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宏烈初到慶陽任職，正值原歸屬於陝西省的慶陽府劃歸甘肅省管轄，仍為一州四縣，即寧州，安化縣(即今慶城縣)、合水縣、正寧縣、環縣。他利用兩年的時間，頂風冒雨，爬山涉水，摸清了慶陽的山山水水，風土民情。所得到的實際情況是“邊荒殘民，極苦極慘，地方日壞。”凡是他所到的地方， “傷心慘目，難以苟延。”就是這樣極壞的地方、極苦的黎民，仍然要交納日益繁重的賦稅，百姓到了不堪活命的地步，需要“急解倒懸，以安邊土事。”因此，他冒著殺頭之罪的危險，越級上報奏章，請求康熙皇帝和清朝廷敕部查看，減免慶屬錢糧，起到“全此慘黎，安輯邊土”的目的。在第一疏奏效之後，他又連上四疏，為慶民請命，使慶民減輕重負，休養生息，得以活命。現在我們分析《請免慶屬錢糧第一疏》的內容，就可充分認識傅宏烈其人，理解慶民何以為他立祠了。
一、疏中大膽地反映了慶民悲慘的狀況。疏中說： “竊慶陽所屬一州四縣，隸在西北極邊，原屬三秦重地，苦寒瘠薄，大與腹內不同。明季兵事，首起延慶，延二十餘年，無城不屠，無村不戮。至我清順治四年，地方稍定，所余殘民，十僅存一，俱系安插降丁，並無務農百姓。今寧州、安化、合水三州縣，賣兒鬻女，年深一年，男號女哭，民不聊生。”反映慶民的悲慘境遇，主要在後四句話。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悲慘的狀況呢?疏中講了三條原因：一是慶陽“隸在西北極邊”， “苦寒瘠薄，大與腹內不同”；二是“明季兵事，首起延慶，延二十餘年，無城不屠，無村不戮”；三是“所余殘民，十僅存一，俱系安插降丁，並無務農百姓”。這三條原因固然是客觀存在的，但並非主要原因。因為第一條原因不僅在清朝存在，其他朝《代也存在，而第二條和第三條原因被後一句話所否定。疏中說：“至我清順治四年，地方稍定”。這就是說，從清順治四年之後，戰爭已告結束，社會已趨安定，到了傅宏烈任慶陽知府時，已歷時17年之久，在這么長的時間之內，戰爭的創傷應該平復，農業生產應該得到恢復，人丁的繁衍已經開始；當時農村安插的降丁，在長達十多年的農業實踐中，也變成了真正的農民，所以這兩條原因也是站不住腳的。既然以上三條原因不是主要的，那么慶民何以在清朝立國長達20年的時間裡還這么悲慘，主要原因何在呢?就只能從清政府本身去找了。一般情況下，封建王朝的官吏對新成立的朝代均採取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的態度，而傅宏烈卻甘冒殺頭之罪，大膽地暴露慶地社會的慘狀，這是他難能可貴處之一。
二、用家資為慶民彌補稅賦的虧欠。疏中說：“臣任事兩載，百計調停，以三州縣順治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康熙元、二年，帶徵民欠三萬有餘，臣盡傾家資倡首，勸州縣臣佟國瑜、虞二球、吳宗杞、呂士龍、朱介等新舊各官，捐完於未奉。清聖祖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初五日，恩赦之前，出示士民，不復追征。”他這樣做是為了“設法寬民，意在招民，充實戶口，安此邊土。”俗話說明“千里做官，為的吃穿”。諺云：“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封建士大夫外出做官，都是為了光宗耀祖、贏取最大的經濟利益。而傅宏烈到慶陽為官，不僅未獲取一分之利，反而捐出家資為民納稅，真是奇事!雖然在他之前，也有知府為民納稅的，如順治十四年的知府楊藻鳳，曾為寧州諸生捐俸代納，數量不大。而傅宏烈等官吏連補5年的稅賦虧欠，達3萬有餘，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啊!正如他在奏疏的後面提到“臣家已破矣，力已竭矣。”以其全部家資為民納稅而使自己家破力竭，這是傅宏烈難能可貴處之二。
三、指斥清政府重賦暴斂，納了過頭稅。奏疏中說：“奈寧州賦重累民。每地一畝，科銀五分六毫七絲三忽九微八纖，倍於安化、合水四縣多矣。寧州土地，界連安、合、正、環四縣，瘠薄無異，且系高嶺。十日不雨，耕作無望；百物不產，商賈絕跡；稻穀不生，惟藉蕎麥為種；深溝峻岭，又無挽運賣變之處。止在本地，每石蕎麥僅賣市價一錢；每地一畝，大熟之年，僅獲籽粒三斗。以三斗之獲，賣銀三分，而完五分六毫七絲三忽九微八纖之正供，民力亦難辦理。又加包荒包逃，是以賣兒鬻女之事，不獨一州小民皆然，即貢生、生員之中，亦且有之。甚且兒女無賣，且賣妻矣。日甚一日，節年無征，錢糧萬餘，責成活戶包納，此逃累彼，殘民漸至無民，殘土漸成廢土，此寧州之慘苦大略也。”這些話說得非常明白、清楚。地里出產僅有三分銀，你卻要徵收五分多銀，這不是重賦暴斂、過頭稅又是什麼?民不堪重負而外逃，不如此，何以為生?寧州如此，那安化、合水是不是好一點呢?非也!各有各的難言之處。疏中說： “安化則有東、西、南、北四鄉；我朝定鼎之初，念茲殘邊，除荒征熟。而安化西、南兩鄉，順治八年、九年間，寇孽尚在觀望，值行查荒熟之地，死絕無人者，多未報荒，以致節年荒糧兩千餘兩，載在全書，遺累活戶包納。至順治十八年加增練餉，逃荒者多，民無完膚，此安化之慘苦大略也。合水則經兵燹後，本地百姓，僅存五百六十六家。前任知縣劉澄源，招撫外處流移，安插開墾，充實縣治，遂以開墾地畝，照例起科。康熙元年(1662年)，奉文驅逐流寓，各回原籍，留下荒糧六百餘兩，未經減免，節年俱責活戶包納。以致活戶亦逃，熟地亦荒，民難生聚，此合水之慘苦大略也。”從這些文字我們可以看出：安化縣雖然從政策上給予了照顧，但因故未將撂荒的土地報足，荒地未除，多征了兩千餘兩白銀，加在了活戶身上，後又加征練餉，使慶民雪上加霜。合水縣是因清政府的政策變動，造成移民開荒所加的稅落在了原有戶的身上。各州縣的情況雖略有不同，但共同一點就是賦稅過重，民不堪負。這裡提到“活戶包納”’是什麼意思?活戶與死戶相對應。活戶就是戶里還有活人，還在原地居住；死戶就是戶里無人了，不是死亡了，便是逃走了。死戶里無人，但賦稅總數未減，這就要活戶包納。這樣活戶的稅更重，逼得他們難以活命，“以致活戶亦逃，熟地亦荒”，“此逃累”彼，殘民漸至無民，殘土漸成廢土。”這就是在長達17年的時間內；慶陽的社會難以安定，生產和經濟未得到根本恢復，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根本原因。傅宏烈把慶民悲慘境遇的根本原因歸結在清政府的重賦暴斂政策上，大膽為民請命，這是他難能可貴處之三。
四、越級上奏，救民急於救水火。按照清朝的規定，知府的秦，疏只能報經巡撫同意後才能上達。但甘肅的原巡撫劉秉政雖已接到他的繕疏(即原繕寫的奏疏副本)後，突然奉命調走，不便查驗；新的巡撫劉斗才接上省務，又無暇查驗。加之朝廷又頒發旨意，禁止臣下隨意去巡歷，而老百姓不可能跑上兩千多里路去抗訴。在這種情況下，他只能越級上奏了。越級上奏也是一種罪名，但傅宏烈在所不顧，這是他難能可貴處之四。
傅宏烈作為封建社會的中層官吏，卻有如此難能可貴處，可見。其親民之情、愛民之心、急民之需的思想。封建社會裡不是有清官、貪官、庸官之分嗎?他就是那種清官。清官難得，得到一位，黎民百姓必然趨之若鶩；清官為民辦一件好事，百姓報之以十，這就是慶民要為傅宏烈建祠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