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子學
子學即諸子之學，指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諸子百家”是人們對春秋戰國時期各個學派的總稱。以“諸子”稱之，始於西漢劉歆的《七略・諸子略》。
（一）子學的興起：1，奴隸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轉變，奴隸主貴族經濟向地主階級經濟的轉變；2，社會變革風起雲湧；3，文化知識從官府走向民間。
（二）子學的派別1，諸子百家：《漢書・藝文志》說：“凡諸子百八十九家。”並明白地列出了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等共十家。不過，《藝文志》的著錄並不能完全反映先秦的全部真實情況，至少《韓非子・顯學》中所指出的“儒分八家”在其中就未能反映出來，“墨分為三”也未能反映出來。此外，未被《藝文志》列入諸子的各種學派，其實也能獨立成家的還有不少。因此，先秦時期的諸子超過百人是沒有問題的。
2，最重要的六家：漢初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分出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六個最重要的學派。
1，子學各派具有共同的理性特徵：諸子百家以積極有為的學術態度宣告了先秦理性精神的誕生。諸子之學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原始巫術傳統，重在以人、以社會為中心建構學說體系。例如荀子的“天論”和《易傳》“剛健”、“自強”思想就是這方面的代表。
2，子學各派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實用性：諸子之學是應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變革的需要而出現的，因而都積極尋求治國平天下的方案，體現出十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實用性。儒家創始人孜孜不倦的理論探索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奮鬥品格；法家人物“非古師今”的變法功業，都指出這一點。
子學各派的學術思想（一）墨家學派
1，墨家學派的創始人是戰國初年的墨翟。他的哲學中包含有非命尚力和尊天事鬼的矛盾。墨子死後，“墨分為三”。戰國後期，墨家的一派克服了墨子學說中的宗教迷信成分，在唯物主義認識論、邏輯學以及自然科學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較大貢獻。
2，墨子思想主要是十大主張，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在認識論方面，墨子提出了“三表法”，認為立論當推究來歷、詳察實情和考驗實用，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提出的對人的認識進行檢驗及檢驗標準是什麼的思想。
（二）法家學派
1，法家學派先驅為春秋的管仲等，奠基人是戰國的李悝、商鞅等。到戰國末期，韓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了法術勢相結合的完整的法治理論。他繼承了老子和荀況的合理因素，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義體系。
2，特徵：法家注重組織和領導的理論方法，具有冷靜眼光和理智態度，精於計算利害關係，尊奉利己主義。法家學派的前期人物多為從政者，是當時政治變法的設計倡導和組織者，其中心思想是循名責實，信賞必罰。
3，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理論上提出了進化的歷史觀、功利的道德觀和集法術勢為一體的政治觀。他提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一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可歸結為某種利害關係；政治上應以法治國，以術治官，以勢守之，主張重刑而少賞，斥責儒家以文亂法，斥責墨家以武犯禁。法家思想實際上是封建統治者維護集權統治的理論基石。
（五）名家學派
1，名家學派是戰國時期專門討論名實關係和概念同異、離合問題的一個學派，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孫龍。他們對事物的同一性和差別性問題作了探討，對古代邏輯學發展作出了貢獻。
2，名家注重“名”與“實”的關係，強調“控名責實，參伍不失”。公孫龍提出白馬非馬論，重視分析概念的規定性和差別性，但混淆了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的關係。惠施的著名觀點“契約異”，認為一切事物的差別都是相對的，強調矛盾的同一性相對性，但否認矛盾的絕對性和事物的規定性。名家這一系列主張開了中國詭辯論之先河。
（六）陰陽家學派
1，陰陽家學派是當時提倡以“陰陽五行”來解釋世界及歷史的一批人物，代表人物為戰國後期的鄒衍。
2，陰陽五行思想源於《周易》和《尚書・洪範》。《周易》主要講陰陽卦象的變化，《尚書・洪範》五行說是木火土金水相生相剋的關係。鄒衍提出五德終始理論，以五行屬性相生相剋終而復始來說明王朝的興替。這種運用陰陽消長模式來論證社會人事是陰陽家的一大創造，而從時間空間的流轉變化中去把握世界則是陰陽家獨特的思維方式，這對其後中國政治和社會心理都有廣泛影響。
（一）建構了中國學術思想的根本精神：
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在經濟、政治、法律、哲學、軍事、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的眾多領域中形成的思想理論，對後世文化學術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中，孔孟儒學蘊育了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人道主義精神；老莊道家構成了2000多年封建正統思想中的哲學基礎；法家變革精神成為歷代進步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圖治的理論武器，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它們共同構造了中華民族傳統學術文化的基本精神。
（二）創製了中國學術文化的基本元典：
中國的元典時代大約相當於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特別是諸子的時代，中華文化元典諸如《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藝”及《論語》、《孟子》、《墨子》、《老子》、《莊子》、《韓非子》、《孫子兵法》、《管子》、《晏子》等著作都在此間脫穎而出。正是經由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的追索與創造，中華元典才從“簡單同一”向“豐富多元”轉化，從而為秦漢間學術文化從“多”到“一”的整合奠定了廣闊的基礎。由諸子所編訂與創製的這批典籍，初步建立了中國人的價值取向、公理體系和思維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