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德華[原復旦大學資料室主任]](/img/0/3d9/nBnauM3X3EDNwUTOwgjN5ATO1UTM1QDN5MjM5ADMwAjMwUzL4YzL4E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傅德華[原復旦大學資料室主任]")
人物經歷
1968年10月赴江蘇鹽城臨海農場務農。
1970年11月推薦進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就讀，畢業後留校任教。
2007年晉升研究館員。
研究方向
對日本統治時期的朝鮮的研究。
主要貢獻
二十餘年來發表論文四十餘篇；自2005年至2008年，共承擔三項科研項目，亞洲研究中心的《日本統治時期朝鮮總督府出版品研究》、復旦大學國家“985工程”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項目《日據時期朝鮮刊刻漢籍文獻研究》、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重大委託項目《民國叢書續編》。
傅德華老師編書以及寫作論文數量很多。
編著書籍
![傅德華[原復旦大學資料室主任]](/img/0/878/wZwpmL1YzM2MzN5MTN5ATO1UTM1QDN5MjM5ADMwAjMwUzLzUzLzg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傅德華[原復旦大學資料室主任]《永不畢業的世紀學人蔡尚思》，周桂發，施宣圓，傅德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于右任辛亥文集》，于右任著，傅德華編，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9。
《辛亥以來人物傳記資料索引》，王明根主編，傅德華參與，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12。
《150年中美關係史論著目錄》。
《二十世紀中國人物傳記資料索引》。
《人文社會科學文獻檢索》。
撰寫文章
《“魁閣”的重要成員田汝康先生——兼論田汝康與費孝通的師生情誼》傅德華，於翠艷。
《蔡尚思先生的學術思想》（《文史哲》2003年第1）。
《<新青年>雜誌眼中的精英——<新青年>與西方名人傳記研究初探》。
《百歲老人蔡尚思先生的治學之道》，載於《心印復旦園》，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于右任在上海》，載於《首屆于右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
《半個世紀以來歷史文獻的新發現和歷史資料的整理》，載《古代中國：傳統與變革》。
《<佛典精解>問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3年 第04期。
《一部研究中華民國政治制度史的新著》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3年 第05期。
《中國近代軍事史第二屆學術討論會在滬召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9年 第01期。
《大型資料工具書<辛亥以來人物傳記資料索引>即將出版》文史哲 1990年 第04期。
《“抗戰人物研究”學術討論會在蘇州舉行》軍事歷史研究 1995年 第03期。
《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傳記─<崇禎傳>出版》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8年 第02期。
《<篤志集──歷史系75年論文選>即將出版》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0年 第03期。
《王造時藏書捐贈儀式在復旦大學歷史系舉行》上海高校圖書情報工作研究2003年第01期。
《國內第一本研究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專著問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年 第04期。
《李鴻章死因質疑》傅德華 陳宗海 浙江學刊 1984年 第02期。
《李鴻章晚年病情未刊電稿》傅德華 陳宗海 安徽史學 1985年 第06期。
《于右任與復旦》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6年 第01期。
《研究李鴻章晚年思想的重要資料——<李鴻章致盛宣懷遺書>》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7年 第06期。
《陝西靖國軍與于右任》 軍事歷史研究 1988年 第03期。
《陝西靖國軍“進圍西安”之戰》軍事歷史研究 1990年 第03期。
《甲午中日戰爭史百年論著目錄(海戰、陸戰及有關軍事人物部分)》軍事歷史研究 1994年 第03期。
《抗戰前後的于右任》傅德華 軍事歷史研究 1995年 第04期。
《“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學術討論會綜述》傅德華 胡禮忠 社會科學 1983年 第09期。
《韓國人與漢字》當代韓國 1996年 第03期。
《<民立報>有關陸榮廷報導述評》 史林 1997年 第01期。
《周谷城與<民國叢書>》 出版廣角 1998年 第05期。
《周谷城與毛澤東在上海的幾次交往》 世紀 1998年 第03期。
《顧維鈞研究概述》傅德華 傅駿 學術月刊 2001年 第06期。
《百年來“門戶開放”政策研究概述》傅德華 傅駿 安徽大學學報 2001年 第01期。
《在韓國問路》傅德華 當代韓國 2001年 第04期。
《編制書後人名索引芻議》 上海高校圖書情報學刊 1999年 第02期。
《韓國國會圖書館見聞》 上海高校圖書情報學刊 2002年 第01期。
《中國近代韓僑問題研究綜述》學術月刊 2003年 第04期。
《台灣袁世凱研究概述》傅德華 安徽大學學報 2004年 第04期。
《文檢課教學與現代化信息技術的套用》 上海高校圖書情報工作研究 2003年 第03期。
《蔡尚思與三位大師的交往》傅德華 葉慧 世紀 2005年 第03期。
《日本統治朝鮮時期的漢籍出版物研究——以<高麗大學校中央圖書館(1984)漢籍目錄>為例》傅德華 李春博 軍事歷史研究 2006年 第03期。
《黃郛:遁隱山林的外交家》傅德華 世界知識2007年 第15期。
《<蔡尚思全集·集外集>文稿蒐集補記》 上海高校圖書情報工作研究 2006年 第01期。
《新發現的韓國所藏數種珍稀漢籍》上海高校圖書情報工作研究 2009年 第01期。
《日據朝鮮時期日人所著漢籍研究》傅德華 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年 第05期。
《明弘治年間中朝禮儀外交——以董越出使朝鮮為中心的考察》傅德華 李春博 韓國研究論叢 2009年 第02期。
《百年馮桂芬研究概述》傅德華 於翠艷 史林 2010年 第02期。
《<新華日報>有關金九報導述評》 韓國研究論叢 2007年 第04期。
《中美關係史研究文獻資料的開發與整理——寫在<150年中美關係史論著目錄>即將出版之際》 中國索引 2003年 第02期。
《關於索引的選題問題》中國索引 2004年 第03期。
《索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導航作用》中國索引 2005年 第01期。
《<二十世紀中國人物傳記資料索引>編纂紀實》中國索引 2008年 第02期。
《研究中日韓東亞文化史的一部重要文獻資料書目——寫在<日據朝鮮時期漢籍書目>出版之際》中國索引 2009年 第01期。
《關於創建“20世紀中國人物傳記資料全文資料庫”的構想》傅德華 於翠艷 李春博 中國索引 2009年 第04期。
《戮力同心 毋忘先志——孫中山與于右任的革命情誼》傅德華 褚若千 中國近代（第十七輯） 2007-06-01。
資料索引
《二十世紀中國人物傳記資料索引》編纂紀實（復旦大學歷史系 上海 200433）。
1990年，筆者參與主編的《辛亥以來人物傳記資料索引》（以下簡稱《辛亥索引》）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後，受到中外學術界的廣泛讚譽，並獲得了1992年全國首屆社科情報優秀成果三等獎。日本亞細亞大學衛藤瀋吉前校長在此書出版之時發來的賀電稱：“它的出版為中外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做了件功德無量的好事。”兩年不到，市場上即銷售一空。之後不斷接到海內外學者及圖書館發來的電函，請求代購或要求重版。這說明，《辛亥索引》是具有相當高的學術界價值和廣泛的使用價值的。與此同時，中外學術界期盼有一本查找整個20世紀的中國人物傳記資料索引的工具書早日問世，以滿足研究百年人物之需求。
《辛亥索引》出版迄今已18年過去了。2007年上半年，在復旦召開的歷史系在滬新聞傳媒、教育出版及金融貿易歷屆畢業生聯誼會上，現任上海辭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張曉敏先生，正式向歷史系提出要重版此書，書名只在原書名的後面加上圓括弧（修訂本）。筆者及原書參編者，為此高興不已。會後，當他得知我們自《辛亥索引》出版後不久，即利用短暫的閒暇時間，請將要退休的謝耀樺先生繼續蒐集此書的資料補編，經過之後10餘年的努力，已補充了近4萬條條目，他非常高興，表示希望將兩者同時出版。同年10月，在醞釀與出版社簽訂出版契約時，筆者根據所增補的內容，認為整個20世紀有過活動的人物傳記資料基本上都涵蓋了，提出能否將原書名更改為《二十世紀中國人物傳記資料索引》（以下簡稱《世紀索引》），很快得到了出版社的認同。
《世紀索引》與筆者20年前參與主編的《辛亥索引》相比，無論是編纂規模，還是前後所持續的時間及其難度，都有所不同。論規模，前書的時間跨度只有38年，即所收人物從1911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止。後者是從1900年到1999年，前後整整100年。論所持續的時間，從1990年開始從事資料的蒐集，到正式著手編纂，到2008年初書稿交到出版社，前後長達18年之久。論對資料及傳主鑑別的難度比前書要大得多。其難度難在人物資料的取捨，因後者的傳記資料遠遠超過前者，稍有不慎，就會魚目混珠，把不該收的收進來，把該收的漏收了。正因為如此，編纂過程較前書也有明顯的區別。前書幾乎是以手工作坊來編纂的，僅卡片就做了10萬餘張，花費的稿紙有幾萬張。此次除原先抄寫的近4萬張卡片外，余者4萬餘條，都是由學生從複印件資料直接輸入電腦的，採用先依卡片號輸入，便於對其進行逐條校對，再以傳主筆劃為順序，進入資料庫編程。傳記資料的排列比照《辛亥索引》的體例，從而大大節省原需要動用上百人的勞力抄寫和校對的時間。這就是先進的現代化手段加資料庫編纂索引的優勢所在。
《世紀索引》的編纂與出版，為國內外學術界查檢這一時期的人物傳記資料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大工程。筆者通過各種途徑檢索，至今未發現以同樣書名命名的工具書，所以它又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
衡量一本好的工具書，主要看其是否具有學術價值和使用價值。而要做到這一點，編纂者在確定選題時，不得不考慮該選題是否具有承前啟後的要素。即將出版的《世紀索引》從所收人物的時限上，與《辛亥索引》完全相銜接。其從原1911年向前延伸至1900年，向後從1949年延伸至1999年，兩者相加總計延伸了61年。即從1900年始，迄至1999年，整整100年時間。由於時限上的變化，從而使所收人物傳記資料的內容也跟著發生了變化。這是本書的第一特點。
在編纂《辛亥索引》時，由於收錄新中國成立後的人物傳記資料量太多，難於把握，所以只收集了1949年10月1日前有過活動並有傳記資料的人物。這樣，一大批新中國成立後的人物傳記資料，學術界就很難找到一本檢索的工具書。既然本書冠名為《世紀索引》，無疑要把這部分人物作為主要增補對象。據不完全統計，《世紀索引》中新增補的人物達1萬餘人。這是本書又一顯著特點。
《辛亥索引》在出版時，由於編纂時間是在20世紀80年代，所收人物傳記資料截至1985年底，專著及論文集資料部分截至1986年底。到1999年底，《辛亥索引》原收錄的1.8萬人的傳記資料經過13年的時間，又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問世。此次均被收錄到《世紀索引》一書中。這對學術界全面研究某個人物的傳記，對其一生進行公平、公正的評價，提供了新的信息和新資料。包括《辛亥索引》漏收的傳記資料，此次也予以補錄。此書還打破《辛亥索引》“有關命令、奏稿、電報、來往信件等，一般不予以收錄”的體例，把研究人物傳記最重要的第一手資料“日記”、“信札”也一併錄入其中。
《世紀索引》的另一個特點，糾正了《辛亥索引》中的部分錯誤。如《辛亥索引》中誤收幾個生於古代的人物。如：王九齡（第185頁）生於清嘉慶1818年，卒於1885年；陳修國（第1276頁）生於1783年，卒於1823年；董海川（第2148頁）生於1796年，卒於1880年；黃仲則（第1971頁）生於1749年，卒於1783年等等。另一個錯誤就是將一個“楊雲”分列為兩個“楊雲”（第693頁）；又如：易大廠和易封齋（第1398頁）原為同一人，誤分列成兩個人。把“幼”誤寫作“幻”（第705頁），“泅”（第714頁）寫成“囚”，“撫”（第720頁）寫成“扶”，“遠”（第724頁）寫成“運”，“扎”（第751頁）寫成“托”，“霈”（第742頁）寫成“沛”， “紀”（第822頁）寫成“記”，“天”（第822頁）寫成“無”，“林大藩”（第1358頁）寫成“林天藩”等。以上錯誤都將在本書中得到糾正。
在蒐集中國人物傳記資料的同時，我們還查找到部分與中國人有過交往的外國人傳記資料。考慮到本書主要收錄的是中國人的傳記資料，所以將這部分外國人條目作為附錄，供學術界查檢。同時，還附有收錄的報紙期刊一覽表、論文集一覽表。
作為人物傳記資料索引的工具書，旨在給檢索者提供想尋找而找不到的信息。《世紀索引》一書，是目前收錄20世紀人物最多，傳記資料信息量最大，涉及領域最廣，時間跨度最長的一本工具書，它的出版一定會為20世紀中國人物研究帶來極大的促進作用。
（四）即將出版的《世紀索引》，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為原《辛亥索引》修訂重印，下編包括《辛亥索引》新增補的傳記資料和《辛亥索引》向前向後共延伸61年的1萬餘人的傳記資料。兩編共收人物近30000人，傳記資料150000餘條，約400餘萬字。經過近一年的最後衝刺，書稿已送交出版社，預計年內可問世。此書編纂過程中，有幾點啟示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寫出來，供同行參考，以今後從事同類工作時少走彎路。
其一，在蒐集此書人物傳記資料時，絕大部分的傳記資料從篇名中就可以斷定是否在本書的收編範圍之內，但也有一部分無法簡單地根據篇名判定。如發表於《美術史論》1989年1期上的題為《“海派”的早期畫家》一文，需要查找實物及考訂後方能定奪。經查核，始發現此文所涉及的朱熊（1801-1846）、張熊（1803-1886）、任熊（1823-1857）、王禮（1813-1876）、胡公壽（1823-1886）、朱偁（1826-1899）、任蕙（1835-1893）、趙之謙（1829-1884）共八人，全都不在本書的收編範圍內。再如由羅蘭梅撰寫的發表於《河南戲劇》1982年1期上的篇名為《十八蘭》一文，卡片上特意寫上了“新傳主，十八蘭”。經查所謂“十八蘭”系十八位優伶的芳名，其名字中都帶有“蘭”字。她們是毛蘭花、崔蘭田、羅蘭梅、車蘭玉、李蘭菊、王蘭琴、劉蘭玉、汪蘭巧、周蘭鳳、張蘭寶、陳蘭榮、張蘭香、劉蘭鮮、郭蘭玉、祁蘭芳、馬蘭鳳、劉蘭英和張蘭秋。她們都是民國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後成長起來的表演藝術家。除此之外，對那些姓名僅一字之差的傳主，而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諸如“王坤、王堃”“王紹涇、王紹經”、“王統照、王統熙”、“韓桂芝、韓桂英”、“蔡尚思、蔡尚雄” 等，都不能輕易地將他們合併為同一個人。對於同名同姓的人物更需要嚴格的考訂，方可做出結論是否同一個人，還是兩個人。如雷鋒、江澤民、王傑、陳強等是兩個經歷不同的人。還有三個名字完全相同的李振聲：第一個是奉系軍閥李振聲，第二個是已逝世的濟南部隊空軍副政委，第三個是1992年3月21日《人民日報》公布的中國社科院新增選的學部委員。另有三個同名同姓的“林青”、“劉群”，四個“王憲章”等。以上說明對有疑問的傳記資料，必須進行認真考訂後方可採用，否則，就會出現張冠李戴，給使用者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或出現以訛傳訛的錯誤。
其二，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運用和資料庫的開發，在編纂大部頭工具書時，也要充分利用現代化的手段來編纂，這樣既省力省時，又節省資源。上世紀80年代編《辛亥索引》時，先用手工將卡片上的人物按姓氏筆畫排一遍，再根據專著、報紙、期刊、論文集的順序排列好。並動員百餘名學生幫助抄寫，花費了幾萬張稿紙。現在，只要將已做的卡片資料輸入電腦，然後直接在電腦上進行編程，計算機根據我們的要求進行處理後，列印出來的書稿即可達到出版要求，大大節省了編纂的時間。
與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一樣，用先進的現代化手段編纂索引，使用計算機的人如不認真負責，一樣會帶來一些啼笑皆非的問題，稍不留神不少疑問就會與我們擦肩而過,待正式出版後再發現為時已晚。如把“郭蘭英”打成“郭蘭笑”，“阿甲”打成“阿申”，“牙含章”打成“牙念章”，“錢壯飛”打成“錢莊乙”，“王式廓”打成 “王式廊”，“林風眠”打成“林鳳眠”，“侯玉田”打成“候玉田”，更可笑的是把“赫光”打成“赤赤光”,把不應該簡化的姓氏“於”字，自作主張地簡化為“於”字等等。姓名的任何一個字打錯，都會給此書帶來很大的麻煩，一經查出，就牽一髮而動全身。如前面提到的“於梨華”簡化成“於梨華”後，同一個人物就分列為兩個人。類似這樣極容易搞錯的人物還有“亦農”即“羅亦農”、“稽文甫”即“嵇文甫”、“萍空了”即“薩空了”等等。好在此次書稿的內容都在計算機內，若在稿紙上，移動起來就不那么容易了。
其三，由於編纂《世紀索引》時，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的在編人員只有二人。筆者本人的主要工作是系資料室的管理,同時承擔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課程。除此之外，還承擔了上海市重點科研項目《上海大辭典·人物卷》的部分任務，以及復旦亞洲研究中心和文史學院的某些科研項目。另一在編人員留校後在擔任本人助教的同時，還在攻讀在職博士學位。所以，許多基礎性的工作，諸如文字輸入、校對等不得不請學生勤工助學解決。實踐證明，在選用學生時，要有試用期。然後有選擇地任用那些有責任心的同學，否則會給你的工作帶來不少苦惱。除了前面提到許多傳主的姓名被打錯外，請另部分學生校對前面已校對過的條目，有的為了加快速度，很明顯的應該校出的錯誤都沒有校出來。如刊於《中國音樂學》1987年1期上的《談鼓王劉寶全對京韻大鼓音樂的改革》，卡片上明明寫的是“劉寶全”，輸入的學生誤打成“劉寶金”，校對者竟然沒有校出來，還是筆者在考訂“劉寶全”和“劉寶金”是否同一人時才發現的。還有類似《近代工藝美術史研究的先行者朱啟鈐》中的“朱啟鈐”打成“朱啟鈴”，《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孫冶方同志與世長辭》中的“孫冶方”打成“孫冶芳”，《我和丈夫鄧拓——訪國際廣播台台長丁一嵐》中的“丁一嵐”打成“丁一崗”等，這些本應通過同學的校對能解決的問題，結果都是由我們審稿時發覺的。當然，也不是說，經我們審稿後的就完全沒有差錯了。
苦心不懈，天道酬勤。《世紀索引》歷經18載，筆者與本室同仁放棄一個又一個節假日，突破書稿中一道又一道難題，將於今年年底，就要見到多年為之奮鬥的成果，其心情久久難以平靜。這一成果的問世，與歷屆系領導的關心和支持，歷史系一屆又一屆本科生、碩士和博士生的幫助，還有資料室已退休的同仁的鼓勵分不開的。與此同時，本索引還得到復旦大學圖書館同仁的支持與幫助。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這裡要特別提到復旦大學歷史系81級系友，現任上海辭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的張曉敏先生。若不是他慧眼識珠，讓我們自己在出版界尋找一家出版此書，不僅不要一分錢的資助，相反拿出一定的資金全力幫助編纂者把150萬字書稿編出來的單位，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這種一心為學術而不是刻意為贏利的敬業精神，實在令人敬佩不已。《世紀索引》的編纂與出版，也了卻筆者多年的一大心愿。這是筆者一生獨立自始至終主持完成的一本大部頭的索引工具書。同時，它的出版還可告慰為本書蒐集資料付出多年辛勞，並抄寫過近4萬張卡片的已故謝耀樺先生。
以《世紀索引》命名本書的書名，有點誠惶誠恐。百年風雲人物輩出，有傳記者更不可勝數。能否一覽無遺，實在不敢承諾。初稿書名曾冠有“全編”二字，有學者讀罷提議將其刪掉為宜，筆者認為言之成理。雖說“學術工具之書，愈便檢閱則價值愈增”，但真的做到，又談何容易！《世紀索引》問世後，能基本達到國學大師梁啓超60年前提出的這一要求，就很欣慰了。最終期待檢索者的評判。
日常生活
家居生活
![傅德華[原復旦大學資料室主任]](/img/8/b68/wZwpmLzYjNxEDO1EzNzETO1UTM1QDN5MjM5ADMwAjMwUzLxczLxA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傅德華[原復旦大學資料室主任]“有一次老伴太生氣了，乾脆把我反鎖在家門外！”據說多年“長跑”的間隙，午睡習慣雷打不動。當然，老伴也早就不生氣了，頂多趁他午睡的時候抓緊時間“霸占”一會兒電腦，玩點植物人大戰殭屍、上開心網偷偷菜什麼的。餐桌上一盤紅得發紫的車厘子是傅老師的睡後水果。
兩排書櫥，一台電腦，客廳、書房、工作間三合一。家裡的書“沒有資料室里的多，我有五個書櫥在學校”。別人三點一線的生活，在傅德華這裡簡化為兩點一線：不在歷史系的資料室，就在家裡的電腦前。對吃不講究，“今天兒子媳婦來吃飯，我才有雞湯喝。”傅老師邊說邊笑，戲謔老伴；對旅行沒興趣，“跟他出去玩真是要氣死了，每到一個地方，‘唰’一聲下來拍照，拍完照又‘唰’一下走人，說這裡已經玩過了”！老伴大搖其頭毫無辦法——就連兩人剛談戀愛那會兒，一起爬山，也是“談戀愛要慢慢談的呀，他倒好，我還在半山腰，人家都已經爬到山頂了”。
體育運動
傅德華是一位“長跑選手”，因為耐力驚人：每週遊泳一次，五十米的泳道，一口氣十六個來回。
傅氏語錄
歷史系資料室自1952年創建以來，從原來只有一間擺放幾份報紙的教師學生共用閱覽室，發展到100多平方米的師生共用閱覽室外加一間書庫，直至80年代搬遷到文科樓，面積增加100多平方，藏書量增加到8萬餘冊。2006年，又從文科樓搬遷到光華樓，面積增加500多平方米，現已達到近700平方米。現藏書量15萬餘冊，藏書質量不斷提升。創刊於1872年的《申報》1至400冊，全校共有3套影印本，歷史系即有其中之一。另有8萬元一套的記錄1840年以來，英、美、法、德、日、意、奧等列強在上海簽訂租地契約原件的影印本《上海道契》1至30冊，這是一位系友在校慶一百周年、系慶80周年時，無償捐贈給資料室的。還有台灣出版的1－40冊的大型工具書《中文大辭典》。外文方面，外國人在中國1832年創辦的《Chinese Repository》，舊譯《澳門月報》，也稱《中國叢報》我們也有一套。還有日本神奈川大學小林一美教授捐贈的兩個貨櫃的日文原版書，6000餘冊。
近60年來，為充分發揮上述藏書的作用，堅持為教學科研報務，資料室先後編纂出版了《中國古代史論文資料索引》、《中國近代史論著目錄》、《世界史論文資料索引》、《辛亥以來人物傳記資料索引》、《150年中美關係史論著目錄》、《20世紀中國人物傳記資料索引》、《日據時期朝鮮刊刻漢籍文獻目錄》，以及參與編纂大型資料書《民國叢書》等。
歷史系資料室的另一個優良傳統和特色，就是堅持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人文社會科學文獻檢索”和“社科文獻學研究”的課程。自1977年恢復高考後，32年來，我們堅持為學生開設這兩門課，並自編教材，由王明根、吳浩坤、柏明合著的《文史工具書書的源流與使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由本人編著的《人文社會科學文獻檢索教程》被學校作為“十五”課程建設規劃。
我們的服務對象，從只對本系師生開放，到現在面對全校文科各系師生，甚至理科對歷史有興趣的學生，還有上海、全國乃至海外的學者。
歷史系資料室近60年的變化，從一個側面說明，60年來不僅學校規模、招生人數、師資力量、公共設施等發生了巨大變化，就是一個老的學科、系的資料室也發生了從未有過的變化。
十問
Q:您是否知道自己有多少藏書？
A:不是完全準確地知道，大約兩萬餘冊吧，還有五個書櫥的書在學校。
Q:您記憶中自己買的第一本書是什麼？
A:應該是《農村實用手冊》，1968年去蘇北農場插隊時購買。
Q:您最近買的一本書是什麼？
A:國務院古籍辦編著的《新中國古籍整理圖書總目錄》（1949-2003）。
Q:一般是以哪種方式買書？網路還是逛書店？
A:逛書店主要是買工具書；網上主要淘舊版書，如《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等。
Q:您每月大概花多少錢買書？
A:個人平均每月兩三百元；給資料室買書每年五六萬元。
Q:您手上正在閱讀的是什麼書？
A:田汝康先生的《男人的憂慮與女人的貞潔——明清時期中國人倫理道德觀念的比較研究》的中譯本。
Q:看書時候的最佳佐料是什麼？
A: 喝茶。
Q:您平時閱讀，網路和紙面的比例是多少？
A:主要是紙面，資料室和圖書館查不到的就利用網路。
Q:有沒有一本書，是每年都要拿出來讀一讀的？
A:《人文社會科學文獻檢索》，我自己編的教材，每年都要拿出來修改。
Q:如果讓您一個人只準帶一本書去一個地方，您會帶哪本？
A:《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