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歷程
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年）對企業家研究最有影響力，他發展了馬歇爾的理論。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指出，企業家就是“經濟發展的帶頭人”， 也是能夠“實現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的創新者。熊彼特將企業家視為創新的主體，其作用在於創造性地破壞市場的均衡（他稱之為“創造性破壞”）。他認為，動態失衡是健康經濟的“常態”（而非古典經濟學家所主張的均衡和資源的最佳配置），而企業家正是這一創新過程的組織者和始作俑者。通過創造性地打破市場均衡，才會出現企業家獲取超額利潤的機會。
熊彼特首次突出企業家的創新性，但是他認定企業家是一種很不穩定的狀態。他認為, 一個人由於“實現新的組合”而成為企業家，“而當他一旦建立起企業，並像其他人一樣開始經營這個企業時，這一特徵就馬上消失”。因此，企業家是一種稍縱即逝的狀態。按照他的定義，一個人在他幾十年的活動生涯中不可能總是企業家，除非他不斷“實現新的組合”，即：不斷創新。簡言之，創新是判斷企業家的唯一標準。
熊彼特認為,創新就是不斷地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即不斷破壞舊的，創造新的結構。而全球化與文化多樣性是當前世界範圍內文化發展中的一對突出矛盾。
五六十年前，“創造性破壞”這一頗具顛覆性的概念提出之時，人們為之震驚。如今，全球經濟所破壞和創造的巨大價值完美地印證了這一前瞻性論斷。可以說，創造性破壞的力量還在不斷增強，業已成為主流經濟論述中的重要核心概念。
精髓
創造性破壞理論指出：當景氣循環到谷底的同時，也是某些企業家不得不考慮退出市場或是另一些企業家必須要“創新”以求生存的時候。只要將多餘的競爭者篩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創新”產生，便會使景氣提升、生產效率提高，但是當某一產業又重新是有利可圖的時候，它又會吸引新的競爭者投入，然後又是一次利潤遞減的過程，回到之前的狀態....。所以說每一次的蕭條都包括著一次技術革新的可能，這句話也可以反過來陳述為：技術革新的結果便是可預期的下一次蕭條。在熊彼特看來，資本主義的創造性與毀滅性因此是同源的。但熊彼特並不認為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便是由於其自己產生的動力將而不停地推動自身發展，他相信資本主義經濟最終將因為無法承受其快速膨脹帶來的能量而崩潰於其自身的規模。
熊彼特指出經濟創新過程是改變經濟結構的“創造性破壞過程”。經濟創新不斷地從內部使這個經濟結構革命化，不斷地破壞舊結構，不斷地創造新結構。這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性事實。有價值的競爭不是價格競爭，而是新商品、新技術、新供應來源、新組合形式的競爭，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質量上決定性優勢的競爭，這種競爭打擊的不是現有企業的利潤邊際和產量，而是它們的基礎和它們的生命。
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
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書中,熊彼特(1942)對經濟變化採用了一種更為廣闊的觀察方法。他不是檢驗資本主義經濟所經歷過的周期變化,而是考察資本主義的未來。他提出的一個大問題是：“資本主義能生存下去嗎?”他給出的答案是：“不,我認為它無法生存下去。”在根本上,他認為馬克思相信社會主義將取代資本主義是正確的。但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並不是像馬克思預測的那樣被自己的失敗毀滅,而是將被自己的諸多成功所毀滅。
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即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資本主義不僅包括成功的創新,也包括打破舊的、低效的工藝與產品。這種替代過程使資本主義處於動態過程,並刺激收入迅速增長。然而問題出現了,因為較小的企業經常被較大的企業所替代。在此過程中,是官僚主義的管理者在經營企業,而不是創新的企業家。這些管理者不像主人而更像雇員。他們偏好穩定的收入和工作保障甚於創新和冒險,結果,資本主義就失去了傾向創新的動態趨勢以及不斷進取與變化的精神。
熊彼特(1942)還看到了一個潛在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植根於資本主義需要理性的思考以及需要在所有參與者中作出合理選擇這樣一個事實中的。這將促使人們在思想中形成懷疑性和批判性的框架。此外,由於資本主義在收入增長方面如此成功,它能夠支撐大量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擁有大量閒暇時間的知識分子,將批判資本主義體系,竭力推行增強政府官僚的經濟作用的措施。對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收入不平等的怨恨也將在知識分子中間愈演愈烈,他們將竭力採取保持收入平等的措施。這些活動將減少冒險與創新的動力。
最後,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破壞了家庭。資本主義的目的是滿足個人需求,而家庭需要升華個人的欲望和妥協。可是,家庭對於資本主義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家庭是儲蓄的主要來源。家庭儲蓄是—種在賴以養家的主要勞動力發生意外時,其他家庭成員能被供養的措施。資本主義通過破壞儲蓄動機,從而摧毀了自己的基礎——未來發展所需要的資本。
長期經濟成長一直是經濟學關注的中心。亞當·斯密和大多數古典經濟學家將資本主義視為獲得迅速增長的最佳途徑。然而到了19世紀末,經濟學家們開始更多地關注經濟效率的問題,而對增長問題失去了興趣。熊彼特的主要貢獻即把經濟學家的注意力調整到長期經濟成長的問題上來。在進行這項研究的過程中,他強調了創新、企業家等非經濟因素對於資本主義健康、繁榮和發展的重要性。
運用分析
索尼新總裁中缽良治公開表示，“索尼在眾多領域都落後於競爭對手，索尼新產品未能吸引消費者的主要原因是工程師在某些時候未能把握市場潮流。”從領先到落後，索尼的命運何以如此反差？市場潮流對索尼究竟意味著什麼？
對上述問題，波士頓諮詢公司（簡稱：BCG）全球董事會主席Carl W.Stern（卡爾·施德恩）有其獨到的見解。他引入熊彼德“創造性破壞”理論對索尼個案進行分析，同時提醒中國的優秀企業必須重視“創造性破壞”這一已經越轉越快的潮流，否則隨時可能要退出遊戲。
一、索尼的代價
索尼等一批上世紀非常優秀的大型綜合類電子企業如今遭遇的經營困境，是否可以被看作因為不重視“創造性破壞”而造成的不良結果？
卡爾·施德恩：談到索尼，這其實是一個沒有正視到變化所帶來的威脅的這樣一個案例。它曾經擁有世界上質量最好的電視（特麗瓏），他們（索尼的管理層）不認為索尼的電視會被“純平”電視所取代，因此沒有投資在這種電視的技術上（純平電視）。現在為了迎合消費者的需要，索尼不得已只能從韓國來購買技術。這是一個沒有正確意識到創新所帶來的威脅的例子。
與索尼相反的一個例子，同樣也是在日本的，就是DoCoMo.在這種變化過程，它是大贏家，是一個正確認識到變化所帶來的機會的公司。它通過對行動電話服務上做出的一些革命性的改變，加入了一些新的功能，它現在在這方面處於一個領先的地位。
因此，很難把一個國家的某一類行業用一個統一的理由去概括，說成功也好、失敗也好，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看具體的公司是否能夠意識到這種變化所帶來的威脅，是否能夠調動公司所有的員工去應對這樣的變化。
二、“破壞”在中國
中國企業如何地“創造性破壞”，特別是那些著名的企業他們的表現，比如海爾，格蘭士，包括聯想？
卡爾·施德恩：從經濟發展的階段來看，轉換商業模式，中國的公司確實是有優勢的，同時中國也是一個重塑企業價值鏈的好地方。
從一些生產行業來說，中國企業在這方面還是非常成功的。對全世界來講，有很多企業把生產放到中國來做，而且中國的企業能夠很快地探索出一個方式，怎樣在這個環境中成功生存，怎樣在這個環境當中去競爭。在我們進行這個討論之前，其實已經有大量的生產性的企業都是“全球性破壞”的很大的受益者。具體來說，海爾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公司，在外面也做得非常好；至於聯想，現在做出評論可能太早，我們還需要時間來看一看。但同時，在中國還有許多其他的企業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更好的適應這個新的環境。例如中國的銀行業還有許多的工作需要做；還有大型的工業，比如說汽車製造業。
所以以中國企業來分析，也是各有不同。有些企業已經很好，還有許多企業還有一定的工作需要做。那么這些企業就是我們所謂的沉睡中的獅子或者恐龍。它們需要甦醒起來，並作出及時的改變，否則會像恐龍一樣面臨著滅絕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