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生生活
俞廷舉生當乾嘉之際，由於受家庭和社會的影響，曾一度熱衷於科舉功名，乾隆癸未(公元1763年)被送入桂林秀峰書院讀書，與當時的同學朱芬谷、朱野塘、瀋北溟、朱桂水號“飛雲五子”。乾隆戊子(公元1768年)中舉人後，正想赴京會試，船已買好，卻遇弟病，遂“重手足而薄功名”，攜弟養病而止。為此，左方海在《一園文集序》中對此事感嘆道：“今天下士，不難有才，而難有品，才品兼優，尤為難見。”弟病未好，廷舉自己又病，且一病八年，“床頭藥物朝夕相伴”，直到30歲出頭，才兩赴會試，但命運不佳，“文雖絕妙，未獲朱衣點頭。”後來被推薦才到四川省當了一名縣令(一說為營山縣令，一說為定水縣令，待考)。時已三十有六。
地方修史
他對地方修史工作的求實態度，以實為本。
他在辭去定水縣令以後，由於文品兼優，被委任為《四川通志》的纂修官。為了使修志“務求實在，不可虛浮”，他致信給總裁——當時的四川觀察沈清任，闡明自己對修史的立場觀點、方法步驟，全文洋洋灑灑，痛斥修志中存在的種種弊端，可謂一針見血。故筆者不得不大書而特書，以饗當今修史者及讀者。
首先，他認為修史應以人為本。他以元代揭奚斯修宋、遼、金三史為例：丞相問其修史以何為本?揭奚斯答：“用人為本。”俞廷舉認為，修史“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正心術為第一”。
第二，他堅決反對以本地人修本地誌。認為以本地人修本地誌，斷乎不可。自己的祖父弟兄家庭獨詳，他人皆遺而略，大拂人心。人謂某姓家譜；凡相好親友，不論污吏銅臭亦皆立傳；至於節婦非錢不載，全以利言。修志要另聘外省以及別州縣有人品學問者，秉公認真，不許徇私；如無其人，地方官賢者即令自己認真纂修。
第三，在選擇入史人物上，他認為，庸惡陋劣雖大員顯宦不錄，不可以其人顯貴而附之。在具體操作上，他認為一切人物立傳之後，即大張告示，開單示眾，眾服者始令人載，否則刪去，以免假偽；其前已修而未公者，即令眾人從直指出，登時更正，倘有徇私負國不服者，允許眾人來局呈明，以便核其是非邪正，罰令重修。
第四，在文字上，傳宜簡而不宜繁，事宜實不宜虛，如一人為官而祖父三代皆為立傳，眾人捐資而一家獨自修譜，是豈有此理!若有才學者，是非公私，__望自知，何難指摘改正，豈可聽其如是。今州縣尤擇有人品學問者，為之主持公道，維持名教，認真採訪，不許遺漏，不許徇私，不許潦草；如有，唯各州縣是問。
俞廷舉關於修史的論述，在情在理，於世大有裨益，可惜乾隆以下的全州縣誌均未收載，而只選錄他的《秦良玉傳》。
俞廷舉秉性剛直，不阿上司，稍不如意，“便乞五柳之還”，在官僅10年，便辭官歸田。回鄉後，“終日不以飲酒弈棋為樂，而以著書立說為任”。
左方海稱“全州水土堅厚，地氣剛勁”。縱觀俞廷舉的一生，官場政績似乎不大，主要原因是他剛直耿介的性格、不合時宜的觀點影響到他的仕途。而他的文章卻寫得文氣縱橫跌宕，原因之一是他抱定“人生天地間，富貴功名天能限之，詩文著作天不能限之。吾人嘯歌一室，得數寸書垂之人間，聽人取捨，未始非人生之一幸。”這種樂觀豁達的人生觀，使他甘於淡泊，急流勇退，不為名利所動。原因之二是他懷才不遇，發乎於情。朱桂水說俞廷舉“因不遇而其詩因此而愈工。然而天地間情之所鍾，發於不已。當窮愁困苦之時，呼天不應，叫地無聲，問之父母不能答，問之兄弟不能對，問之宗族鄉黨朋友而皆不能言，斯時才搔首抑鬱，正萬難可解者也惟有一筆墨於此。”——是可謂“鹽車神駿未遇伯樂”而發以長鳴也!
作品文集
《蔣文定公湘皋集》四十卷（明蔣冕撰 俞廷舉輯）、《一園文集》、《金台醫話》(中國醫籍)、《靜遠樓詩集》、《四川通志》等。
其中，《一園文集》曾在嘉慶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刻印，1935年又重刊，但僅印百餘本。2001年再刊。
《桂林山水歌》
“桂林山水天下無，青羅碧玉色色珠。突兀一峰沖天衢，萬笏千筍平空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