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梭峪村因為煤炭一夜暴富，成為山西首富村，由此也導致當地社會生態巨變。在整個山西經濟遭遇寒冬之際，這個村的經濟也迅速衰落，巨大的反差迫使村民們開始反思過去所走的路。
在這個人口只有2498人的村落里，所有的人都在問一個問題：明天怎么辦？
2008年4月8日，並不寬敞的梭峪村街道一改往昔車水馬龍的熱鬧景象，無所事事的村民們聚集在一起，懶洋洋地享受著清晨的陽光.坐擁煤炭資源的梭峪村即在這個城市的西北方向。
等待的人們
見到王東旺的時候，他正拿著一疊紙，統計該村的地質災害隱患點狀況。
自從“2·22”屯蘭礦難之後，這項與礦難不搭邊兒的工作就提上了日程。“上面怕再出事。”王東旺說，他是山西古交市梭峪村村委會副主任。當前，王東旺的首要任務是向上面爭取更多的錢。
從2004年以來，他和村民們一直在和一家國有煤炭企業打官司。他們認為，正是這家煤炭企業的開採造成了村里地面塌陷、大量房屋出現裂縫。有的山上的裂縫“連毛驢都能掉進去”。村里曾經的四眼泉水全部乾涸。
除了煤礦開採造成地面塌陷之外，焦化廠關閉之後占據的良田也已無法復墾，“比汶川大地震之後的土地都難復墾”。焦化廠產生的焦油已滲入土地之中，硬化的地面都可以“打籃球”。
梭峪村提供的數據
2008年該村核實四百多畝土地塌陷，企業占地一千多畝，全村可耕種的土地不足六百畝，人均兩分地。這個上世紀90年代靠土地吃飯的村落，一夜之間發現土地已不再屬於他們。
梭峪村的村官們說，焦化廠的占地費一年山地一畝1000元，水田一畝2000元，自從焦化廠因為環保風暴、關停風暴、經濟危機倒閉以來，還有每年100萬元的占地費無法收回。
在村官們看來，這些錢杯水車薪，僅能解決眼前的困難。2000年之後，村裡的勞力已不屑靠土地吃飯，煤炭成為他們唾手可得的資源——賣煤礦，搞運輸。形勢好的時候，村裡的孩子們都不願意上學，煤炭似乎成了永不枯竭的富礦。
失業正在加劇，雖沒有確切的統計數據。閆志平就是其中的一員。原本在磚廠工作的他為了獲得一份穩定的工資，選擇了洗煤廠。相比磚廠一年7個月的上班時間，洗煤廠可以上11個月班。
2000元的月收入足以養活一家四口人，這一切離他而去。這個32歲的漢子唉聲嘆氣，“如果還是這樣，我的兩個孩子連國中都上不起”。
在擁擠的梭峪村村委會辦公室內，擠滿了前來辦理低保的人們。“以前80元的低保人們都看不起，現在搶著要。”見過大風大浪的王東旺無奈地說。
過去的兩年內，梭峪村的村民兩次圍堵在他們看來“製造塌陷的罪魁禍首”——當地的一家國有煤礦企業。“就是要讓他們整體搬遷這些塌陷的房屋”。
熟悉內情的人士說，在以往煤炭行情好的時候，人們幾乎可以忍受在裂縫的房屋居住，一旦煤礦行情不好，“即使訛也要從國有礦身上找出路”。至少當今，這條出路還若隱若現。被集體“綁架”的該國有礦通過各種途徑證明不是自己造成的塌陷。
等待之中的還有那些不肯離去的外地打工者。梭峪村最高峰曾有七千多外來民工，幾乎是全村人口的3倍。
來自四川的民工朱友傑端著飯碗，擠在炕邊。雖然幹著最苦最累的掘進煤礦巷道工作，然而，35歲的他還是樂觀地說，“這個活雖然苦，但是相比其他地方，工資還是高。”
礦上每天提供的一伙食並不好，即便如此，一個月近3000元的收入誘惑也讓朱友傑多了等待煤礦復產的一份耐心。
在梭峪村村民們的眼中，正是這些外地民工搶了他們的飯碗。當地煤礦2000年之後不再招收本地工人已經成為慣例。“一方面煤礦出了礦難後，外地人容易善後，另外則是本地人已經沒有了吃苦耐勞的習慣。”
如今，他們是同一個戰壕中的戰友。
礦難事件
當經濟危機襲來和屯蘭礦難之後，梭峪村，這個以煤為主業，擁有5座焦化廠以及多個洗煤廠的村莊遭受了沉重的打擊。其在山西聲名遠播是因為這個村莊曾誕生過多個赫赫有名的煤老闆，也因此被視為山西首富村。“我們都在家休息，看不見前途在哪裡。”
32歲的村民閆志平悲觀地說道。兩個月前，閆志平打工的洗煤廠已停產。自從山西古交“2·22”屯蘭礦難之後，古交的煤礦全部關停，洗煤廠也無煤可洗。
在整個山西經濟遭遇寒冬之際，煤炭所帶來的黃金時代毫不留情地離這裡的人們而去。梭峪村這個曾經的億元村經濟迅速下滑，由此引發的貧富分化加劇、失業、環境、治安等社會問題讓這裡的村官憂心忡忡。
曾經的梭峪村
談起曾經的梭峪村，村官們都會眉飛色舞。在他們的記憶中，梭峪村真正普遍富裕的日子竟然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
梭峪村副主任閆海則曾是梭峪村早期的磚廠老闆，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之所以1980年代中期普遍富裕，主要由於當時都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
“土焦、煤礦、運輸都靠人力，用人單位多，大家都歇不住。”
他說，當年自己搞磚廠的時候，用的都是本村的勞動力，每個人的工資可以開到一個月一百多元，在當時的物價條件下，足以養活一家老少。
即使煤老闆的小煤窯，當時也是人工挖，鋼釺打鑽，人工放炮，風險雖然高，但是失業沒有這么嚴重。早期，梭峪村開煤礦，只要解決村面問即可。“每年中秋、春節，每家發兩袋面。”
機械化開採速度碾碎了梭峪村的就業。上個世紀90年代初，當土法煉焦取締，全部改用機械煉焦之後，人力大大減少。“現在一台鏟車相當於50個人的勞力”。隨著國有煤礦的進駐，為當地人留下的就業門路越來越少。
擺在當地人面前的只有一條路，賣資源或者忍受污染。同為億元村的會立村與梭峪村相隔不過幾里路，該村的賣煤礦所得資金全部來自於梭峪村的煤老闆。
記者採訪期間看到，該村的一個小賣部，十多個無所事事的男子聚集在一起喝茶聊天。他們隨手給記者拿出一疊無固定職業城鎮居民摸底表。他們說，當年賣煤礦所得的錢早已揮霍一空。
可以看到，該村外表光鮮耀人——硬化的水泥道路，統一顏色的房屋。但在村子不遠處就是礦區，黑色水流流淌的小河，腳踩在地面馬上陷入灰塵之中。連這裡的狗你都分不清楚顏色，全部和焦炭一樣的色彩。
在煤炭經濟還沒有深入村莊的骨髓之前，梭峪村的人均耕地有一畝半左右。玉米、高粱、莜麥、黃豆、穀子長滿坡地、谷地。甚至汾河水都淹到了當前的村委會所在地。梭峪村兩位村官為此還爭執當年的河水有多寬。他們甚至舉手示意，當年的汾河水有一人多深。
這種日子一直保持到1990年代。自從煤價、焦炭價開始有回升跡象之後，梭峪村的村民們開始拋棄了傳統的務農。結果開礦中遇到誰家墳墓搬遷，大家都會狠狠敲詐一把。“別人吃肉，我連糠都吃不上，這怎么可能？”
村民們到大礦井面工作都得走後門，大煤礦開始拋棄本地人，因為“大礦一有風吹草動大家都知道”。從2003年開始，村官們發現，每年焦化廠的占地費也收不上來。此時，山西進入到煤礦關停整頓，環保風暴期間，“企業一停產，更難收占地費”。
更讓他們擔憂的是，隨著企業占地后土地銳減以及城鎮化進程，梭峪村的村民們的戶口轉成了城鎮戶口。但他們隨之發現，他們既享受不了城市戶口的待遇，連農戶的待遇都享受不了。“不是市民的市民，不是農民的農民”。“我們現在還是億元村，這還不如1985年，當時一袋面才15元，現在都漲到了80元。”梭峪村副主任閆海則不斷掐著指頭算賬。在他們的眼中，似乎守著青山綠水，喝著清湯寡水的日子更讓他們懷念。
梭峪村的救贖
所有的苦果都要自己咽下。
如今的閆林則還身在監獄，而同時起家的張巨海最終患癌症去世。雖無直接證據表明這與梭峪村的整體環境有關，不過至少梭峪村的環境在過去30年內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種變化讓身為村委會副主任的王東旺頗為感慨。他說，至今村里已經發現幾起因癌症死亡事件。2003年前後，村民還出現過胸悶、氣喘等現象，主要因為焦化廠排出的有害氣體所致。此後，古交市加大了環保整治力度，一大批焦化廠被停產。
在梭峪村廣場上，至今可以看到“發展農業機械化，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標語。不過這些似乎只能成為標語。“不管是老百姓，還是煤老闆都是悲劇人物。”山西一位煤炭業內人士感慨道。
悲觀的情緒充滿這個小村莊。梭峪村小賣部老闆閆拉平對市場行情很不看好。他的小賣部以前是按捆賣啤酒，當今按瓶賣。以前工人們抽5元的紅河煙，如今變成了2.5元到3元的紅旗渠。
在其小賣部不遠的院子裡不肯返鄉的四川籍民工也有一肚子口水。為了在等待開礦中獲得生活費，他們開始從古交市的批發市場買菜，然後在古交的各個鄉鎮流動賣菜，但是他們發現買菜的根本沒幾個人，“大家都沒錢”。
喜歡吃肉的四川民工朱友傑說自己已經一個月沒吃過肉了。沒有小煤礦，他們的生活質量直線下降。山西過去的三十年的發展正是依靠小煤礦的支撐。當蕭條席捲這個城市的時候，即使冒再大的搏命風險，這些民工依然願意等待。
記者入住的閆林則所經營的古交市的酒店，開門即有一股潮氣撲面而來，曾經這個酒店是古交市最紅火的酒店，車水馬龍，熱鬧非凡。
不過，即便如此，停在閆林則酒店院子裡落滿灰塵的賓士商務轎車，以及鎖在車庫內的豪華車，還是讓人唏噓不已。
梭峪村的一位村官極端地說，村里要地沒地種，要工作沒工作，那些已經攫取第一桶金，富裕起來的煤老闆應該拿出錢來救濟一下。
記者在村里時，村民們只是一個勁兒地拉記者看房屋裂縫，看自己每噸花費170元到180元買的煤泥，就連當地的派出所也發現自己沒有煤燒了。梭峪鄉派出所所長王琦直言，這是他當幹警以來，第一次看到山西的老百姓冬天打煤餅取暖做飯。
當地的村民說，在4月初，鄰村村委會的暖氣片都被人偷著賣了。
梭峪鄉派出所所長王琦已經感覺到壓力重重。自年初以來，這個只有六個人的派出所就一直在排查出租房和流動人口，來了一個登記一個。他們甚至讓礦長做礦工們的工作，讓他們返鄉，但是礦長們也為難。
“估計後半年的治安壓力更大。”王琦意味深長地說。
煤老闆時過境遷
在梭峪鄉辦公室一張下轄各村2008年度基本情況匯總的表格中，清楚記錄著梭峪村的人均收入為11035元。
村官們早已習慣數字的遊戲。在他們看來，億元村的名號只不過是兩個煤老闆的億元村，“如果把他們的財產平均起來，全村人都可以住別墅了”。
這兩個煤老闆即為“古交首富”閆林則和“古交焦炭大王”張巨海，二者同為焦化廠起家的老闆。至今，梭峪村的老百姓對這些煤老闆還是充滿著複雜的情緒。
1985年，巨海煤焦公司的老闆張巨海在梭峪村創辦第一個土焦廠，這也拉開了梭峪村的焦化廠歷史。他甚至購置了運煤專列，這也開創了山西省第一家由農民經營煤炭專列的歷史。
同為該村的煤老闆閆林則在梭峪村靠運輸煤炭白手起家，後又承包村裡的磚廠。上個世紀90年代，閆林則創辦村裡的焦化廠。此後，五座焦化廠密集地建在了梭峪村的土地上。
“火爆時期，運煤車都不罩篷布，一里地都是黑的。”梭峪村的官員說。梭峪村曾被稱為“不夜村”，半里地之外就能看到火光沖天。
當時，這些焦化廠的位置全部處在汾河邊上，這給汾河這條山西母親河造成了大量的污染。梭峪村的官員說，當時汾河水從婁煩出境還是清的，一入古交全部變成黑的。
污染沒有阻擋住焦化廠進軍的步伐。貧富分化急劇拉大。戲劇性的是最終閆林則因“雇兇殺人”的罪名鋃鐺入獄。
2005年，閆林則買下別人手中的一座經營多年不見起色的煤礦之後，迅速發展起來。該煤礦正位於梭峪鄉。在很多人眼中，當年閆買下煤礦是為了避免焦炭價格的大漲大落，形成一條產業鏈。結果雙方在煤礦價款的“口頭協定”上發生爭執，對方發動家屬堵住煤礦的路。
一怒之下，閆林則指示手下相關人員準備“清理路障”。從當年閆林則的供述即可看出，他深諳鄉村社會生態。這個坐擁億元家產的富人說“窮人惹不起”，他指示手下的人，“千萬別弄出事來，詐唬詐唬就行了，連腿也別打斷”。意想不到的是，手下人竟釀成命案。
“煤老闆雇兇殺人”一時成為2007年轟動山西的新聞。當年在病床上探望閆林則的一位記者說，當時閆林則大呼“上當了”，“眼淚嘩嘩地留下來”。當時身患重病的閆林則出庭的時候，都是被輪椅推進去的。
“梭峪的民風就是唬住老百姓就沒問題，一旦唬不住就要出問題，”一位知情者說，“而且閆林則的性格是，談好價格後，多少就是多少。”
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個梭峪村的煤老闆甚至將古交市煤礦安監局局長閆全維拉下馬。為了開綠燈，閆全維收受了閆林則六百多萬元的賄賂。這更是上演了一出“官煤勾結”的經典案例。
“閆林則只要對了脾氣，對方要多少拿多少。”知情者說。在當地老百姓的眼中，當煤炭都掙錢的時候，大家都不眼紅煤老闆，“只是錢多錢少的問題”，一旦沒錢，那么就眼紅那些腰纏萬貫的煤老闆。更有人認為，當時村民就是為了“敲詐”閆林則。
如今，梭峪村的焦化廠全部關停，村子變成“青山綠水”。
看到巨海集團的“團”字中的“才”不翼而飛，只留下一個空蕩蕩的“口”掛在辦公樓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