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出 師 表 :
原文: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依、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得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之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依、允等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責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譯文:
臣諸葛亮上言:先帝創立帝業還沒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現在,天下已分成魏、蜀、吳三國,我們蜀國人力疲憊,物力又很缺乏,這確實是國家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然而,侍衛大臣們在宮廷內毫不懈怠,忠誠有志的將士在疆場上捨身作戰,這都是因為追念先帝在世時對他們的特殊待遇,想報效給陛下啊。陛下確實應該廣泛地聽取群臣的意見,發揚光大先帝留下的美德,弘揚志士們的氣概;不應該隨隨便便地看輕自己,言談中稱引譬喻不合大義(說話不恰當),以致堵塞忠臣進諫勸告的道路。
皇宮的侍臣和丞相府的宮吏都是一個整體,對他們的提升、處分、表揚、批評,不應該因人而有什麼差別。如果有營私舞弊、違犯法律和盡忠行害的人,陛下應交給主管的官吏,由他們評定應得的處罰或獎賞,用來表明陛下公正嚴明的治理方針。不應偏袒徇私,使得宮內和宮外有不同的法則。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人,他們都是忠良誠實的人,他們的志向和心思忠誠無二,因此先帝把他們選拔出來留給陛下。我認為宮中的事情,無論大小,陛下都應徵詢他們,然後再去實施,這樣一定能補求欠缺疏漏的地方,獲得更好的效果。將軍向寵,性格和善,品德公正,精通軍事,從前經過試用,先帝稱讚他有才能,因此大家商議推舉他做中部督。我認為軍營中的事務,都應與他商量,這樣一定能使軍隊團結協作,將士才幹高的差的、隊伍強的,都能夠得到合理的安排。親近賢臣,疏遠小人,這是前漢興隆昌盛的原因;親近小人,疏遠賢臣,這是後漢所以傾覆衰敗的原因。先帝在世時,每次與我談論這些事,沒有一次不對桓、靈二帝感到嘆息、惋惜痛心的。侍中郭攸之、費禕,尚書陳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這些都是忠貞賢良能夠以死報國的忠臣,希望陛下親近他們、信任他們,那么漢室的興隆就指日可待了。
《出師表》 賞析
《出師表》是出兵打仗前,主帥給君主上的奏章。這種表,或表明報國之心,或呈獻攻城掠地之策。歷來以戰名世者甚眾,以表傳後者頗少。惟獨諸葛亮的《出師表》不僅存之典冊,而且粲然於文苑。
諸葛亮上《出師表》是在蜀漢後主建興五年(227),率兵北伐之時。這時蜀偏居一隅,國力疲敝,又“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諸葛亮為了實現劉備振興漢室、一統天下的遺願,“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平定了南方,有了較鞏固的後方,並抓住了曹魏兵敗祁山、孫吳兵挫石亭的時機,揮師北伐,擬奪取魏的涼州(今甘肅部分地區),向後主劉禪上了兩道表文,“前表開守昏庸,後表審量形勢”,即出名的《前出師表》《後出師表》。這裡談的是《前出師表》。
諸葛亮自劉備於公元207年“三顧茅廬”後,即忠心耿耿地輔佐劉備,以完成統一大業。經過長期奮戰,使寄寓荊州的劉備,一躍而為與魏、吳對峙的蜀漢之主,雄踞一方,到公元221年劉備即帝位。公元222年吳蜀彝陵之戰後,劉備敗逃白帝城,次年病死。劉備“白帝託孤”時對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對諸葛亮無比信賴。諸葛亮回答說:“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劉備吩咐劉禪說:“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劉禪繼位,即後主。劉禪黯弱昏庸,親信宦者,遠避賢能,胸無大志,苟且偷安,是個“扶不起的阿斗”。諸葛亮主張出兵擊魏,侃侃陳詞,力排眾疑,申明大義以拯其愚,吐露忠愛以藥其頑,既有政治家的眼光,又有軍事家的頭腦,且嚴守人臣下屬的身份。
《出師表》前半部分是臨行時的進諫,後半部分乃表明此行奪勝的決心。劉禪雖為蜀主,而蜀之安危成敗,實繫於諸葛亮之身,因而率眾出征時,當促使後主保持清醒的頭腦,具備正確的觀點,採取得力的措施,才能保證前方順利進軍;同時表明自己忠貞死節之心,既是自勉自勵,也是預防小人惑主。
諸葛亮向後主提出三項建議:廣開言路,執法公平,親賢遠佞。這三項建議,既是安定後方的措施,也是施政的正理。為了治愚醫頑,作者在行文上頗費深思。
由勢入理,起筆崢嶸。表文第一節向後主提出“開張聖聽”的建議,可是卻從形勢敘起,這能起振聾發聵的作用,又能激發繼承遺志的感情。表文開筆即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劉備壯志未酬身先死,深誡後人繼承父業不可廢,以追念先帝功業的語句領起,至忠至愛之情統領了全文。繼而以“今天下三分”,點明天下大勢,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誰手;復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條件很差,地少將寡,民窮地荒;進而大聲疾呼:“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勢,如不救亡存國,將會出現國破身亡的慘局,筆勢陡峭,崢嶸峻拔。在凸顯形勢的情況下,墊以“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他們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對後主的忠心,轉危為安,化險為夷還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這樣的基礎上,提出“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的建議,規勸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表文將是否廣開言路,從關係國家存亡的角度來談,從關係忠於先帝的高度來說,使人聞之驚心,思之動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廣開言路的意義,平平道來,那對一個昏聵愚鈍的君主來說,顯然是不會有多大觸動的。
由主而次,肌理縝密。以情動人,更要以理服人。說理應主次分明,先後有序。表文主要是向後主進言的,因而首揭“開張聖聽”,以打開進言之路。在打通了忠諫之路的前提下,再言執法公平、親賢遠佞兩項。談執訟公平,又先總提“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繼而就宮中、府中兩方面分述之。分述時,又切緊“開張聖聽”的精神,宮中之事,向郭攸之、費、董允這些志慮忠純之士請教,而且要“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則“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對於府中之事,向“性行淑均,曉暢軍事”的向寵請教,“營中之事,悉以咨之”,也“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最後提出“親賢臣,遠小人”的問題。三項建議,既可獨立成項,又相互關聯。廣開言路,是開的忠諫之路,而非為讒邪開方便之門。親賢臣遠小人,才能廣納郭攸之、向寵等人的良言,才能“昭平民之理”,不讓奸邪得勢,造成內外異法,賞罰不明。君主昏庸,主要就在於貪於私慾,蔽於視聽,昧於事理,因而忠奸不分,賢愚不辨,是非不清,賞罰不當。諸葛亮針對後主寵信宦官黃皓,無視創業勛臣的毛病,對症施藥,又說得委婉深曲,入情合理。所列三項,廣開言路是前提,執法公平是關鍵,親賢遠佞是核心。嚴密的說理,再愚的人也會得到啟發。
由近及遠,思路開闊。表文為了說明親賢遠佞的利弊,以先漢的“興隆”和“傾頹”的歷史事實,作為前車之鑑,並以先帝嘆息痛恨桓帝、靈帝昏庸誤國為告誡,促使後主親信賢臣,並以“漢室興隆,可計日而待”為鼓勵,由近及遠,借古鑒今,成敗並舉,顯得衢路交通,經緯成文。
諸葛亮因為後主是個“妄自菲薄,引喻失義”的昏庸之徒,理要說得明,語又不可用得重,既要循循善誘地開導,又要不失臣下尊上的分寸。因而以“形勢”使對方震動,明示已臨“危急存亡之秋”,如不勵精圖治,勢必國破身亡;以“情感”打動對方,連呼先帝,聲聲熱淚,其業系先帝首創之業,其臣為先帝簡拔之臣,其將為先帝稱能之將,怎不光先帝之遺德,竟先帝之遺業;以“措施”教之,告知治國理政的具體辦法,切實可行,行必有效;以“事業”勵之,告誡後主要完成“先帝創業未半”的業,使天下歸一,漢室興隆,促使他有遠大的抱負,完成千秋大業。表文從各個方面規箴後主,情真理足,詞婉心切,因而雖屬奏章表文,卻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