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困局經濟學1968年，英國學者哈丁（Hardin）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公地的悲劇》的文章提出來的。
他說，作為理性人，每個牧羊者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在公共草地上，每增加一隻羊會有兩種結果：一是獲得增加一隻羊的收入；二是加重草地的負擔，並有可能使草地過度放牧。經過思考，牧羊者決定不顧草地的承受能力而增加羊群數量。於是他便會因羊只的增加而收益增多。看到有利可圖。許多牧羊者也紛紛加入這一行列。由於羊群的進入不受限制，所以牧場被過度使用，草地狀況迅速惡化，悲劇就這樣發生了。
公地悲劇不應照字面的意義解釋，而應視為一種比喻的概念。 這個辭彙是一種現象的簡稱，並不是對這個現象精準的描述。
“悲劇”一詞不應依常理視之有悲劇性，也不應被視為一種歸咎原因的譴責。此外，Hardin 對“公地”一詞的使用也常被誤解，這導致了哈丁後來認為他應該將他的論述標題改為——“未受規範的公地之悲劇”。
公地悲劇一文著重於解釋經濟、發展心理學、博弈理論和社會學領域。有人將此視為“意外行為”的範例，伴隨著個人在複雜社會系統中的互動所導致的悲劇結果。
哈丁的論文一開始便將注意力集中於無法藉由科技工具解決的問題之上（也就是不同於只需要自然科學上的科技研發與改變，而不需要人類價值觀或道德標準改變的問題。）哈丁聲稱這樣的問題來自於人口的成長和地球資源的使用。
哈丁特別提及地球資源的有限以及有限資源為所謂的“生活品質”所帶來的影響。如果人口成長最大化，那么每一個個體必須將維持基本生存之外的資源耗費最小化，反之亦然。因此，他認為並沒有任何可預見的科技可以解決在這有限資源的地球上如何平衡人口成長與維持生活品質的問題。
哈丁在《公地的悲劇》中設定了這樣一個場景：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塊公共草場放牧。一個牧民想多養一隻羊增加個人收益，雖然他明知草場上羊的數量已經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數目，將使草場的質量下降。牧民將如何取捨？如果每人都從自己私利出發，肯定會選擇多養羊獲取收益，因為草場退化的代價由大家負擔。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時，“公地悲劇”就上演了－－草場持續退化，直至無法養羊，最終導致所有牧民破產。
2009年歷史上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奧斯特羅姆在其著名的公共政策著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針對“公地悲劇”、“囚徒理論”和“集體行動邏輯”等理論模型進行分析和探討，同時從小規模公共資源問題入手，開發了自主組織和治理公共事務的創新制度理論，為面臨“公地選擇悲劇”的人們開闢了新的途徑，為避免公共事務退化、保護公共事務、可持續利用公共事務從而增進人類的集體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礎。
表現形式
無形資產流失
無形資產是企業的一項重要資源，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主要動力源，擁有無形資產企業就掌握了獲取超額收益的能力。然而，伴隨著越來越活躍的產權交易活動的展開，我國國有企業以各種形式流失的無形資產難以數計。無形資產流失既有客觀上的原因，如無形資產具有的無形性、不穩定性等特性，也有主觀上的原因，如缺乏利益主體的關注、缺乏有效的行為監督和約束機制等等。例如“冠生園”事件，南京冠生園黑幕曝光後，包括上冠、武冠、新冠在內的整個“冠生園”品牌都受到連累，這說明“冠生園”品牌發生了“公地悲劇”。現實中，我國飲食行業的老字號，差不多都經過了一個產權公有化的過程，像冠生園一樣多家企業使用同一品牌。白來的東西不珍惜，於是有人摘果，無人栽樹。要真正珍惜老字號這筆無形資產，就要把它當作有價資產來監督、管理，這不僅是一個要落實財產權的問題，而且是一個確立產權人和收益人的問題。凝結在中華老字號上的“無形資產”，都是前人“有形注入”的結果。這種“有形注入”，既是嚴格的質量管理，也是看得見的物力成本。對此，我們應結合企業特點，做好無形資產保護工作，防止無形資產流失。
有形資產流失
如果說“冠生園”事件是國有企業在品牌上的“公地悲劇”，那么國有資產流失則是有形資產的“公地悲劇”。所謂國有資產流失，主要是指運用各種手段將國有產權、國有資產權益以及由此而產生出來的國有收益轉化成非國有產權、非國有資產權益和非國有收益，或者以國有資產毀損、消失的形式形成流失。由於國有產權的虛置和模糊。國有企業成為眾人的公地，於是資產流失的“悲劇”隨之發生。有形資產流失的主要原因：一是資產評估不合理；二是產權交易中的折扣行為；三是優惠政策，如有的地方對本企業職工給予20% 至30% 的優惠，虧損企業也給予一定的優惠等；四是企業內部人控制，損公肥私。第一、第二和第三個因素都與我國產權交易市場不發達密切相關，這些因素雖然都一定程度地引起資產流失，但這是我國現階段為深化改革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這些問題只有靠深化改革、完善管理、加快發展來解決。一些地方的實踐也證明，通過產權改革，產權清晰了，權責明確了，出資人的責權利意識得到了強化，有效地推動了企業和經濟的發展，有利於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對於由企業內部人控制而導致的國有資產流失，是應該堅決反對和制止的。必須完善企業產權的制度化改革，加強監管和處罰，採取經濟、行政、法律等多種手段規範管理，防止這類現象的發生。
成因
說到哈丁的“公地悲劇”或曰“公有資源的災難”，那是對個人在利用公共資源時存有私心的確證。哈丁將這一狀態模型化：一個向眾人開放的牧場，在其中每個牧羊人的直接利益取決於他所放牧的牲畜數量的多少。由於在缺乏約束的條件，當存在過度放牧問題時，每個牧羊人雖然明知公地會退化，但個人博弈的最優策略仍然只能是增加牲畜數量，久而久之，牧場可能徹底退化或廢棄。這就是“公地悲劇”。“公地悲劇”的發生，人性的自私或不足只是一個必要的條件，而公產缺乏嚴格而有效的監管是另一個必要條件。所以，“公地悲劇”並非絕對地不可避免。
“公地悲劇”展現的是一幅私人利用免費午餐時的狼狽景象——無休止地掠奪。“悲劇”的意義就在於此。根據哈丁的討論，結合我們對掙扎在生活磨難中的人們的理解，“公地悲劇”的發生機理似乎可以這樣來理解：勤勞的人為個人的生機而算計，在一番忽視遠期利益的計算後，開始為眼前利益而“殺雞取卵”，沒有規則，沒有產權制度，沒有強制，最後，導致公共財產——那個人們賴依生存的搖籃的崩潰，所以，美國學者認為，公地悲劇發生的根源在於：“當個人按自己的方式處置公共資源時，真正的公地悲劇才會發生。“公地悲劇”的更準確的提法是：無節制的、開放式的、資源利用的災難。就拿環境污染來說，由於治污需要成本，私人必定千方百計企圖把企業成本外部化。這就是赫爾曼·E.戴利所稱的“看不見的腳”。“看不見的腳”導致私人的自利不自覺地把公共利益踢成碎片。所以，我們必須清楚——“公地悲劇”源於公產的私人利用方式。其實，哈丁的本意也在於此。事實上，針對如何防止公地的污染，哈丁提出的對策是共同贊同的相互強制、甚至政府強制，而不是私有化。但理論上最好的方式是界定產權，私有化是一種比較好的解決途徑。
應對啟示
“公地悲劇”說明的是產權不明，使得企業和個人使用資源的直接成本小於社會所需付出的成本，而使資源被過度使用。就企業而言，由於產權高度抽象模糊，職工沒有產權意識，沒有行使產權的內在動機。其結果是，產權流於“國家所有。人人所有，又人人沒有”，以及“人人所有，人人沒有。誰都應負責任。誰都不負責任”的狀況，因而出現兩種極端現象：一方面職工對企業漠不關心，不愛護；另一個方面，短期思想嚴重，只想分光吃淨，竭澤而漁，不願擴大再生產。前者導致資源利用不足，後者導致資源濫用。
明確和穩定產權
儘可能地將資源或企業的所有權明晰，並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明確責任和義務。科斯定理證明，一旦產權明確規定，而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聯絡、談判、簽約等等的成本足夠低，則無論將產權劃歸給誰，最終總能達到該資源的最優配置和使用。同樣道理，只有做好企業的產權安排，才能避免“公地悲劇”的發生。對國有企業而言，應明確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必須指出的是，產權穩定和產權明確同等重要。如果產權不穩定，即使產權明確，也會對資源進行掠奪性的使用。
配合企業制度改革
基於具有公地特性的國有企業往往發生“悲劇”這樣的現實，國有企業應退出競爭性領域，保持在非競爭性領域的地位。為此，我們應積極探討公共產品的私人供給問題。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形式總的來說有三種：一、私人完全供給，指公共產品的投資、生產以及修繕由私人來單獨完成，私人通過收費的方式向消費者收取費用。二、私人與政府的聯合供給，指在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過程中私人和政府形成某種聯合，即政府對私人提供公共產品給予一定的補貼和優惠政策，如政府補貼私人植樹造林等；三、私人與社區的聯合供給，指私人與社區通過有條件的聯合來提供公共產品，社區可給予私人一些優惠政策如提供場地等，這樣私人可以以較低的價格來提供社區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私人供給，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私人生產的積極性，讓公眾得到更多的實惠。
加強制度建設
由於國有企業的國家所有是一個虛置、模糊的概念，因而具體到某個企業，當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時，廠長、經理們往往會中飽私囊(如公費旅遊等)，增大代理費用，使企業的運營成本提高，即所謂委託——代理問題。當職工意識到個人努力程度與企業經營相關不大時，便會產生出工不出力、損公肥私等搭便車與機會主義行為。因此，代理組織的建立固然可以大大降低產權的行使成本，但由於傳統的公有制經濟模式缺乏一套對代理人的約束機制，使代理機構日趨臃腫和僵化，代理組織的運轉和調整耗費了日益增多的資源，代理費用日益升高，產權行使費用過高的矛盾很尖銳。有鑒於此，專家呼籲，在不斷完善企業約束機制的同時，也要建立企業家的激勵機制，實行責、權、利的有效統一。在這方面，一些民營企業實行的股權獎勵制、年薪制等，有借鑑意義。
其它相關
公地悲劇在英國是和“圈地運動”聯繫在一起的。15，16世紀的英國，草地、森林、沼澤等都屬於公共用地，耕地雖然有主人，但是莊稼收割完以後，也要把柵欄拆除，敞開作為公共牧場。由於英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養羊業飛速發展，於是大量羊群進入公共草場。不久，土地開始退化，“公地悲劇”出現了。於是一些貴族通過暴力手段非法獲得土地，開始用圍欄將公共用地圈起來，據為己有，這就是我們歷史書中學到的臭名卓著的“圈地運動”。“圈地運動”使大批的農民和牧民失去了維持生計的土地，歷史書中稱之為血淋淋的“羊吃人”事件。但是書中沒有提到：“圈地運動”的陣痛過後，英國人驚奇的發現，草場變好了，英國人作為整體的收益提高了。由於土地產權的確立，土地由公地變為私人領地的同時，擁有者對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為了長遠利益，土地所有者會盡力保持草場的質量。同時，土地兼併後以戶為單位的生產單元演化為大規模流水線生產，勞動效率大為提高。英國正是從“圈地運動”開始，逐漸發展為日不落帝國。
我在這裡不是想為“圈地運動”平反，因為從道德倫理上講這是一段血腥的歷史。但是如果沒有“羊吃人”事件，最終的結局將是毀滅。現在世界上土地保護好的地方，往往都建立了土地產權，而那些土地破壞嚴重的地區，往往是還沒有建立土地產權的地區。與此相應，最近熱門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是不是也是另外一個領域的“公地悲劇”呢？
現在多與公共產品易被損壞和權責不夠分明相聯繫。產業發展中的過度進入也可以從“公地悲劇”的角度來解釋。草地屬於公有產權，零成本使用，而且排斥他人使用的成本很高，這樣就導致了牧民的過度放牧。廠商對消費者需求的需求類似於牧民對草地的需求。消費者需求也沒有排他性使用的所有權，廠商對消費者需求的零成本使用必然會產生產業發展中的過度進入。另外，產業在進入者進入之前是無人所有的，誰先進入，誰先占有，市場份額對廠商是一種稀缺資源，這種市場份額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這樣就會出現各廠商為了爭奪市場份額紛紛搶先的進入市場的現象。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當前經濟建設中的過度進入問題所面對的是公有經濟產權結構。在這種產權結構下，產權名義上歸全體人民所有，但由於全體人民行使所有權的成本過高，造成了實際上的所有者缺位。在所有者缺位的情況下，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利益集團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搞建設，由於彼此信息不充分，造成了產業發展中的過度進入。
既然消費者需求和市場份額都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它們不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權。那么，就需要政府對這兩種公共物品的產權進行重新界定。如採取市場進入的許可證制度等。同時，政府在重新界定公共物品產權時，也可能會出現尋租行為，還可能出現少數大廠商的壟斷行為。這樣勢必降低了資源使用效率和消費者福利水平。因此，過度進入的解決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對產權的界定來解決，而主要應在市場化進程不斷向前推進中來解決，要使市場機制充分而有效的發揮調節作用。政府規制和市場機制兩者有機結合，才能更好的解決產業發展中的過度進入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