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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人生的前途是很難預測的。年少之時，羨慕那些整日坐辦公室的長輩，希望長大後，也能那樣過日子。國小四年級遇上“文革”，國中畢業又逢上山下鄉，去了雲南西雙版納。回家探親，同學見了，差點兒認不出我來，十足的農民樣!後來真的坐了辦公室，抄抄寫寫，卻沒有過去憧憬中的美妙感覺。擠進了七七級大學生行列，頗為學問所吸引，便如饑似渴地讀了進去，學士、碩士、土博士、洋博士，居然把青壯年消耗在學業上，實非當初所預料。
大學本科，始知學問之深。雖能廣泛涉獵，卻未必專精。畢業回渝任教，為考研究生，深得西南師大徐永年教授指點，補上文字、聲韻、訓詁三科。進入四川師大讀碩士，師從屈守元、湯炳正、王仲鏞、王文才、魏炯若諸恩師以及時任客座教授的王利器先生，受到嚴謹的“蜀學”浸濡。恩師一再強調閱讀《四庫總目提要》與張之洞《書目答問》，視之為“治學門徑”。所讀典籍，不再是今人“選本”，讀《詩經》必讀毛序、鄭箋，讀《楚辭》必讀王逸章句、洪興祖補註；讀《莊子》必讀郭象注、成玄英疏，讀《史記》必讀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也是在那時，系統地補了目錄、版本、校讎等科，得知“相台五經”與“百衲本”之優劣，乃至“魚魯亥豕”之誤傳。後來寫文章，知道該怎樣去尋找資料，多受益於此時的訓練。寫碩士論文，本打算跟湯先生治《楚辭》，然而承蒙屈先生厚愛，堅持要我做徐陵，由他與王仲鏞教授指導。從徐陵年譜做起，進而作品版本考證，然後討論其駢文，再擴展至“宮體詩”與《玉台新詠》。屈先生說，這個過程是一種治學的系統訓練。寫出的論文共四部分，其中《徐陵駢文初探》一文，經曹道衡先生推薦，刊於《文學遺產》1988年4期，討論《徐孝穆集》版本部分，亦於次年刊於《文學遺產》，論“宮體詩”與《玉台新詠》部分，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4期．而《徐陵年譜》部分，10年後重新整理，補訂了近一倍的內容，刊於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0期(1997)。
論文寫作過程中，深得王師仲鏞先生關照。記得1987年秋離開成都北上前夕，王先生為我餞行，並送我《章太炎先生國學講演錄》一書。那是一年前我到南京查閱資料，代王先生拜訪程千帆先生時，程先生托我轉贈王先生的。那時能得到恩師們贈書，心中有莫大的激動。而今在我的書架上，多有各位恩師所贈大著，然而時逾十載，恩師多已辭世，睹物思人，未嘗不感傷於肺腑!
川師大畢業前夕，有志到北京深造。本想報考中國社科院曹道衡先生的博士生，繼續研治六朝文學。不巧那年曹先生不招生，而是蔣和森先生招生，研究方向為明清小說。我一來不想再等，二來很喜歡蔣先生的《紅樓夢論稿》，遂生報考念頭。屈先生支持我的打算，說北京專家多、資料多，是做學問的好地方。於是，在文學所陸永品先生的引薦下，報考了蔣先生的博士生，終得如願。這是我第二次離開四川。
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讀博士，接受的訓練頗不同於“蜀學”。恩師蔣和森教授督促我多讀文學與美學理論，注意文學批評領域的現狀與走向。現在想來，這兩種訓練恰好可以互補。在北京的主要收穫，除了在蔣先生指導下，讀了一些理論書籍外，主要是開 闊眼界，結識了不少同行。畢業論文是做清初才子佳人小說研究，我自己選的題。蔣先生對這類小說評價不高，卻並不反對我做此題，並對論文的寫作給予了細緻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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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目錄
自序
《周南》之“序”與《大學》之“道”
“連珠”論
也評“宮體詩”和《玉台新詠》
徐陵駢文初探
吳兆宜《徐孝穆集箋注》並非劉少彝輯本
——《四庫提要辨正》之辨證
徐陵年譜
重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色誘”主題在敘述中的建構
——重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從《牡丹亭》、《桃花扇》與才子佳人小說看明末
清初的文化變遷
才子佳人主題：明清傳奇與小說敘述的同與異
論《燕子箋》小說本實據傳奇本改編
——從其敘事結構之比較分析加以探討
從小說到傳奇：《玉嬌梨》與《珊瑚鞭》對同
故事敘述的不同結構方式
才子佳人小說研究的回顧與探討
“紅學”的困境與出路
文摘
書摘
許櫧《玉台新詠序箋注》亦同二紀之說②。由此可見，徐陵是以“詩三百”為範例，把“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作為編選《玉台新詠》作品的思想標準。
在《玉台新詠》選詩之藝術標準上，“清文”“新制’’是其鮮明的特色。被大量選入集中的“宮體詩”，《隋書·經籍志》評之“清辭”，《北史·文苑傳序》稱其“清綺”，無不抓住‘‘清，，之特色。所謂“新制”，據《梁書·庾肩吾傳》：“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眺、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逾於往時。”《梁書·徐搞傳》：“搞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是則所說“新制”，當包括齊、梁以來講究“聲律”之作。《北史·文苑傳序》評梁大同以後的詩‘·爭馳新巧”。《玉台新詠序》稱“惟屬意於新詩”，並以“新詠，，命名是集。又《文心雕龍·明詩》：“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也指出追求“新”辭，是當時詩歌創作的主要風氣。徐陵處於這樣的背景之下，自然以其時代的文學風尚作為《玉台新詠》的選錄標準。
所以說·“無忝與雅頌”，“靡濫於風人”的思想標準和“清文”“新制”的藝術標準既與《玉台新詠》入選的作品相符合，又與“近世之所競”的文學潮流相一致。“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③，而選者的眼光又何嘗不反映了選者所處時代的文學眼光!
《玉台新詠》的編撰原因，歷來眾說紛紜。劉肅《大唐新語》卷三：“梁簡文帝為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寢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體。”然而此說無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玉台新詠”條引唐李康成之語：“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特見優遇。時承華好文，雅尚宮體，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康成系天寶間人，早於劉肅，亦未言及簡文“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體”之事。今人雋雪艷《玉台新詠》一文提出：徐陵編此集·“以供宮中婦女們‘對玩於書帷，循環於縴手’，作為排遣苦悶，消磨光陰的閨中良伴”③。
筆者認為，《玉台新詠》的成書，決非僅僅出於偶然的個人動機，它有其必然的歷史原因。魏、晉以來，我國文學進入了一個自覺的時代，各類創作並駕齊驅。延及劉宋，文學從儒、玄、史學中獨立出來，表明它的發展臻於成熟。沈約“四聲八病”說和齊代“永明體”，旨在把文學當作專門的學問來研究，而更多的人，則可以把它作為專門的藝術來欣賞。《玉台新詠序》提到宮中婦女“優遊少托，寂寞多閒”，“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所謂“屬意於新詩”，就是指宮中婦女把詩歌當作專門的文學藝術來欣賞。通過欣賞詩歌，既可陶冶情操，又能娛樂閒暇。《玉台新詠》所收，多為男女情詩，這是與當時詩歌敢於描寫真性情的文學風尚相適應的。唯其有真性情，才能以情動情。徐陵編《玉台新詠》，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所謂“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縴手”①，並非僅僅停留於“對玩”“循環"的字面意義，它旨在欣賞詩歌，陶冶情操。因此，徐陵才稱是書的作用“因勝西蜀豪家，托情窮於魯殿；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蕭”②，蓋指此集具有的“欣賞”和“陶冶”作用，比起人們整天沉溺於吟誦鋪陳“飛動之勢”③的“顯物”之作《魯靈光殿賦》④和“窮變於聲貌”⑤的《洞蕭賦》來，要有意義得多。其次，宋、齊以來，成熟了的文學進入了一個總結性的時代，從蕭統《文選》到鍾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無不標誌著文學在自覺地集往古之大成，發未來之
開端。《玉台新詠》作為詩歌專集，也是應這個總結性的文學時代的需要而產生的，這是它成書的社會原因，也是它出世的必然性。
《玉台新詠》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價值實在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它是我國古代第一部以婦女為表現對象的詩歌專集。其《序》言此集為“艷歌”，胡應麟稱之“但輯閨房一體”⑥，紀容舒視其“此書之例，非詞關閨闥者不收”⑦。入選的詩，從不同角度，描寫了不同社會階層婦女的思想感情，生活面貌。其中絕大部分作品，表現了作者對於婦女忠貞愛情的歌頌，對婦女不幸遭遇的同情。在那個僅把婦女當作傳宗接代的工具和侍奉男子的玩物的傳統社會裡，徐陵敢於將表現婦女情感的清新詩作彙編成集，流傳後世，這真是難能可貴了。他在文學史上開創了婦女愛情詩歌專集的前例，為後世同類詩集導乎先路，這自然有其進步的作用。
其次，《玉台新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西漢詩歌到梁代“宮體詩”這六百年間我國詩歌發展變化的過程。此時期詩歌語言由古樸漸尚華麗，且漸重對偶、用事，聲韻漸趨和諧，五言詩體成為詩歌的主要形式，七言詩有了進一步發展。這些都為唐代詩歌的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玉台新詠》則為我們粗略地展示了這一時期詩歌發展的面貌，它對於今天研究那個時期的詩歌歷史，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
再次，是集成書較早，可以考較齊、梁以前詩歌之異同得失。《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集類一》說：“其中如曹植《棄婦篇》、庾信《七夕詩》，今本集皆失載，據此可補闕佚。又如馮惟訥《詩紀》載《蘇伯玉妻盤中詩》作漢人，據此知為晉代。梅鼎祚《詩乘》載《蘇武妻答外詩》，據此知為魏文帝作，古詩《西北有高樓》等九首，《文選》無名氏，據此知為枚乘作。《飲馬長城窟行》，《文選》亦無名氏，據此知為蔡邕作。其有資考證者亦不一。”所謂枚乘、蔡邕之說，固難盡信，而言其可補《文選》闕佚，則不為無據了。《文鏡秘府論·集論》亦言王融《古意》二首，《文選》“棄而不紀"，卻為《玉台新詠》所收①。吳兆宜《玉台新詠箋注序》稱：“考穆所選詩凡八百七十章，其入昭明選者六十有九”，可見其於齊梁以前的詩歌，具有重要的文獻學價值。特別值得稱道的是：我國第一部具有悲劇意義的愛情長詩《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竟是靠《玉台新詠》才得以保存和流傳下來，成為古往今來多少人為之動情的千古絕唱。在這個意義上，徐陵編《玉台新詠》的文學眼光，的確是比較高的。
徐陵駢文初探
梁、陳時期，南北文壇上影響最大者，莫過於徐陵和庾信，故時人有“徐庾體”之稱①。當庾信入周，“遷聲於河北，，之時，徐陵也以其才華，“振采於江南”②，故世稱“一代文宗”③。然而，徐陵並不是天生的“文宗”。在漫長的七十七個春秋中，這位作家經歷了不同的生活時期，反映在其作品中的意識形態及其表現方式，也有著前後不同和日趨成熟的特點與風格。從他那倖存的八十餘篇駢文中④，看他給後世留下了什麼有價值的財富，他又是怎樣地
創造了這些財富，這就是筆者試圖在本文所作的初步探索。
徐陵的駢文創作大致可分為前、中、後三個時期，以下分別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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