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入中是北宋長期實施的制度，對沿邊地區儲備軍用糧草和充裕京師財政有重要作用。商人將物貨（主要是糧草和現錢）入納沿邊州軍或京師，異地支償茶、鹽、香藥和錢等，是入中的基本內容。茶法、鹽法的改革與入中制度密切相關。入中制度的不斷變化，是政府與商人分割爭奪茶鹽之利的體現。
入中是北宋長期實施的制度，對籌措軍費、收購糧草有重要作用。入中的含義戴裔煊《宋代鈔鹽制度研究》中有準確的分析：“所謂入中，即商人以芻粟等物輸納於政府之義，所以亦稱為'中納’或'入納’。不論入納芻粟或實錢或其它物，又不論入納於塞下或其它州軍，不論入納在京榷貨務或折中倉，凡此種入納之事，俱得謂之'入中’。從宋代載籍上隨在可以證明之。至於'折中’則謂將商人所入中貨物，優其值以緡錢或茶鹽香礬等物折合而償還商人之謂，故亦謂之'折博’。
宋初在京師置折中倉，其名即由此而來。折中倉在淳化中又改稱折博倉，'折中’與'折博’所以同其義。所以，'入中’與'折中’為一件事之兩面，彼此有聯繫而不可分割。”“入中”指商人對政府的入納關係而言，“折中”指官府對商人的支付關係而言。這種買賣關係有兩個特點：第一，商人入納得到的酬償，不同於市場上的現錢現貨交易，而是期權交易，異地兌付，由入納地政府發給有價憑證——鈔引，到京師或其他州軍兌付。第二，對商人入納物貨的支償，並不完全按當地市價，而是根據入納地的遠近等因素，高其值進行折算。“入中”是以入納錢斛換取指定地點的相對應物貨（或錢），“折中”則有以支償物貨折算所入錢斛的含義。
入中與軍糧儲備
北宋河北、河東、陝西三路長期屯駐重兵，軍儲不可少缺，本地租賦“不足以供兵費，屯田、營田歲入無幾”①，調民運糧又擾民太甚，於是豐熟之際“市芻粟，廣儲蓄，以息編氓飛挽之役”②，成了陝西、河東、河北沿邊地區的慣例。糴買糧芻的方式可分三類，一是現錢（或金銀絹帛）交易，依市價和糴，二是攤派徵購，低價強買，三是溢價入中，以期權方式異地支付茶鹽現錢。三邊地區現錢有限，攤派徵購當屬苛政，北宋前中期較少實施，溢價入中可調動全國財力滿足軍儲，是長期實施的措施。“諸州軍逐年夏秋例各置場和糴，入中諸般糧草，準備軍須。”③入中利用商人在流通領域的作用，以茶、鹽、香藥交引和京師錢鈔等為支付手段，以收“貿易商貲以實邊，農人不擾，而西鄙足用”④之效。
在陝西、河東、河北沿邊三路，糧草糴買的重要性遠遠高於二稅。以河北為例，仁宗時期，“每年河北便糴糧斛三四百萬石，約支見錢四五百萬貫”⑤。
沈括云：“便糴者，次邊糧草，商人先入中糧草，乃詣京師算請慢便錢、慢茶鈔及雜貨。慢便錢謂道路貨易非便處，慢茶鈔謂十三山場榷務。”⑥“便糴”即入中貿易。河北軍糧“一年約支七百萬石，或緩急添屯軍馬，所費轉多”⑦，糴買額高於賦稅收入。河北沿邊十一州軍歲用粟180萬石，豆60萬石，芻370萬圍，而沿邊民戶稀少，租賦較輕，“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⑧。租賦僅占軍用糧草的8.2%。
景祐元年（1034），三司使陳琳說：“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余悉仰給京師。”⑨所謂“悉仰給京師”，一是中央直接支撥糴本，二是由中央支付茶鹽錢等鈔引糴買。如景祐二年十月，“出內藏庫緡錢七十萬、左藏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軍儲”⑩。內藏庫是由皇帝直接支配的財政資源，左藏庫是三司支配的中央儲備，均屬“仰給京師”範疇。京師支付錢銀絹布為糴本屬臨時調撥，無一定之規，而給鈔引募商人入中，卻是北宋長期實施的重要舉措。
河東十三州二稅收入為39.2萬餘石，賦外“歲給和糴錢八萬緡”，隨稅科糴82.4萬餘石。元豐元年（1078），詔罷支河東糴本，“以其錢付轉運司市糧草”，其本錢主要來自河東永利監榷鹽收入。“商人輸錢於麟、府、豐、代、嵐、憲、忻、岢嵐、寧化、保德、火山等州軍，本州軍乃給券，於東、西監請鹽。”“其賣到鹽錢系應副本路收糧草，別無鹽鈔。”永利監年產鹽625萬斤，合3.13萬席，按中價每席5?5貫計，年收入約17.2萬貫。此外，賜河東“京鈔見錢”15萬緡，“末鹽錢”20萬緡“市糴糧草”。加上原來支撥的糴本8萬貫，中央支付給河東的“年額”糴本為60.2萬貫，可糴買糧斛100萬石左右。河東糴本絕大部分由永利監鹽、末鹽（東南鹽）、京鈔構成，說明入中是籌措軍糧的主要方式。
總之，在沒有戰爭額外開支的情況下，河北每年糴糧四百萬石左右，河東一百萬石，陝西約七八百萬石。馬草以束計，其數不低於糧斛。戰爭時期，入中糧芻數甚至成倍增加。京師駐軍最多，但其軍糧主要依靠汴河漕運，入中糧芻不多。京師入中的以現錢金銀絹布為主，以滿足中央財政儲備為目的。黃純艷《宋代茶法研究》說：“入中在供給京師上的作用不亞於官府的綱運。”
入中與折中源流
入中鈔引之制源於唐代飛錢，史學界已有共識。《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五載：“商人先經三司投牒，乃輸左藏庫，所由司計一緡私刻錢二十。”“刻”即克，剋扣之意，即繳納2%的手續費。“開寶三年（970），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者詣務陳牒，即日輦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俟商人齎券至，即如其數給之，自是無復留滯。”至他州“如其數給之”，無溢價，是與入中不同之處。
入中最早實施於京師。乾德二年（964）八月，“置榷貨務於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江給茶”。京師入中給解鹽宋初已有之。解鹽承五代遺制，分東、西、南三個銷售區，唐、鄧、金、商、均、房、襄、蔡、郢、信陽、光化十二州軍為南區。監榷貨務供應庫副使安守忠說：解鹽“元許客人於在京榷貨務入中金銀錢帛，紐算交引，就解州兩池榷鹽院請鹽，往南區興販”。京師入中算請解鹽至南區通商販賣，戴裔煊《宋代鹽鈔制度研究》認為“應在太祖開寶二年或相差不遠之時期”。此時入中的目的是充實中央財政，與邊防軍費無直接聯繫。
沿邊入中始於雍熙北伐之時。《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端拱二年十月載：“自河北用兵，切於饋餉，始令商人輸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優為其直，執文券至京師，償以緡錢，或移文江、淮給茶鹽，謂之折中，有言商人所輸多敝濫者，因罷之，歲損國用殆百萬計。冬十月癸酉，復令折中如舊。又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而請茶鹽於江、淮，膳部員外郎范正辭、洛苑副使綦仁澤、作坊副使尹崇諤同掌其出納。每一百萬石為一界，祿仕之家及形勢戶不得輒入粟，御史台糾之。會歲旱，罷。”李燾在此條下注云：“塞下納芻糧，京師納粟，皆謂之折中，其實兩事。塞下折中自雍熙始，既罷復行。京師折中，今始行之，又以旱罷。”邊郡入中與京師折中實施時間不同，均經過即罷復行的過程。《文獻通考》卷十五載：“雍熙二年三月，令河東、北商人如要折博茶鹽，令所在納銀，赴京請領交引，蓋邊郡入納算請始見於此。端拱二年十月，置折中倉，令商人入中斛斗，給茶鹽鈔，蓋在京入中斛斗算請始見於此。天聖七年，令商人於在京榷貨務入納錢銀，算請末鹽，蓋在京入納見錢算請始見於此。而解鹽算請始天聖八年，福建、廣東鹽算請始景祐二年。”
沿邊入中令於大軍所在地納銀，是便於對參戰軍兵進行犒賞。北伐失敗後，河北、河東沿邊軍儲喪失殆盡，駐軍增多，糧餉不繼，改為入納芻糧，給錢鈔或茶鹽交引，錢赴京請領，茶鹽由在京榷貨務批轉至江淮請領。端拱二年（989）京師入中是以斛斗算請茶鹽，京師入納現錢金銀算請東南鹽則始於天聖七年（1029）。
河北入中算請解鹽大約在鹹平初年，解鹽主要用於陝西及河東部分州郡折中支償。鹹平三年（1000）六月，“禁斷青鹽，通放解鹽於鄜、延等二十一州軍，許客旅入中糧草興販，及許於南路唐鄧等州貨賣”。解鹽通商擴大至西區。陝西沿邊入中算請解鹽始於鹹平三年。《文獻通考》所言“解鹽算請始天聖八年”，是指解鹽東區（含三京及京東、京西、河北等三十一州軍）也實施通商。此後，因“其遂州軍所入糧草又虛抬時估，重疊加饒，又卻支解鹽極多，以此隔絕客旅，在京全無人納金銀錢帛，虧損榷課”，時而改為入納現錢金銀，時而部分地區恢復禁榷，多次改法，但或入中糧斛，或入中現錢金銀以給茶鹽或錢的基本原則未有變化。
陝西入中算請東南茶，始於鹹平年間。鹹平五年，度支使梁鼎言：“陝西緣邊所折中糧草，率皆高抬價例，倍給公錢。如鎮戎軍米一斗，計虛實錢七百十四，而茶一大斤止易米一斗五升五合五勺，顆鹽十八斤十一兩止易米一斗。粟一升，計虛實錢四百九十七，而茶一大斤止易粟一斗五升一合七勺，顆鹽十三斤二兩止易粟一斗。草一圍，計虛實錢四百八十五，而茶一大斤止易草一圍。又鎮戎軍在蕃界，渭州在漢界，渭州斗米高於鎮戎軍二十。”則知鹹平五年以前，茶和解鹽同為陝西入中的支償物。景德二年（1005）二月，“三司言：請募人於陝西入粟，鎮戎、保全軍、環、渭、延、原（原應為鄜）、慶州比河北定州等處，涇、原、儀、邠、秦、隴、鳳州比河北洺州等處，永興軍、鳳翔、河中、陝府、同、華、觧、乾、丹、坊、虢、成、階州比河北懷州等處。從之”。陝西、河北入中算請茶鹽，各州軍定價之制因地理遠近而分為沿邊、次邊、近里三類區域。
茶、鹽一般是支付物貨，但有時也成為入中物品。宋遼榷場貿易，茶是宋輸出的主要物貨。“先自京輦茶至榷場，最為煩擾，又多所損敗。”淳化三年（992）至鹹平二年間，索湘任河北轉運使，“請許商旅緣江載茶詣邊郡入中，既免道塗之耗，復有徵算之益”。慶曆八年（1048），范祥改革鹽法，禁西夏青白鹽入境，在陝西延、環、慶、渭、原、保全、鎮戎、德順等地禁青白鹽的八州軍“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值，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如鹽官自售，禁人私售”。商人入中茶於榷場，可節省官府運費及相應折耗。入中解鹽於指定州軍，不但可節省運費，而且在保障改行解鹽通商法的同時，加強官鹽銷售，落實青白鹽之禁。
入中以糧芻、現錢為主，但其他物資也一度成為入中對象。如大中祥符六年（1013），“河北榷務入中布，其數甚多，用為博糴，亦所未便。自今除北界互市仍舊外，悉罷之”。天聖四年，“知雄州張昭遠言：請下轉運司，每至年終，將四榷場入中到見錢銀布羊畜數目，委官磨勘”。磨勘是為了對交易進行限制，有違榷場“欲南北往來，但無猜阻”之宗旨，未被採納。榷場貿易數額有限，雖募商人入中錢銀布等，但入中過剩，反而不便，故加以限制。天聖元年，“罷在京竹木場入中”。官府所需竹木一般用科買方式，募人入中僅偶爾為之。
溢價茶鹽法改革
宋代入中、折中政策多變，茶、鹽專賣制度隨之變化，但變來變去，無非是實物入中與現錢入中之交替，實物折中與現錢折中之反覆，其本質是在保障邊防芻糧供給和政府茶鹽課利收入的前提下，協調官、商分割茶鹽之利的矛盾。
虛估和加抬是實物入中的主要弊端。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辛亥記載，在戰爭的緊急狀態下，水運便利、成本較低的河北入中每斗增六十五錢，當時河北粟價每斗30文左右，虛估率為二倍。陝西靈州地處極邊，交通不便，粟每斗千錢，虛估率約20倍，一般州府斗粟數百錢，虛估為十倍左右。虛估之外，又有加抬，所給茶引價在虛估基礎上再溢價三分之一至一二倍。虛估與加抬使政府為入中斗糧斛多付四五倍至一二十倍的茶鹽價值。鹹平五年李繼遷圍攻靈州之際，真宗“詔君臣議棄守之宜”，知制誥楊億上疏說：“國家募人入粟，償以十倍之直，發卒轉送，涉茲不毛之地。”建議放棄靈州，以省戍卒，節邊費。十倍是當時入中糧斛的基本溢價率。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曾計算此次戰爭中茶利之得失，“以為邊糴才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入中請算茶的溢價率在七倍以上。
非戰爭狀態下的虛估加抬率也不低。以鎮戎軍、定州為例，“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皆直十萬”鎮戎軍入中粟的溢價率為3.7倍，定州為2.2倍。鎮戎軍、定州是陝西、河北主管本區域數州的“經略安撫司”所在地，駐軍較多，其入中狀況很有代表性。
實物入中的虛估加抬造成政府開支增加，茶鹽課利流失。茶引發放過多，無法兌付，“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鹽引發放過多，鹽價大跌，商賈無利，打擊商人的入中積極性。針對入中之弊，宋政府多次變法。《文獻通考》卷十八云：“祖宗以西北宿兵，供億之費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賈，而以虛估、加抬以利之。其後，理財之臣往往以遺利在民，數易更張，然大概無過李咨、林特二法。”今對二人改革略作分析，以了解入中制度變革概貌。
景德元年（1004），鹽鐵副使林特令陝西入中請領解鹽至西、南通商區販賣者“於逐州軍入納見錢鋌銀、實價糧草”。入中以現錢鋌銀為主，入中糧草則按實價計算，支給鹽引。同時，制定了“陝西州軍入中錢文則例”，把各州軍入中折算解鹽價依地理遠近、入中難易限制在每席（二百二十斤）二貫六百文至四貫四百文之間，原依虛估所得舊交引“赴解州榷鹽院請領，更不入京翻換”，但每席要貼納錢“一貫一百文足”，已請而未賣之鹽，也繳納同樣數額的“歇馱商稅錢”，以降低虛估額。因影響到京師財政儲備，景德二年底又改為請領解鹽至南區十二州軍販賣者“依舊例於在京榷貨務入中金銀見錢絹綿紬布等”，但要“依去年新定則例算買交引”，至西區等二十五州軍販賣者依舊在陝西州軍入中。
慶曆八年（1048），范祥對解鹽法進行改革，實施現錢入中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並許解鹽運往四川。延、環等八州軍採取“募商入中池鹽，給券優其直”的政策，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以打擊西夏青白鹽走私。“並邊九州軍入中芻粟，第令入實錢，以鹽償之”，“以所入錢緡市並邊九州芻粟”。原虛估舊券“及已受鹽未鬻者，悉計直使輸虧官錢”。范祥的現錢入中及解鹽通商法，實以林特為濫觴。陝西入中以支償解鹽為主，此後，范祥鈔鹽法數次廢罷，又數次恢復，是實施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解鹽改革。
景德二年，林特主持茶法改革，規定入中以實錢計算，限制虛估加抬。“京師入金銀綿帛實直錢五十千”，給100千實茶。河北緣邊入金帛芻粟實直50千，給110千實茶，次邊給105千。河東、陝西次邊、緣邊入中金帛芻粟實直50千，所給實茶自106千至115千不等。入中錢帛的溢價率為100%——120%。同時，林特以“時價”回購舊交引，所謂“時價”，即大大貶值時市場交引鋪收購價。回購採取分期方式，每千貫回購二百，五年給足。“元定官給百千交鈔，官給十九千”，因分期回購造成引價持續低迷，官府也乘機降低回購價，大中祥符七年，“依市人所買例，每百千有加抬者官給十二千，無者官給十一千收市之”。天禧元年（1017），回購價改為“以九千為準”。百千交鈔以十千左右回購，虛估加抬之利被剝奪盡淨。虛估指對入中金帛糧芻的溢價而言，加抬指對商人所獲茶鹽交引的溢額支付而言，虛估與加抬本質均是溢價。林特以實直計算入中金帛芻粟，加倍支付交引，仍是溢價，故《文獻通考》卷十八曰：“林特以見錢買入中賤價交鈔，而以實錢算茶，猶以五十千或五十五千算茶百千，則是去虛估加抬未遠也。”林特把入中溢價從十倍降為一倍左右，茶鹽課利增溢，受到升遷嘉獎。
林特改革使沿邊入中與京師入中的溢價率基本相同，而京師入中風險小，成本低，雖有助於茶利集中於京師，卻打擊了商人沿邊入中的積極性。同時，商人執交引至產茶場務算茶設有程限，不如期至者，“每十分別輸二分緡錢，謂之貼納”。程限對大商影響不大，“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無貼納，即賤鬻於豪商”。於是小商“益不能行”。
茶貨不足以支付入中，又改用“三說法”。但是，三說法並不能解決虛估加抬問題。天聖元年設定的茶鹽礬計置司“考茶法利害”時說：三說法“每券直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五萬五千是入中所得十萬茶引的平均折價，按此計算，淮南十三茶場天禧五年名義上歲課收入23萬緡，實際收入13萬餘緡，除去給茶園戶的本錢9萬餘緡，“歲才得息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不與焉”。因此，三說法的茶課收入是“虛數雖多，實用殊寡”，離“歲課緡錢五十萬”的要求甚遠。
一倍左右的溢價率仍造成茶鹽課利的大量流失。天聖元年，權三司使李咨改革，實施現錢折中法，以除高額溢價之弊。“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理遠近增其直，以錢一萬為率，遠者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師，一切以現錢償之，謂之現錢法。”如不願請京師現錢，而“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按入中糧草的實價折算。商人於在京榷貨務納錢百貫，算請沿江榷貨務茶125貫，即給25貫加耗，入中溢價率25%。算請海州、荊南榷貨務茶，錢與金帛之比為45∶55，算請真州、無為、蘄口、漢陽軍四榷貨務茶，錢與金帛之比為40∶60。在六榷貨務納錢請茶，規則與京師相同。算請淮南十三山場茶，則實施貼射法，“貼”即商人要補足政府損失的淨利收入，“射”即允許商人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茶場，直接與園戶交易。商人於在京榷貨務“貼納淨利錢二千一百”文，算請淮南茶百斤，平均再給45斤“饒潤”；在淮南各山場入錢，每百斤茶“貼納淨利錢三千一百”，再給35斤的“饒潤”。“饒潤”是不支付淨利錢的買茶額度，但園戶的茶本錢仍要全額支付。折算成茶價，無論是在京納錢還是在十三山場納錢，饒潤相當於給25%的加耗。官府不再支付園戶茶本錢，商人與園戶自行交易，按“中估”付給園戶茶本錢。園戶賣不盡茶，“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未完成定額，“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沿邊入中所得鈔引，“至京師為出錢售之，或折為實錢給茶，貴賤從其市估”，按所入糧斛的實價或回購，或給茶。如已經榷貨務批驗賣給茶商，只能請領陳茶，“券錢十萬，使別輸實錢五萬”。原券實價6.3萬，再納5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即入中11.3萬錢緡給陳茶15萬，溢價率為33%。陳茶支盡，則給新茶，“增別輸錢五萬者皆為七萬”，溢價率為25%。按此法處理舊引後，天聖元年“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總直緡錢二百七十一萬”。貼射法令商人直接與園戶交易，增大了對茶貿易的監管難度，走私盛行。商人所得皆為好茶，劣茶積壓不售，又減少茶課收入。
制度興廢與缺陷
現錢折中法加大了京師的現錢流出，加重了中央財政困窘。溢價率大幅降低，商人獲利不多，入中積極性不高，“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天聖三年，李咨改革以失敗告終，仍實施以實物入中的三說法。此後，入中之制仍數年甚至數月一變，景祐元年以後，宋夏交戰，虛估加抬復行，直至嘉祐四年（1059），茶法實施通商，不再做為入中支付的手段，鹽、錢成為沿邊入中的主要支償物。北宋崇寧以後，蔡京對茶鹽法進行更大規模的改革，大大增加了茶鹽收入，但其目的是將茶鹽之利全部集中於京師，供中央政府支用，少用於折中，入中制度陷於困境。元符元年（1098）解州鹽池因淡水沖注而廢壞，入中鹽鈔支付東南末鹽，後解池雖得恢復，但蔡京屢變鈔法，“民間無所適從，每一改更，法未及行，鈔未及用，邊商入中方在道，已復變矣”。每次改法，都是對商人的掠奪。方軫《論蔡京章疏》云：“數年間，行鹽鈔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脫賺客旅財物。道途行旅，謂朝廷法令，信如寒暑，未行浹旬，又報鹽法變矣。鈔為故紙，為棄物，家財盪盡，赴水自縊，客死異鄉，孤兒寡婦，號泣呈天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聞之者為之傷心，見之者為之流涕。”入中制度難以為繼，抑配徵購成為滿足沿邊軍糧的主要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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