國執教至今。
研究領域
健康與發展經濟學,國家醫療體制改革,以及醫藥經濟學。
學術論文
Fan M, Lei Z, and Liu GG., “Discounting of Medical Savings Accounts,”, American J of Health Economics, 2015, Forthcoming.
Xu J., Liu GG. et al., “A comparison of outpatient healthcare expenditure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urban China: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approach,” Health Economics, 2015(24): 270-279.
官海靜,劉國恩,“中國城鄉居民生命質量的比較研究,”《中國衛生經濟》,2015(2);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