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兩宋時期的眉州，所轄二十鄉、六鎮，大約二萬多戶。在宋朝文官政治、科舉完善、文風轉變等大環境和當時眉山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出版繁榮、教育興盛等小環境共同作用。同時，宋代文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與實踐和眉州文人的發憤好學。使在兩宋期間，眉州共出了886名進士，出現了科舉文化史上不可企及的顛峰，史稱"八百進士“，與“三蘇”一起成為眉山文化鼎盛的符號。整個兩宋眉州的進士群體呈現出向上趨勢、顛峰狀態和一流個體的顯著特徵。
詳情
2000年建市的眉山市轄一區五縣，即東坡區（原眉山縣）、彭山區、丹稜縣、青神縣、洪雅縣和仁壽縣。宋時眉州建制，據《元豐九域志》載，除仁壽縣之外，其他五縣均隸屬眉州，其中洪雅縣在宋太宗淳化四年（993）隸嘉州。只限於宋時的眉山縣，所轄區域只不過二十鄉、六鎮，大約二萬多戶。
“八百進士”，兩宋眉山進士群體，是指兩宋時期具有眉山籍貫、進士出身的個體組成的整體。其個體特點有：其一，眉山籍貫。應出生眉山、祖籍眉山（上溯至三代）或者落籍眉山（移民至眉山）。其二，進士身份。考取了進士或者朝廷賜予了進士出身，從相關典籍可以佐證而得來的總人數。
另有說法，按照《雁塔碑》（進士題名碑）、《眉山縣誌》和《眉山市人物誌》的統計，眉山不止800進士，而是909進士。
兩宋進士北宋眉山的科舉噴發肇始於宋仁宗嘉祐年間。蘇軾在《謝范舍人書》中云：“且蜀之 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於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眉山縣參加禮部考試的人有四五十人，考中者包括蘇軾兄弟在內共有13人，占當年全國進士總數388人的3.4%，宋仁宗皇帝當時就驚嘆：“天下好學之士多在眉州”。北宋眉山考中進士的人數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宋仁宗在位的41年共考中進士80人（其中嘉祐年間有23人），平均2人/年；宋哲宗在位的15年共考中進士63人（其中元祐年間24人、紹聖年間28人），平均4.2人/年；宋徽宗在位的25年共考中進士135人（其中政和年間58人、宣和年間37人），平均5.4人/年。
名單南宋眉山的科舉盛況可謂空前絕後，從進士人數上看，眉州進士619人，而眉山縣進士582人。即便是南宋京城所在地的浙江亦難以望其項背。在《略論南宋浙江進士文化》一文中作者驚嘆：“在區區六府五州六十七縣的土地上，南宋王朝短短的一個世紀半中，所出之進士可謂前所未有。這種科舉盛況反映最清楚，體現最明顯的首先是進士總數上，它總共向國家培養了6100名進士。”若以此為依據來推算，平均每州僅約555人、平均每縣僅約91人，僅是眉山縣的進士人數的約16%。南宋眉山，一個小小的縣，進士人數居然占全國進士總人數的3%。
南宋眉山考中進士的人數亦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宋高宗在位的35年共考中進士186人（其中紹興年間177人），平均5.3人/年；宋孝宗在位的27年共考中進士132人（其中乾道年間42人、淳熙年間79人），平均4.9人/年；宋理宗在位的40年共考中進士215人（其中紹定年間73人、淳祐年間44人），平均5.4人/年，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寶慶二年（1226）朝廷共取士989人，而眉山縣就有71人，占總數7.2%，可以說是空前絕後。
現象成因
宋代眉山進士群體的形成，既與全國的大環境密切相關，又與眉山的小環境密切相關。下邊從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兩方面論述。
客觀原因
1.宋朝大環境
（1）文官政治
由於歷史原因，宋朝一直推行“重文抑武”的國策，其核心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利用文人治理國家。“重文抑武”國策有效地調動了文人的積極性，文人的地位和價值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科舉完善
宋代的科舉有長足發展。在考試原則上，宋代“取士不問家世”的限制呈逐漸放寬趨勢；在考試規則上，宋代強化了對於舉子與考官的行為規範。確立了三級考試制度，地方主持的選拔初試稱之為鄉試；全國性的選拔考試，曾經由尚書省的吏部、禮部主持，稱之為省試；皇帝親自主持的殿庭複試，稱之為殿試。這些制度性的安排，一是把讀書中舉就可以做官變成了現實；二是讓讀書人做官形成了規模效應；三是朝廷臨時性的科舉考試措施，變成了有正式機構（貢院）常規管理，並且各種規章制度嚴密，極大地保障了科舉考試的公開、公平和公正，從而增強了天下知識分子對於新政權的向心力。
蘇軾（3）文風轉變 先秦、兩漢的文章質樸自由，不受形式拘束，有利於表達思想和反映社會生活。但自南北朝以後，盛行駢文。唐代中葉，韓愈提倡古文、反對駢文，後人稱之為古文運動。宋初，盛行浮艷文風，宋朝皇帝十分厭惡，歐陽修接過古文運動的大旗，在主持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科舉考試時，反對柔靡浮艷、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風。錄取了蘇軾、蘇轍、曾鞏等青年才俊，由於他們的加盟，才逐步使文風發生轉。文風的轉變，直接影響著科舉考試的內容。宋代初期，其它地方的士子學習的是柔靡浮艷的駢文，只有眉州的士子學習的是質樸自由的古文。這是眉山學子得天獨厚的長處，亦是眉山進士群體能夠出現的原因之一。
2.眉山的小環境
（1）社會穩定
為了躲避關中、中原地區的戰亂，唐、五代時期，向蜀中移民，前後持續了一兩個世紀。這些移民驚魂未定，以為作為巴蜀首府的成都及其附近仍不安全，於是順岷江而下，來到風景秀麗、物產富饒的眉山一帶定居。自北宋取得四川，至南宋滅亡，共有314年。在這漫長的300多年間，四川發生過王小波、李順起義，歷時3年，稍稍波及眉山；而宋與契丹、西夏、金之戰，則沒有波及眉山。眉山在宋代，基本上有300年的安寧穩定。由唐代至五代至宋代的600多年間，四川基本上是穩定的，而眉山則更為穩定安寧。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眉山人民生活安定，才有時間、精力和心思從事於農業生產和讀書學習，文人才有生長和發展的機遇，進士群體的出現也才有可能。
（2）經濟發展
前蜀王建頒《勸農桑詔》，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後蜀孟知祥、孟昶父子也注重興修水利，廣泛耕墾。前、後蜀時期，西蜀十分富庶，眉山自然也不例外。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在位期間，施行植樹種桑，開墾荒地，興修水利，減免賦役等政策，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眉州也不例外。黎希聲知眉州時，減少賦役，發展生產，百姓非常喜歡他，請求朝廷讓他留任眉州。魏了翁知眉州時，亦“課農桑，薄賦稅，興水利……是故政通而民和”。
古人云：“衣食足而禮義興。”吃飯穿衣的問題基本解決了，富庶之家的子弟才有條件讀書學習，參加科舉考試。眉山進士群體的形成，與眉山經濟的發展有直接關係。
（3）出版繁榮
遠景樓宋代，眉山刻印書籍已自成體系，有官刻、家刻、坊刻。其中，著名刻匠王朝刻的 《冊府元龜》（1000卷）、《太平寰宇記》（200卷）、《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30卷）等 “蜀大字本”聞名全國。“萬卷堂”刊刻的《新編近時十便良方》（40卷）有中國最早的刊記。程舍人宅刊刻史學家眉州人王偁著《東都事略》一書，有中國最早的著作權標誌。陳先行《國寶大觀》說：“宋代的刻書地點相當多，除首都汴梁外，浙江杭州、福建建陽與四川眉山是主要刻書中心。”眉山成為全國著名的三大刻書中心之一，極大地滿足了社會對書籍的大量需求，並進而促進了眉山耕讀的氛圍和學校的教育。
（4）教育興盛
宋代統治者十分重視文教。北宋就有三次興學，即慶曆興學、熙寧興學”和崇寧興學。
兩宋時期，眉山地方官員都非常重視文化教育，如董儲、黎希聲、魏了翁等。熙寧九年（1076）蘇軾知密州時，特意去安丘拜訪曾任眉州知州的董儲故居，寫詩悼念他。熙寧八年（1075）黎希聲知眉州，受到百姓愛戴，任職期滿，民眾請求朝廷讓他留任。嘉定年間（1208～1224）魏了翁知眉州，他熱衷教育，每月初一、十五親自去學校講學，指導士子學習。
《賓退錄》記載，眉州有學校13所：“嘉、眉多士之鄉，凡一成之聚，必相與合力建夫子廟，春秋釋奠，士子私講《禮》焉，名之曰鄉校。亦有養士者，謂之國小。眉州四縣，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縣，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寧四所，普州二所，余未之聞。”當時，官辦的有州學、縣學，民辦的有私學、書院等。據《四川書院史》統計，宋代四川各地建有書院29所，其中眉州有5所，眉山有2所：雲莊書院、北園書院。
眉山不僅學校眾多，而且學子眾多。蘇軾《道士張易簡》說：“吾八歲入國小，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蘇軾《眾妙堂記》說：“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國小，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一所蒙學學校，學生竟有百人。後來，蘇軾兄弟到眉山城西的壽昌院上學，那裡的學生人數更多。南宋晁公溯《今歲試士竟置酒起文堂延主司且作詩送之》詩云：“飲食猶俎豆，傭販皆詩書……白袍五千人，崛起塞路衙。入門坐試席，正冠曳長裾”一州四縣就有五千人應試，教育規模之大，真是不可想像。
另外，眾多優秀的教師，為眉山士子的培養作出了貢獻。如張易簡、劉微之等。
儘管眉山學校不少，但是仍然難以滿足學子的需求，所以不少人是在家中接受有文化的父母的教育。《方輿勝覽·修橋樓記》說：“其民以詩書為業，以故家文獻為重，夜燃燈，誦聲琅琅相聞。”這幾句話描述了眾多眉山學子在家中挑燈夜讀的情景。他們不僅用科舉及第的理想來激勵子弟，而且身體力行，教育指導子弟讀書作文。如蘇軾兄弟除了在學校上學外，在家中則是由父親蘇洵教他們讀書作文，父親在外遊學時，母親程夫人又擔起教育兩個兒子的責任。
主觀原因
1.先天下之憂而憂
宋代文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與實踐，繼承著先秦兩漢以來“士不可不弘毅”的精神。他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種深沉而難以化解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不同於斤斤於個人得失的悵惘郁懣，反映著宋代士人對於天下國家以及人的生存價值的深切關懷。
眉山學子“通經學古”，一直延續著儒家積極進取的精神，加之“三蘇”等人的榜樣作用，眉山學子普遍具有“以天下為己任”、“致君堯舜”的文化心態，這是他們勤奮學習、博取功名的內在動力。蘇轍《欒城集·墓志銘》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由此可知，蘇軾兄弟從小就“奮厲有當世志”，這是他們發憤學習的原因之一。
2.書山有路勤為徑
眉州文人發憤好學，是眉山進士群體產生的主觀原因。
據《宋史》記載，淳化年間進士朱台符，“台符好學，敏於屬辭”。寶元年間進士石揚休，“少孤力學”。嘉祐年間進士蘇軾、蘇轍兄弟，自幼就“奮厲有當世志”，他們從小就勤奮地讀書作文。元豐年間進士任伯雨，“伯雨自幼，已矯然不群，邃經術，文力雄健”。元祐年間進士王當，“幼好學，博覽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紹聖年間進士任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即冠鄉書”。淳熙年間進士任希夷，“希夷少刻意問學，為文精苦”。正是因為有眾多學子的勤奮學習，所以才出現了眉山進士群體。
兩宋時期，眉山學子為參加科舉考試，一般都有刻苦攻讀的過程。南宋魏了翁《孫氏書樓記》說：“余嘗聞長老言，書之未有印本也，士得一書，則口誦而手抄，惟恐失之，其傳之艱蓋若此。惟傳之艱，故誦之精、思之切、辨之審、信之篤、行之果。”以蘇渙為例，蘇轍談他“其勤至手書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見《伯父墓表》）聰明絕頂的蘇軾自稱班固《漢書》他讀了三遍（《高齋漫錄》），手抄三次（見《耆舊續聞》）。這種紮實的童子功夫為他們參加科考增添了底氣和籌碼。
歷史意義
眉山的科舉文化現象是科舉文化史上不可企及的顛峰，與“三蘇”一起成為眉山文化鼎盛的符號。對後來的眉山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清嘉慶十九年《四川通志》記載眉山宋代進士總計1132人；清康熙五十五年官衙藏版《眉山屬志》記載眉山有姓名的兩宋進士846人。當然，也有人說眉山進士在800人以下的。塗文濤主編《四川教育史》說，兩宋眉州有進士599人。在此，我們假設此書的數據是正確的，那么，潼川府路（即梓州路）49縣，平均39人/縣；成都府9縣，平均約77人/縣；眉州4縣，平均150人/縣。而眉州其它三縣進士及第僅61人，眉山縣尚有538人，在全國的排位亦是名列前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