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介紹
光復會組織成員光復會是 清末著名的革命團體，又名復古會。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冬由王嘉偉、蔣尊簋、陶成章、魏蘭、龔寶銓等人在東京醞釀協商。次年初又經陶、魏回上海與蔡元培商議，至同年11月，以龔寶銓組織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為基礎，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光復會。蔡元培任會長（陶成章任副會長）。總部設在上海新閘路仁和里，後遷三馬路保全里。該會的政治綱領即入會誓詞為“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主張除文字宣傳外，更以暗殺和暴動為主要革命手段。光復會積極聯絡會黨、策動新軍，主要活動範圍在上海、浙江、江蘇、安徽等地。
光復會該會的會員最初為四、五 十人。1905年初，徐錫麟加入，其後他和陶成章、秋瑾等通過創辦的大通學堂，發展會黨成員，使會員增至六、七百人（另有二百七十二人和五百六十餘人兩說），成員大多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商人、工匠，亦有少數地主士紳。主要骨幹除前述諸人外，還有章太炎、秋瑾、張恭、徐順達、趙聲、柳亞子、陳去病、熊成基等人。該會在東京設有分部，而以紹興作為本部的活動中心，1905年後，不少會員加入中國同盟會，部分會員仍然獨立或以光復會名義活動。1907年，會員徐錫麟發動“安慶起義”，失敗犧牲。同年秋，秋瑾在紹興大通學堂謀回響安慶起義，被捕就義。次年，會員熊成基在安慶發動岳王會起義失敗。1910年（宣統二年），陶成章在日本重建光復會。
成立背景
清朝入關取代朱明政權後，在長達260多年的統治中，中國社會上“反清復明”、“驅滿復漢”的秘密反清鬥爭一直綿延不絕。清兵入關後，曾對江南地區官僚地主的反抗和具有反滿意識的文人士子進行殘酷打擊，在浙江一手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呂留良開棺戮屍、捕殺曾靜等事件，企圖以此壓制漢族反抗。所以，許多人誓死要為浙江父老報仇雪恥。章太炎與他同屬浙江的徐錫麟、秋瑾、陶成章等人大都具有類似的思想。徐錫麟說：“與我同胞共復舊業，誓掃妖氛，重新建國，……報往日之深仇。”陶成章少時主張救世之學，痛異族之專制誓志反清報仇。
發展歷史
宗旨
1904年11月，光復會在上海成立，推蔡元培為會長，陶成章為副會長。宗旨為“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
主要領導成員
光復會宗旨光復會的 早期領導是蔡元培、章太炎，後期主要是徐錫麟、秋瑾，陶成章等人。章太炎嗜於國學研究，蔡元培長於教育，他們與會黨新軍沒有直接聯繫。自光復會退出同盟會後，蔡元培與光復會的關係日漸疏遠，並最終脫離了光復會，成為同盟會的要員。徐錫麟、秋瑾犧牲後，光復會的活動幾乎陷於停頓。陶成章雖為領導，但一直在海外活動，直到1908年春他回到上海，光復會的鬥爭活動才重新恢復。光復會組織的軟弱渙散嚴重地影響它深入開展反清革命鬥爭。
與同盟會的分歧
光復會的宗旨與次年成立的中國同盟會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內容十分相近，說明兩者在反滿的立場上是一致的。“光復、同盟，前後離合不一，宗旨固無大異，皆以種族革命為務”，因而在同盟會成立時，在日本東京的部分光復會員加入了同盟會。
光復會領導人之一：蔡元培但同盟會的政綱中 還有“平均地權，創立民國”的內容，這是同盟會不同於舊式會黨，成為具有近代政團性質的關鍵。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主張推翻清朝統治後，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在這一點上，光復會不表贊同。光復會主張恢復漢室，建立漢人統治的政權。徐錫麟、陶成章乃至章太炎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帝王思想。陶成章就說過：“革命就是造反，……改朝換代”。章太炎在《代議然否論》中認為“帝王一人秉政，優於立憲，沒有什麼不好”。在革命宗旨的問題上，光復會與同盟會存在著嚴重分歧和對立。
此外，在革命運作的方式上，光復會主張“在宣傳革命之外，主要在於革命之力行及實施”，在“用暴力取得政權後，才能實施民主政治”；認為“同盟會雖也重視武裝革命，但其領導居國外為多，宣傳因之多於力行”，對此不表贊同。
由於與同盟會宗旨異趣，“彌隙難縫”，不久光復會就退出了同盟會，仍以光復會的名義獨自進行活動。
組織宣傳活動
秋瑾在種族革命的宗旨下，光復會在國 內的活動主要放在與秘密會黨和新軍的聯絡上。徐錫麟聯絡閩浙會黨；陶成章則“與三合會、哥老會、大刀會諸頭目相結納”，“揚子江流域，無不在其勢力範圍內”。秋瑾自日本回國後，在紹興設立光復會秘密機關，以大通學堂為掩護，設體育專修科，召集金、衢、嚴、處、紹各府及嵊縣會黨骨幹為學堂學生，朝夕訓練，內分八軍，“以光復漢室，大振國權字別之”，“並與趙聲、陳其美、黃郛等人遙通訊息”（《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選輯》）。在國外，尤其是在東南亞一帶，陶成章在爪哇、新加坡等地立報館，辦雜誌，廣泛“聯絡同志”，發展會員，在一些城市和地區設立分會，開展活動，與同盟會爭搶地盤、爭奪僑民，甚至詆毀孫中山。光復會這些分裂行為，嚴重削弱了革命內部的團結，不利於革命的發展。
暗殺清朝大員
清末以暗殺滿族權貴和地方大員來推動革命，曾風行一時。光復會的領導也將暗殺作為推動革命的手段。陶成章在1900年前曾效法唐代駱賓王討伐武則天之例，北上京城，“以手刃那拉氏自誓，又親赴奉天，並遊歷蒙古東西盟，察看地形，以為進行之計”。秋瑾以鑑湖女俠自比，也力主暗殺滿族權貴。尹銳志、尹維峻姊妹亦曾於1909年攜帶炸彈，潛伏北京一年，企圖炸死清廷要員，終因清軍防守嚴密，未能得手。
徐錫麟光復會的暗殺活動見 諸施行是1907年徐錫麟在安慶刺殺恩銘。他與秋瑾的反清革命計畫是：先奪取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建府南京，而後再向四周各省發展。同年徐錫麟趁安徽撫、藩、臬等參加學堂學生畢業典禮之際，剌死巡撫恩銘，發動起義。但徐氏本人在起義中被捕犧牲。安慶起義失敗後，殃及紹興大通學堂，結果秋瑾被捕遇害。
安慶起義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震動。尤其是秋瑾的被殺對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動。“杭州方面，人心很是憤激；不知道秋瑾的人都因此知道了秋瑾；不懂得革命的人也因此受到了革命的教育”（紹興逸翁．《再續六六私乘》）。此後，“革命風潮日形高漲”，革命形勢有了很大發展。
然而徐錫麟、秋瑾等領導人的犧牲，也給光復會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這種以暗殺為手段的俠義型的鬥爭方式使光復會始終不能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
歷史功績
光復會在現存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和研究中，人們較多地強調湖北日知會、共進社，科學補習所，以及中部同盟會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而往往忽視光復會所起的重要作用。上述革命團體在推動武昌起義及各省區的獨立中確實功不可沒。但光復會的底定東南也是“厥功甚偉”。武昌首義後，湖南等省首先回響之 後，上海回響起義。上海的光復又連帶推動了江蘇和浙江的獨立，而江浙聯軍會攻南京的勝利則為日後民主共和政治的實現，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建都南京奠定了基礎，而這一切均與光復會分不開。正如日本歷史學家中村哲夫教授指出的：光復會在上海回響鄂省獨立，連帶推動江蘇、浙江的獨立，“直接影響和決定了清朝日後的傾覆”。
辛亥革命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武裝起義始終放在兩廣和西南地區。1911年4月，“同盟會自廣州起義失敗後，即己趨於渙散，而至武昌起義後，幾乎陷於瓦解狀態”。（吳雲章《辛亥革命》）以宋教仁為首的一部分同盟會領導人認為“天下事斷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主張長江革命最力”。廣州起義失敗後，發起成立了中部同盟會，決定以長江中下游為突破口，爭取革命的勝利。中部同盟會從成立到武昌起義爆發，只有短短的半年，其間雖然也開展了爭取新軍、發動會黨的不少工作，但當時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尤其是江、浙、皖一帶，革命勢力最大的還是光復會。由於光復會的不懈努力，這一帶革命聲勢最為高漲，為江、浙、滬、皖日後光復創造了有利條件。
紹興大通學堂辛亥革命前 ，光復會在浙江的紹興、杭州和上海均設有秘密指揮機關。秋瑾犧牲後，紹興的機關被破壞。杭州的機關設在西湖邊上的白雲庵內。因浙江新軍第二標標統蔣尊簋是同盟會員，其部下多為光復會員，所以，杭州的光復會員與同盟會合作得較好。浙江的光復會員除來自會黨外，相當數量是新軍中的官兵。他們是後來浙江獨立的主要力量。光復會在上海的秘密機關設在法租界平濟利路良善里的銳俊學社內。銳俊學社是以光復會員尹銳志和尹維峻姊妹二人的名字命名的，是丁未起義失敗後實際負責光復會對外通訊聯絡和偵查工作的總機關。
1911年6月，陶成章去南洋募款，光復會的日常工作實際由尹氏姊妹主持。10月武昌起義爆發，尹氏姊妹力謀回響，以陶成章名義運動滬上各界人士，聯絡滬軍管帶陳某、吳淞海軍朱庭燎、陸軍黃漢湘參加光復會，共同策劃革命。不久，李燮和從南洋回到上海，任光復軍總司令。上海製造局的滬軍反正後，同盟會員陳其美提出擁有製造局所存槍械的大部分、平分製造局存銀、在製造局設立滬軍都督府、由他任滬軍都督、光復軍總司令部移駐吳淞等要求，尹銳志都一一答應。（周亞衛《辛亥革命親歷記》）
上海、吳淞光復後，尹銳志等又派人前往蘇州，遊說江蘇都督程德全，程權衡形勢後表示同意，江蘇遂宣告獨立。上海、江蘇獨立後，浙江巡撫增韞仍負隅頑抗，尹銳志率部親往杭州，會同朱瑞、呂公望等商謀浙省光復，發動起義。起義中年僅17歲的尹維峻手持炸彈、帶領敢死隊率先衝進巡撫衙門。至此，江、浙、滬連為一片，不僅鞏固了上游湖北的獨立，而且推動了長江沿岸安徽、江西及其他省區的獨立，從而將反清革命推向高潮。
南京是兩江總督駐節之地。上海、江蘇光復後，兩江總督張人駿命令提督張勛在城內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對抗革命。革命黨人潛入南京，聯絡第9鎮統制徐紹禎和巡防營、督署衛隊起義失利。徐氏前往上海乞師求援。光復軍派出黎天才所部，會同浙軍、滬軍、蘇軍，組成江浙聯軍，以徐紹禎為總司令，從東、南、北三面向南京清軍守軍發起進攻，於12月10日攻下南京。在攻奪南京的戰鬥中，光復軍“在諸軍中最號稱能戰者矣”。南京光復後，革命勢力完全控制了長江下游地區。其時，適逢漢陽失守，武昌形勢孤危；黃興急至上海，要求江浙派兵增援武昌。經江、浙、滬三都督協商，光復軍總司令李燮和受命為援鄂軍總司令，統兵四標，炮隊二營，前往武昌，為保衛武昌作出了重大貢獻。南京光復後，南北議和在上海進行。因袁世凱堅持帝制，清帝遲遲不肯退位，革命黨人決定揮師北伐，武力推翻清朝統治。1912年1月12日，南京臨時政府任命李燮和為北伐軍總司令。3月初，李燮和設兵站於青島。正當光復軍揮師北伐，這時傳來南北和議告成的訊息，北伐行動遂即中止。
縱觀光復會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動，不難看出它為推翻清朝封建統治，底定東南、鞏固武漢和推進北伐，奪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建立了不朽的功績。
歷史評價
秋瑾與徐錫麟造像光復會在 清末存在了8年，從它8年的鬥爭歷史來看，它無愧為清末著名的革命團體。其宗旨雖有缺陷，但始終以推翻滿族建立的封建統治、推翻民族壓迫、尋求漢民族的獨立為己任；其領導人如徐錫麟、秋瑾、陶成章等的鬥爭活動雖存在一些不足，但大節無虧，為了推翻封建統治他們都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因而他們是愛國者。和所有為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作出犧牲和貢獻的團體一樣，光復會亦將永載中華民族的史冊，為後人所肯定。
附錄資料
陶陳矛盾
陶成章破衣敝屣為國奔走革命不辭勞苦，從未貪圖安逸享樂，幾過家門而不歸。他深惡痛絕那些上賭館、逛妓院等勾當，在看到同盟會主要領導人之一的陳其美有這些癖好後，便多有微詞，這讓陳其美感到難堪，故而與他產生芥蒂。辛亥革命老人李淨通曾回憶：“陳其美在日本時，陶成章曾當著孫中山面前勸陳其美戒嫖戒賭。陳認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同時，在上海光復後，陳其美以上海青幫頭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幫勢力，被推為滬軍都督，攫奪革命果實，出於無奈派系紛爭的心理，陳其美遂視陶成章為心腹之患。
關於陳其美指使蔣介石槍殺陶成章的直接原因，則是陳其美為了爭奪浙江都督一職。置之死地而後快。此外，再加上江南軍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利用光復會經費募兵、練兵，這給陳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凡此種種，陳其美對陶成章已是切齒痛恨，決意要剷除此公，以絕後患。
世人皆知，蔣介石同陳其美的關係密切非常深的。陳是蔣早年加入同盟會的介紹人，也是蔣參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討袁鬥爭的引路人和領導人。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如果沒有陳其美，就沒有後來的蔣介石。 1906年間，蔣介石離開浙江鄉下到了日本，在東京初次遇到陳其美。蔣介石遇到陳其美後，便長期受到了陳的影響。陳其美剛到日本時進入了警察學校學習，後來轉學軍事，他們二人所學相近，又意氣相投。陳其美的江湖作風，及其在幫會中的地位，尤其使蔣介石折服。1908年春，蔣介石再次東渡日本，經陳其美介紹加入了同盟會。1910年5月，又經陳其美介紹，受到孫中山的單獨接見。因此，蔣介石視陳其美為良師益友。陳其美生於1878年，大蔣介石8歲，因此，蔣介石一直稱陳其美為“大哥”。
1911年10月30日，蔣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投入陳其美麾下，任滬軍第5團團長，隸屬於其把兄、師長黃郛的滬軍第二師。陳、黃、蔣3位盟兄弟，在上海灘互為依存，蔣介石對陳其美素懷知遇之恩。同時，因為辛亥革命時，蔣介石遠在日本、未建寸功。奉召回滬後，因在革命黨內仍是無名小卒，他常常為壯志未酬、才華難展而夜不能寐。
當時的蔣介石，雖然身在革命陣營之中，但實際上對革命的認識卻是模糊不清的。在他心目中，所謂革命就是狹義的“打天下”。因此，當時的他可以說毫無政治立場可言，而是滿腦子江湖思想－既然崇拜幫會首領人物陳其美，又同陳“義結金蘭”，那么就一切惟陳其美之馬首是瞻。因此，蔣介石之殺陶成章，純粹是一種江湖行為，與所謂政治理由完全無關。就個人關係而論，蔣介石與陶成章素無恩怨，他完全是以他的“大哥”的恩怨為恩怨的。
慘遭暗殺
當陳其美交予蔣介石刺殺陶成章的秘密任務時，他慨然應諾，以為是天賜良機，既可建功立業，令革命黨人刮目相看，也可報答盟兄的知遇之恩。蔣介石很快就想到他的舊友、光復會叛徒王竹卿，此人原為太湖強盜，槍法精湛，且可飛檐走壁。他雖是光復會員，卻常以會內機密換取錢財，陶成章對此極為惱火。蔣介石獲取這一情報後，找到王竹卿，對其恐嚇訛詐，散布陶成章伺機嚴懲王竹卿的言論。王竹卿信以為真，鐵了心要先下手為強，殺害陶成章以保全自己。
陶成章非等閒之輩，早已風聞陳其美要加害於他的訊息。為防不測，他深居簡出，行蹤不定，後因治病才遷往法租界金神父路廣慈醫院。1912年1月12日午夜，天氣格外寒冷。幾天來，為尋找陶成章的行蹤，蔣介石已被折騰得筋疲力盡，他蜷臥在馬車的軟座上打著盹。車經福州路時，迎面吹來的狂風捲起厚實的車簾，紛紛揚揚的雪花灑在他的臉上和脖子裡。蔣介石睜開眼，意外地看見路旁屋檐下正在避雪的陶成章。他急令停車，下車後趨步上前，殷勤地和陶成章打招呼。陶成章向以革命前輩自居，蔣介石對他又執弟子禮、和順謙恭、處處小心。所以，陶成章毫不介意，兩人談得十分投機。當夜，蔣介石用自己的馬車，把陶成章送回廣慈醫院，默記下陶成章的病房號碼。次日又攜帶禮品，以探視為名，實地勘察陶成章的病房環境，及進出路徑。1月14日凌晨，兩個頭戴齊眉氈帽的人，鬼鬼祟祟來到廣慈醫院二樓的走廊上，順著房門找到205號病房。這二人便是蔣介石和王竹卿。其中一人學著護士的腔調，輕輕叩門道：“陶先生，吃藥的時間到了。”陶成章酣睡正甜，聽見有人呼喚，便懵懵懂懂地“唔、唔”應著。當他拉開門，便應著“嘣”的一聲槍響，悽然倒地。 聽到槍聲，全院譁然，護士匆匆起來時，兇手早已無影無蹤，血泊中的陶成章已命更喪九泉。於是，在1912年1月15日，《上海民立報》刊出這樣一則訊息：
“會稽陶煥卿先生成章，心瘁革命事業，歷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復，功績在人耳目。最近浙湯督改任交通總長，浙督頗有與公者，而公推讓不退（按：應是“就”之誤），其謙恭尤可欽佩。昨晚二時許，公在廣慈醫院靜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視，二人即出手槍，擊中公太陽部……”。
兇手逃逸
關於蔣介石行兇刺殺陶成章的經過，當時親聞者的記載中，以馬敘倫、張空溪及黃炎培等人的記述較為具體。
對於陳其美唆使蔣介石行刺陶成章的情形，在革命黨人張篁溪所撰的《光復會領袖陶成章革命史》中也有較早且詳細的記述（按：詳情參見邊芸編著的《喋血刀鋒:民國殺手的人生沉浮》，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年）。
這方面，蔣介石本人也有供述。蔣家王朝對此案的公開解釋是：“陶成章踵回國，故意破壞同盟會，擁戴章炳麟，抹殺孫黃歷史，並謀刺陳其美......孰權公私利害，決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後自承其罪......”
這是案發20多年後蔣介石編造出來的理由，是嚴重歪曲歷史、詆毀真正的革命黨人的誣謗之辭！尤其是蔣介石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韙，顛倒黑白，明明是陳其美指使行刺陶成章，意反誣陶成章意欲行刺陳其美！事實上，陶成章之被兇殺確是由陳其美授意，由蔣介石執行的。蔣介石是主凶，王竹卿為幫凶，這一事實真相是掩蓋不了的。蔣介石自陳“除陶”後要“自承其罪”。而實際上，他槍殺陶成章後，卻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
陶成章遇刺身亡後，被蔣介石後來評為“好尚權術”的陳其美，一方面假惺惺地參加祭禮，一面表示將“嚴飭諜報科緝兇”，誰都知道，當時的上海在陳其美的管轄之下，案發之地法租界頭目又是蔣介石的老師，大流氓黃金榮，故爾所謂“緝兇”自然就是虛應故事。
但是，陶成章畢竟是政治領袖，是當時一種政治勢力和軍事實力的代表。他的不幸遇刺，除了引起民眾的不滿和輿論的激憤之外，更直接地造成了杭滬之間的緊張空氣。因為，光復會擁有光復軍和驍勇善戰的敢死隊，他們的存在，使得陳其美、蔣介石深感朝不保夕，時時產生極度的恐慌感。陶公遇刺後，跟隨蔣介石參與殺害陶成章的王竹卿旋即被緝拿歸案，很快被處死，這使蔣介石更加驚恐萬狀，陳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讓蔣介石暫去日本避避風頭。1912年2月，蔣介石以出國學習軍事為名，再次東渡日本。
關於這段歷史，蔣家王朝後來的官方說法是：“民國元年：是春，公（蔣介石）以陶案之故，為免除反對黨以此攻擊......乃避往日本”。台北正中書局出處的《蔣總統年表》則進一步淡化蔣的“避往日本”並粉飾為：“國內粗定，總統功成不居......重遊日本”。民國初建，圍繞權力分配，國內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這種政治背景下，陶案調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
遇刺原因
原因之一 ：與同盟會矛盾
陶成章的被暗殺與革命團體之間的矛盾衝突有關。光復會脫離同盟會前，陶成章與同盟會的關係，尤其與孫中山的關係就已經非常緊張。1908年陶成章前往南洋向華僑募集活動經費，行前請孫中山“作函介紹”，遭到孫中山拒絕。在爪哇，《中興報》編輯陳威濤因平時對孫中山不滿，遂從中挑撥，更增加了陶成章對孫中山的惡感。其後他在英、荷各屬宣傳光復會主張。孫中山、胡漢民得知後，作函制止，陶成章不予理會。雙方關係日趨緊張。李燮和對孫中山也多有不滿，認為孫中山以“詐術待人”，於是聯絡在南洋各埠的江、浙、湘、楚、閩、廣、蜀七省的華僑華人，“羅列孫文罪狀十二條，善後辦法七條”，並將孫中山“往來信札”一併交陶成章帶至東京同盟會總部面交黃興，要求撤銷孫中山的同盟會總理職務。黃興力持不可，並從革命大局出發，堅決維護孫中山革命領袖的形象，親自復函李燮和等人，澄清有關事實真相，希望陶、李消除誤會。就在此前後，陳威濤在爪哇，也將所謂孫中山的“罪狀”印刷數百張，郵寄中外各報刊登。這種使親者痛、仇者快的作法，對革命非常不利。孫中山對此非常憤怒，他致函中外各機關報對陶成章、李燮和、陳威濤的分裂行為進行批駁。1909年陶成章等人反孫失敗後，便另起爐灶，重組光復會，以章太炎為會長，陶為副會長，李燮和、沈鈞益、魏蘭為執行總部成員。此後全力經營南洋各埠，與同盟會抗衡，爭搶地盤和華僑，對同盟會在南洋的革命活動造成了嚴重干擾，因而引起了同盟會對光復會，尤其是對陶成章的不滿。
原因之二 ：陳其美爭權
陶成章與滬軍都督陳其美的關係也很緊張。陳其美是“同盟會在上海的主幹”，他很不喜歡光復會。陳曾幾次勸尹銳志到南洋去，目的是要尹離開上海，使光復會在上海無人辦事，尹未中其計。1911年6月26日，陶成章與光復會員在上海嵩山路沈鈞益家開會，陳其美聞訊，“欲擊斃陶成章”。陶知不為陳氏所容，被迫離滬，再赴南洋活動。1911年9月，上海獨立，陳其美任滬軍都督。雖然光復會曾在起義過程中一度與陳其美合作，甚至支持過陳其美，但上海與吳淞近在咫尺，李燮和坐鎮吳淞，任吳淞軍政分府都督、光復軍總司令，一山容不得二虎，這是陳其美不願看到的。不過李燮和是湖南人，在上海無根基，好對付，所以陳一直利用攻寧、援鄂、北伐等機會，想方設法將他擠走。但陶成章則不同，江、浙、滬地區光復會勢力很大，他又是光復會的實際領導人，浙江獨立後又當上了浙江都督府參謀。江、浙、滬雖都建立了都督府，但三地的光復會員仍聽命於他。儘管他曾致電部下，勸他們“日後一切事宜商之各軍政分府”，但他的部下並沒有去做。上海的光復會總部實際上成為上海另一個權力機構。陶成章的實力地位和威望，對將江、浙、滬視為禁臠的陳其美來說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其所以必欲置陶於死地而後快，乃因此時光復會系統軍事力量過盛”。於是派人於1月25日在法租界的廣慈醫院將他剌死。
原因之三 ：與浙江官紳讎隙
陶成章被剌身亡，除了上面的原因外，還有一種情況也是往往為人們所忽略的，那就是他當時也不為地方官紳所容。據尹銳志回憶：當年秋瑾遇害，紳士湯壽潛力贊之。秋瑾與陶成章都是光復會的領導人，他對秋瑾被殺內幕瞭然於心。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湯出任交通總長，按例不得兼都督。光復會員力薦陶成章繼任，湯氏對此不能不有所顧忌，擔心陶成章出任都督後秋後算帳，對他進行報復。幸好陶氏繼任都督未成事實。儘管如此，但從感情上講，湯氏等一批浙江紳士是不願看到陶成章和他領導的光復會主宰浙江的。所以，陶的被剌雖與浙、滬士紳無直接關係，但他們不喜歡他的存在也是事實。（按：稱湯壽全及其他浙江官紳與陶成章有讎隙是陶成章之死的原因之一，有待商榷。況且不少浙江紳士支持陶成章出任浙江都督，也是其招陳其美嫉恨欲刺殺他的原因之一。在此，附錄相關資料的記述：浙江都督湯壽潛改任交通總長，他舉薦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卻又極力稱讚陶成章，說：“煥卿（陶成章，字煥卿）奔走國事，險阻艱難，十年如一日”，因而力舉由陶成章來“代理浙事”。而成章本人力辭不受，在浙江派人徵求他的意見時，他說“賢能者均可，唯陳其美不可”，並致電推薦革命黨人蔣尊簋繼任。但浙江紳士沈榮卿等人又聯名致電敦促陶成章赴任，並“號召舊部”，聽陶指揮。由於成章在浙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陳其美入主浙江的圖謀很難成功。於是，陳其美對陶成章由嫉生恨，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此外，在浙江光復不久，一些對陶成章不滿的人就散布陶的謠言，說他私吞了前浙江巡撫增韞存在杭州的銀行存款。急得他不得不在《民立報》上闢謠。這些謠言雖不屬實，但在當時對陶成章來說是很不利的。
陶案影響
就在1912年（民國元年）的春天，就在人們翹首企盼一個新民國的到來時，滬軍都督陳其美派他的部下與密友蔣志青（介石）暗殺了著名的革命黨人陶成章，首開了民國以來發生在革命黨人內部的第一件兇殺案，一時舉國譁然。
陶成章案件發生在1912年1月14日凌晨2時許，比袁世凱主使兇手在1913年3月20日狙殺革命黨人宋教仁還要早一年兩個月零六天，在民國政治史上投下了巨大的陰影。同時，這一事件對今後的中國政壇也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對蔣介石的政治生涯更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在中國的辛亥革命史上，蔣介石原本是默默無聞、無論政治還是軍事方面都無建樹的小卒。而暗殺革命黨人陶成章，卻使得他的名字頭一次寫進了歷史。
關於蔣介石暗殺革命黨人陶成章的案件，一向是國民黨當局諱莫如深、嚴禁談論的史實，是“國統區”史學家們的“禁區”。所以，幾十年來，凡有關陶成章生平事跡的史料，在“國統區”以至今日的台灣島皆一律橫遭封鎖、湮沒，偶或出現，也必遭歪曲和篡改。因此，本著還原史實的良知，有必要探究這一歷史案件的始末原委。
李敖解析
李敖 說陶成章之死
李敖有話說 第一百零九集 （節錄）
蔣介石死了以後出版了一部書，叫做“總統蔣公哀思錄”，在一九一二年條下，有這么一條，就是中華民國元年的時候，總理就任臨時大總統，陶成章謀刺陳其美，破壞革命，公怒之，這個蔣介石啊對他生氣，然後蔣介石就辭掉了滬軍第五團團長東渡日本，學德文去了。生這么大的氣啊？說是陶成章破壞革命，公怒之，蔣介石生氣了，所以跑到日本去了。
請大家看看，吳敬恆，等於蔣介石老師一樣，吳稚暉（吳敬恆）寫“蔣總統年表”，一九一二年條下說，民國元年總理就任臨時大總統，陶成章謀刺陳其美，破壞革命，公怒殺之，看到沒有？不是公怒之，是公怒殺之，然後遂辭滬軍第五團團長，東渡日本學德文。
看到沒有？所以一九六四年版本裡面，是“陶成章謀刺陳其美破壞革命，公怒殺之”，到了一九七五年版本就說，“陶成章謀刺陳其美破壞革命，公怒之”，“殺”字給刪掉了，為什麼刪掉了？歷史在改寫，早期的歷史還承認蔣介石殺了陶成章，可是晚期的歷史就開始耍賴了，就不承認了。
換句話說呢，這個孫中山要抓的這個兇徒，不是別人，就是蔣介石。不論他打給上海的陳其美的電報，還是打給了浙江都督的電報，要抓這個兇徒，不是別人就是蔣介石。蔣介石是什麼人？蔣介石原來就是要去抓他的這個上海的都督陳其美的把兄弟，陳其美是流氓大哥，蔣介石是小老弟，看到沒有？
問題來了，大家看，我剛才展示這些資料裡面，這就是吳敬恆的“蔣總統年表”裡面講到，你看到沒有？“公怒殺之”，我們再看後來出的“總統蔣公哀思錄”，講到“公怒之”，“殺”字沒有了，你就覺得好好笑了，生了那么大的氣，然後跑到日本去了，其實不是的，是暗殺了革命元勛陶成章。
嚴重問題的出現了，我們看蔣介石當年出了一本書，叫做“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這個書啊印的很考究，還線裝本的。然後他們就開始給陶成章“戴帽子”，罵陶成章，然後呢講出蔣介石“決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什麼叫做“除陶”啊？把陶成章給幹掉。
然後到了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國內初定，公以陶案之故，為免除反對黨以此為攻擊陳其美之口實，乃避往日本。”跑掉了，兇手跑掉了，而這個孫中山口口聲聲要抓得兇徒，原來就是孫中山手下，陳其美手下的流氓蔣介石。
這個問題很嚴重啊！怎么嚴重啊？蔣介石捏住了孫中山的小辮，什麼小辮？剛才我跟大家談到了，孫中山在革命的時候拿了日本的錢，這個內幕被陶成章抓到了，陶成章把它公布了，陶成章要求改選，就是我們革命團體裡面不要孫中山做同盟會的總理了，所以孫中山跟陶成章結了梁子。到了陶成章在上海又要招兵買馬的時候，上海的都督陳其美派他的手下的小哥們，小老弟蔣介石，趁著陶成章在住院的時候，到醫院裡面去，朝陶成章頭上開了槍，當場把陶成章打死，然後蔣介石就逃到日本。孫中山發表通電抓這個兇手，陳其美也說抓兇手，大家都喊抓兇手，原來兇手不是別人，就是孫中山手下、陳其美手下的蔣介石，整個是一個騙局。
淡出歷史
陶成章的死，標誌著光復會革命鬥爭時代的終結。他死後，會員星散，活動停止。由於此後執政的國民黨是從同盟會演化而來，昔日同盟會與光復會恩怨難消，光復會員倍受排斥擠壓，所以，在此後的漫長歲月里，光復會連同它的革命鬥爭活動漸漸被淡化，乃至被湮沒。
會員舉錄
光緒三十年（1904），光復會成立之初，上海“復古會”、“對俄同志會”，東京“浙學會”、“軍國民教育會”，其會員均加入光復會。在浙江，則由蔡元培、陶成章、徐錫麟等介紹商界、學界人士及會黨領袖入會。其時，浙江會黨有終南會、雙龍會、白布會、伏虎會、平陽黨、私販黨等，其會主入光復會，成員亦隨之入會。紹興以平陽黨為光復會主要成員。稍後的大通師範學堂學生，多為光復會員。三十二至三十三年，秋瑾組織光復軍，運動杭州浙江新軍及弁目學堂、武備學堂部分學生起義，其多數皆參加了光復會。蔡元培曾委託人密存光復會會員名錄一份。以後陶成章也曾輾轉攜帶一份。惜辛亥革命後皆不知下落。現將有資料可查的紹興籍（含個別客籍）光復會員，按其入會先後，所作貢獻及所存資料記載，分為三類，舉錄如下：
本志《人物》卷立傳32人：
蔡元培、陶成章、徐錫麟、秋瑾（女）、陳伯平、王金髮、謝震、尹銳志（女）、尹維峻（女）、沈鈞業、陳魏、孫德卿、王子余、周樹人（魯迅）、陶冶公、陳威、許壽裳、裘吉生、陳儀、蔣尊簋、張伯岐、王曉籟、馬逢伯、何燮侯、蔣智由、孫世偉、劉大白、周清、許鐵崖、張載陽、斯烈、竺紹康。
生平事跡簡介69人：
孫曉雲（1880～1965），女，字小雲，上虞崧廈鎮人。年輕時為反抗包辦婚姻，離家至滬，結識尹銳志、蓋仁志等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留日，先入同盟會，又入光復會。宣統元年（1909），在東京與陶成章結婚。次年回國，參加光復會在國內的聯絡工作。武昌起義後，即與銳志姐妹組織女子光復軍，參加光復上海之役。又組織女子剪辮隊。民國元年（1912）1月，陶成章被刺於廣慈醫院，為防意外，懷抱幼兒避於貧民區。直至抗戰時期才得與尹銳志聯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受到人民政府的照顧與關懷，常與宋慶齡、何香凝往來。1965年在上海去世。
趙漢卿（1887～1950），名建藩，字叔屏，號漢卿，山陰臨浦（今蕭山）人。畢業於中國公學，早年參加光復會，曾任陶成章機要秘書。宣統元年創辦《越報》、增刊《越恨》，反清言詞激烈。紹興光復後，與周樹人、王鐸中等創辦《越鐸日報》。陶成章被刺後，為紀念陶成章，與周樹人、蔡元培、王子余等創辦成章女校，並任校董。後任浙江軍政府參議，在杭州主辦《浙事新聞》。又歷任福建龍溪縣知事、浙江省自治會議代表、江蘇電報局長等職。民國16年（1927）“四·一二”政變後，隨經子淵反蔣被捕，由蔡元培、邵力子保釋，從此脫離政界，在上海銀行工會任職，1950年去世。
陳挽瀾（1887～1917），女，又名楣、沅，原名師敏，後改名挽瀾，紹興平水人。陳伯平之妹。能書、畫、詩、文，譽稱才女。由陳伯平介紹結識秋瑾等志士，遂由秋瑾介紹入光復會。光緒三十二年（1906），秋瑾聘陳挽瀾往上海，協辦《中國女報》，致力於婦女解放運動和革命聯絡工作。皖案後避走外地。宣統三年（1911），參加攻克上海、杭州之役，又參加女子北伐隊，擔任救護工作。民國成立後，隨丈夫到廣州鐵路醫院工作，民國6年（1917）去世。
王振漢（1872～1926），女，原名王淑德，又名貞姑，紹興柯橋王增卿長女。光緒十四年（1888），在東浦與徐錫麟結婚，支持徐錫麟奔走革命。三十一年，與秋瑾結識，加入光復會。同年冬隨徐錫麟赴日，登記名為“徐振漢”。半年後回國，生子學文。三十二年十一月，又隨徐錫麟到安慶，幫助籌備起義。三十三年五月初，帶兒學文離安慶由滬轉紹。三日後皖案發，王振漢被清政府通緝，由錫麟四弟徐錫驥幫助化裝逃往日本，歷經劫難。民國成立後回東浦。王金髮督紹時，親至東浦慰問振漢母子，並發給優厚的撫恤金。民國3年（1914），徐錫麟所辦熱誠學校遭火焚，王振漢將撫恤金2000元銀洋悉數捐贈，重建校舍。由於逃亡期間傷感過度，致雙目失明且多病，15年去世。
吳惠秋（1886～1977），女，原名吳珉，後改名惠秋，吳興縣潯溪人。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潯溪女學讀書，是秋瑾的學生。因抗婚離家，被秋瑾收留帶回紹興，住在和暢堂秋家，由秋介紹入光復會，成為秋瑾的機要秘書和得力助手。皖案發，即協助秋瑾處置起義計畫及槍械等，沉著應變。初六日，秋瑾成仁後，吳歷盡艱險逃赴上海，由徐寄塵幫助學醫，以護士為掩護進行革命聯絡工作。宣統三年（1911），參加光復上海之役作救護。辛亥革命後在上海競雄女學任教。1949年後任上海文史館館員。
曹欽熙（1870～1908），字荔泉，紹興東浦人。為許仲卿師長。許仲卿出資助徐錫麟，多受欽熙影響。光緒三十一年（1905），大通學堂成立之初，徐錫麟聘欽熙任總理，入光復會。不久隨徐錫麟往北京，赴東北考察，幫助徐籌劃武裝起義。皖浙起義失敗，曹遭清政府通緝，避走鄉間，不久因憂憤致疾死。
許仲卿（1880?～1907），原名克丞，字仲卿，紹興黨山村（今屬蕭山）人。父許在衡，為紹興巨富，與徐錫麟交厚。許仲卿以徐錫麟為父執，由徐錫麟介紹入光復會，出資協辦熱誠學校及大通學堂，為徐錫麟捐納道員。徐錫麟、秋瑾犧牲後，許受株連，驚恐致疾，未久去世，年二十餘歲。
陳子英（1883～1950），原名浚，又名志軍、志騮，紹興東浦人。與徐錫麟一起參加反清活動，加入光復會。同辦熱誠學校，任體操教員。光緒三十二年（1906）隨徐錫麟捐官留學日本，求入陸軍學校不成，改學政治。皖案後，被清政府通緝，逃往日本。宣統二年（1910），回紹任紹興府中學堂監督。辛亥革命後參與創辦《越鐸日報》，後出任絲綢銀行行長、縣議會議員等職。民國22年（1933）起擔任東浦鎮（鄉）長。
姚麟（1869～1909），字定生，嵊縣人。清末秀才。早年在嵊縣城內開設新學，光緒二十八年（1902）秋留日，結識革命志士陶成章、龔寶銓等，參與反清革命，加入光復會。三十一年，應邀在紹興大通學堂任教，三十二年任總理。又在紹興創辦震旦蠶業女校，自任校長。是年冬，離紹赴滬任光復會浙江旅滬學會文牘。曾參加保路運動，並準備舉事。因革命受挫，同志相繼遭難，姚麟憂憤交集，宣統元年（1909）五月九日（6月26日）晚，含恨自沉於嘉興錦帶河。
程毅（1888～1909），字翹仙，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人。光緒三十年（1904），入上海中國公學，結識秋瑾，入光復會。秋瑾聘為大通學堂教員，暫代學監，協助秋瑾籌備起義。皖案後，清兵包圍大通學堂，程毅與秋瑾同時被捕，鞫訊數次，受盡酷刑，寧死不吐，定“監禁五年”。宣統元年（1909）夏，卒於獄，屍出，鱗傷遍體，見者酸鼻。
黃怡（1883～1918），字競難，小名寶書，又名春篪，紹興斗門鎮楊望村人。黃柏卿次子，因岳家在東浦，得以結識徐錫麟，加入光復會，並資助創辦大通學堂，在校任教職。秋瑾接辦大通學堂後，黃怡出任校長。皖案後，清兵包圍大通學堂，秋瑾遣學生與黃怡等從後牆逃出，在牆外泅河時，腹部中彈，倖免一死，逃避至滬，後養傷隱匿在家。辛亥革命後，曾在斗門經營酒坊。民國7年（1918）因舊傷發作去世。
龔寶銓（1886～1922），字味蓀，嘉興人。光復會創始人之一。光緒三十一年（1905），與陶成章、徐錫麟創辦大通師範學堂，皖、浙案後被清政府通緝，避往日本、南洋等地。民國初年，曾任浙江圖書館館長。
陳燮樞（1874～1958），字贊卿，又作贊欽，紹興東浦人。早年在東浦坐館教書，後留學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協助徐錫麟辦熱誠學校，加入光復會，結識王金髮等革命黨人。曾任龍山法政學堂校長。紹興光復後，任浙江臨時議會議員、第一屆眾議院議員等，曾與杭辛齋等組織“研幾學社”。解放後，致力於撰寫辛亥革命史料。著有《辛亥紹興光復見聞紀略》等。
秋譽章（1873～1909），又名應奎，紹興和暢堂（原籍福全山）人。光緒三十二年（1906）起，在大通學堂任教職，併入光復會，支持其妹秋瑾籌划起義。秋瑾就義後，譽章輾轉藏匿於鄉間。三十四年，外出謀生。宣統元年（1909），在天津去世。
范愛農（1883～1912），名肇基，又名斯年，紹興皇甫莊人。徐錫麟學生，由徐介紹參加光復會。光緒三十一年（1905），隨徐留日，皖案後，被清廷通緝。後回國任紹興府中學堂舍監，被排擠回鄉教書。紹興光復後任山會初級師範學堂教務長，旋任《民興日報》編輯。民國元年（1912）7月10日溺死。魯迅有《范愛農》一文和《哀范君三章》。
王心湛（？～1950），原名省三，紹興下方橋人。全家結識平陽黨人竺紹康、王金髮等人，加入光復會，以開設綢緞莊資金資助革命。辛亥革命後，曾與丁拜堯、陳楚青回紹主持討袁鬥爭。事敗，陳等7人被捕，王逃離赴滬，從章太炎學，後在滬任紹興稽山中學分校語文教師。
盧鍾岳，字迎仙，諸暨人。大通學堂肄業，為徐錫麟所器重，加入光復會。由徐資助留學日本，學習警務。光緒三十三年（1907）五月結業，應徐召回國入皖，適逢徐錫麟起義犧牲，盧被清政府逮捕至獄審訊，不久釋放。
蔡元康，字國卿（清），紹城筆飛弄人。蔡元培堂弟。光緒三十年（1904）冬，經蔡元培介紹入光復會。三十一年二月回紹，提議劫錢莊助軍需之法，後不實行。辛亥革命後曾任山東高等審判廳廳長、杭州中國銀行經理等職。
黃介卿，紹興斗門鎮楊望村人，黃柏卿之弟。由秋瑾介紹入光復會。光緒三十三年（1907），任大通學堂司帳。光復後，任紹興軍政分府總務科長，並協助王金髮辦大通陸軍學校，為校董。後因王金髮案牽連逃亡。袁世凱死，黃出任龍泉縣知事。
黃柏卿，紹興斗門鎮楊望村人，黃怡父親。支持黃怡資助徐錫麟開辦大通學堂，併入光復會。光復後，曾任紹興軍政分府財政科長。
黃競白，又名寶箴，紹興斗門鎮楊望村人。黃柏卿長子。光復會員和同盟會員。光緒三十一至三十二年，曾與黃怡一起支持徐錫麟辦大通學堂。光復後，任紹興軍政分府文書。後隨謝飛麟參加討袁鬥爭。民國時，曾任國民黨黨史館館長。
徐偉（1876～1943），字仲蓀，紹興東浦鎮孫家漊人。徐錫麟二弟。光緒三十一年（1905）入光復會。三十三年六月，從日本回國，在漢口被清政府逮捕，監禁三年。辛亥革命後，從事教育工作與學術活動，曾組織國學研究會，並在上虞縣春暉中學任教。
徐錫麒（1878～1955），字叔蓀，徐錫麟三弟，曾一同留日，加入光復會。皖案後，遭通緝。辛亥革命後曾任紹興民團局長、商會會長等職。
徐錫驥（1883～1953），字季蓀，徐錫麟四弟，曾一同留日學製藥，加入光復會。皖案後幫助徐錫麟夫人王振漢化裝逃往日本。辛亥革命後從事藥業。
沈錫慶（1884～1936），字慶生，紹興東浦人。徐錫麟表侄，曾助徐辦熱誠學堂，並加入光復會，後留學日本習司法。皖案後，徐錫麟弟徐偉被捕，沈營救甚力。辛亥革命後，曾任永嘉、吳縣、上海等地方法院院長及浙江、江蘇、湖南等省高等法院審判推事。
許一飛，紹興城內人。大通學堂早期學生，加入光復會。光緒三十三年（1907），任大通學堂體育教員，與秋瑾一起籌划起義。二次革命時，參加謝飛麟組織的討袁鬥爭，與黃介卿、黃競白等負責策動紹興、餘姚一帶會員發難，因事泄未成。
範文濟，字伯昂，紹興城內錦麟橋人。范文瀾兄。光緒三十三年（1907）初，入大通學堂，任學生分隊長，光復會員。辛亥革命後曾任西北軍將領楊虎城秘書。
沈光烈，字伯明（伯民），紹興張墅村人。受教師蔡元培、徐錫麟影響，入光復會。紹興光復後，曾任紹興軍政分府教育科長。
沈克剛（？～1911），字佑子，紹興城內凰儀橋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與孫德卿等在開元寺同善局設秘密機關，後加入光復會。辛亥革命時參與組織光復軍，參加光復上海之役。因與友人王某試驗槍械，槍彈誤中腹部而死，國民黨追為辛亥革命烈士。
任元炳（1875～1943），字葆泉，號谷寅，紹興東關（今屬上虞）人。早年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由陳贊卿介紹入光復會。辛亥革命後，出任紹興縣議會議長。民國30年（1941）紹興淪陷後，拒不出任東關鎮維持會長。
張光耀（？～1941），字伯濤，紹興城內秋官第人。大通學堂琴歌教員，光復會員。民國30年（1941）紹城淪陷後，被日本侵略軍作為反日嫌疑犯殺害。
平智礎，紹興清涼橋人。與陶成章交好，入光復會。參加攻上海之役。辛亥革命後曾任浙江於潛縣縣長。
徐乃普，字伯循，紹興東浦人。徐錫麟族侄孫，清末秀才。協助徐錫麟創辦熱誠學校並任教，由徐介紹入光復會。光緒三十三年（1907），入大通學堂學習。次年起，任熱誠校長達三十年之久，民國26年（1937），因年老引退。
張月樓，字之梁，紹興城內西小路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前後，在府學堂教書，與徐錫麟同事，曾與徐辦《越郡公學》等，由徐介紹入光復會。辛亥革命後，任紹興縣立第一國小校長。
王叔梅（1875～1941），字述曾，紹興城內西營人。由蔡元康介紹入光復會。皖案後避走奉天。辛亥光復後，任紹興縣自治委員，此後歷任福建、紹興等地教職。民國30年（1941）在湖南辰溪去世。
俞英崖（1877～1955），名駿，字英崖，紹興容山人。曾任大通學堂教員，由蔡元康介紹入光復會，不久又經蔡元培介紹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曾任吉林延吉縣知事。民國7年（1918），在哈爾濱中東鐵路局任職。後曾經商。“九·一八”事變後回關內謀職，後回紹興任稽山中學教員，曾在紹興縣修志館工作。
莊肇先，字蓴漁，紹興城內太平橋人。與蔡元培同學，由蔡介紹入光復會。秋瑾主持大通學堂時，常有往來。
丁拜堯，原名丁嘉樨，字拜堯，紹興馬鞍人。曾留日，後加入光復會。與王心湛為友，並結識竺紹康、王金髮等人。辛亥革命後，曾參加謝飛麟組織的討袁鬥爭，回紹主持起事，事敗避走。
裘文高（1887～1909），嵊縣石璜鎮後白竹村人。原為烏帶黨首領，後與竺紹康王金髮結識，共誓反清光復起義，加入光復會。光緒三十三年（1907）二月，裘文高不待期約起義，事敗，退入仙居。九月，率起義軍與清軍戰於白竹村。宣統元年（1909），被捕就義於嵊縣。
裘小高（1888?-1909），裘文高弟，隨同起義，被捕不屈而死。
張岳雲（？-1909），嵊縣人。裘文高助手，曾偕裘投入清營，充當哨弁，以釀事被斥歸鄉。後與裘文高一同起義，被捕，不屈而死。
陳楚青（1891～1914），名炯，號斯喬，嵊縣友誼鄉陳村人。青年時就讀於浙江武備學堂，參加光復會。曾赴廣東、北京、漢口等地聯絡會黨。宣統三年（1911），參加光復杭州之役。民國元年（1912），任王金髮辦的大通陸軍學校校長。2年，參加討袁鬥爭，3年5月在上海被捕，就義於杭州。
張竹笙（1875～1921），即張竹生，又名鴻，紹興漓渚小步村人。姑母系秋瑾親戚，得與秋瑾相識，受秋瑾影響較深，後加入光復會。宣統二年（1910），離家投身革命。辛亥革命期間，曾任作戰參謀，都督府顧問，在滬說降清海軍戰艦。光復以後獲嘉禾獎，投身京滬杭鐵路建設。後改任蕭紹清丈沙田總局局長、杭州官產科科長（管理修葺西湖風景區名勝古蹟）、錢江義渡局局長等職。
胡士俊（1878～1929），字嘯郊，號笑樵，法名孝修，嵊縣廣利鄉宋家墩村人。光緒三十年（1904），與謝飛麟、周志由等組織“大同學社”，立志反清抗洋。三十一年後，與王金髮、竺紹康等赴紹興大通學堂任職，加入光復會。不久，隨徐錫麟赴日，又加入同盟會。三十三年，參加皖浙起義的光復軍，失敗後被通緝，避居山澤。宣統三年（1911），在嵊縣起義。光復後，曾任嵊新繭捐委員等職。民國2年（1913），參加討袁鬥爭，從上海運送炸彈到紹興瓦窯頭，準備舉義，事泄失敗。4年，再度輔佐謝飛麟討袁。5年，袁世凱死，胡在杭州六通寺削髮為僧。
俞丹屏（1872～1942），名煒，號載熙，嵊縣卮山鄉前崗村人。光緒三十二年（1906）春，在杭州武備學堂肄業，後加入光復會。三十三年，協助秋瑾發展軍界的光復會員，並在大通學堂訓練會黨骨幹。宣統三年（1911），參加光復杭州、金陵之役。民國元年（1912）後，任省稽勛局局長及八十九團團長、混成旅旅長，授少將銜。5年，袁世凱死，俞離開軍界經營實業。
童杭時（1877～1949），字暄甫，號愚隱、枕溪，嵊縣下王村人。曾入紹興府學堂求學，深得徐錫麟賞識，介紹入光復會。宣統三年（1911），參加光復杭州之役。民國元年（1912），任浙江法政學校校長。2年，參加討袁鬥爭。後赴日學習法政，獲學士學位。6年，回國，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從事立法工作，此後一直在司法界工作。歷任最高法院民庭庭長、福建高等法院院長。抗戰勝利後，在重慶參與重組光復會，為副會長。
童濟時（1886～1943），又名德淼，字濟川，號渠軒。與其兄童杭時均為紹興府學堂學生，加入光復會。光緒三十一年（1905）春，隨徐錫麟聯絡會黨。三十二年，留日學習警監。宣統三年（1911），參加光復杭州之役。民國5年（1916），參加討袁鬥爭。後長期在司法界作，曾代大理院院長。
盛鍾彥（1879～1913），字雨村，嵊縣廣利鄉藏崗村人。宣統三年（1911），參加光復杭州之役。民國元年（1912），任紹興軍政分府稽勛局局長，參加討袁鬥爭。後被浙督朱瑞殺害。
周亞衛（1889～1976），又名信文，字振家，號普文，嵊縣普義鄉白泥墩村人。光緒三十二年（1906），入杭州弁目學堂，秋瑾介紹入光復會，並參加皖浙起義的準備聯絡工作。徐、秋遇難後，周潛回杭州，仍返新軍，參加光復杭州之役。民國元年（1912），考入北京陸軍大學。5年，與尹銳志結婚。此後一直在國民黨軍隊任職。35年12月，與尹銳志、童杭時等在重慶重建光復會，任副會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全國一屆政協委員。
馬忠老（1881～1914），又名彝良，嵊縣春聯鄉馬仁村人。光復會員。參加光復杭州之役。民國元年（1912），任紹興軍政分府都尉官。討袁鬥爭時在嵊縣助馬逢伯舉事。
裘紹（1887～1920），字繼美（濟美），嵊縣雅璜鄉人。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浙江弁目學堂學習，由秋瑾介紹入光復會。皖浙案後被清廷通緝。宣統三年（1911），參加光復杭州、南京之役，後參加討袁鬥爭，在去廣東任護法軍職時，在福建遇難。
胡春霖（1876～1928），又名競思，字亦安，嵊縣廣利鄉宋家墩村人。清末秀才。參與組建大同學社，後入大通學堂。民國元年（1912），任紹興軍政分府總務科長。
過顯臣（1882～1935），又名樟根，外號“小銅匠”，嵊縣宅前村人。與竺紹康、張伯岐知交，被介紹入光復會。參加清風嶺攔路劫車，營救張伯岐。辛亥革命後，任鎮海要塞炮台台長，後升任軍事委員會上校侍從副官。
余冠澄（1883～1942），字鏡波（金波），嵊縣剡源鄉人。浙江武備學堂畢業後任新軍標統，參加光復杭州之役。隨王金髮組織紹興軍政分府，歷任團長、師長。
俞芝祥（1872～1952），字景朗，嵊縣中南鄉蒼岩村人。清末秀才，紹興知府熊起蟠招為門下士。與徐錫麟結識，資助徐創辦大通學堂，入光復會。民國元年（1912），任紹興軍政分府執法處長，後歷任紹興、義烏、東陽等縣民事長、縣長。
徐吟秋（1885～1967），女，又名秀英，字湘筠，暱稱“三娘”，嵊縣黃澤鎮人。徐家與竺紹康素有往來，由竺介紹識秋瑾，加入光復會。光緒三十三年，隨秋瑾進入大通學堂，幫助掌管文書校務。曾偽裝送殯，秘密運武器回嵊，並參加討袁鬥爭。
謝蓮英（1894～1951），女，又名里隱，嵊縣新市鄉江夏村人。謝飛麟獨女。少年時參加光復會，辛亥革命後進北師大，畢業後留學日本，抗戰前夕回江夏村，抗戰後曾任縣婦女會理事長。
裘振邦（1887～1970），字樹香，嵊縣崇仁鎮一村人。浙江武備學堂畢業，參加光復杭州、南京之役，攻打天保山時受重傷致殘。
陳成（1891～1973），字志賡，嵊縣城內人。追隨王金髮、謝飛麟，入光復會，參加光復杭州之役，參加討袁鬥爭。後任遂昌縣長、立法委員等職。
陳大夏（？-1911），字士辛，紹興人。辛亥革命前在上海辦愛國學校，因“蘇報案”被牽連。後在上海任中學教職。宣統三年（1911）參加光復軍，參與光復松江等地戰鬥。因內部遭忌被殺。
王秉璋（？-1917），字伯常，紹興里王村人。早年參加光復會，辛亥時參加光復南京之役。後參加反袁鬥爭，隨蔣尊簋在寧波謀獨立，事未成被害。
沈仲九，紹興人。光復會員。留日學生，陳儀內弟，隨陳儀工作多年。
孫采臣，紹興人。早年與許仲卿等一起參加光復會。參加光復杭州之役。
趙鏡年，紹興人。早年與許仲卿等一起參加光復會。參加光復杭州之役。
卞鶴書（1867～1925），嵊縣顯潭鄉山墩村人。王金髮的姨表兄，隨王參加革命，由王介紹入光復會。辛亥革命後，任紹興軍政分府禁菸局長。
馬德先（1867～1945），嵊縣廣利鄉人。烏帶黨成員，後加入光復會。隨胡士俊入大通學堂學習，一直隨胡工作。胡去六通寺為僧後，馬德先回鄉務農。
史萼慶（1868～1950），嵊縣廣利鄉人。原為王金髮家的管帳，後隨王參加革命，加入光復會。民國元年（1912），任紹興軍政分府花捐局幹事。
周仲貞（1870～1933），字毓奇，號小顛，晚號復園老人。嵊縣開元鎮五村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曾與同宗族人開辦開元蒙學堂、工藝學堂、農學社。三十三年，與徐錫麟結識並加入光復會。辛亥革命後，曾任紹興軍政分府鹽茶局文牘科長，委查浙東鹽場陋規。後又改任紹興批驗所監事長。
徐琛（1883～1938），字獻琛，又字頤臣，嵊縣廣利鄉人。王金髮的小舅父，光復會員。辛亥革命後曾任紹興軍政分府鹽茶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