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克魯格曼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貨幣危機與匯率變化理論。他創建的新國際貿易理論，分析解釋了收入增長和不完善競爭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他的理論思想富於原始性，常常先於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經濟問題，然後建立起令人讚嘆的深刻而簡潔優雅的模型，等待其他後來者的進一步研究。他被譽為當今世界上最令人矚目的貿易理論家之一，而他在1994年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預言，更使他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他目前擔任著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政策諮詢顧問。1991年，他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獲得克拉克經濟學獎的第五人。2008年,克魯格曼獲得該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克魯格曼是主流經濟學派的衣缽傳人和捍衛者，是薩繆爾森和索羅的愛將（他們三人同處一個辦公套間）。但同時，克魯格曼又是一位急先鋒，敢於向任何傳統理論開戰。在過去十餘年間，他出版了近二十本著作，發表文章幾百篇。他的文筆清晰流暢，深入淺出，不僅是專業研究人員的必讀之物，更是普通大眾的良師益友。在公眾的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眾經濟學家
1953 年，克魯格曼出生於一個美國中產階級的家庭。他在紐約的郊區長大，從約翰·F·甘迺迪高中畢業後，他來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經濟學。大學時代的克魯格曼似乎更偏好歷史，經濟學的專業課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歷史課。不過，是金子總會發光。大學二年級的時候，著名經濟學家諾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魯格曼的一篇關於汽油的價格和消費的文章後，為他對經濟問題的深刻理解所打動，立即邀請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學畢業後，在諾德豪斯的推薦下，克魯格曼順理成章地進入了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這個期間，由於個人問題，他的情緒比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論文以後，他奔赴耶魯大學任教去了。
克魯格曼的關鍵思想是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
成就初見
克魯格曼在耶魯大學也不得志，由於性格太強，他得罪了不少人，連研究生獎學金也丟掉了。1978年，他去探訪著名經濟學家多恩布希（《總量經濟學》的作者），多恩布希的鼓勵使他找回了自信，他發現自己找到了打開成功之門的關鍵。他開始寫一篇關於壟斷競爭貿易模型的論文。
當年7 月，他把這篇論文提交到國民經濟研究局的暑期研討會上，參加這個會議的都是當時國際上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當他開始宣讀論文時，人們沒有加以注意，都在相互交談。漸漸地，大廳安靜了下來，人們停止交談，專心地傾聽克魯格曼的演講。克魯格曼一夜成名了！克魯格曼回憶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鐘。”
忙碌生活
接下來的日子裡，榮譽和金錢接踵而未，克魯格曼開始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發表演說，參加研討會，會見各式各樣的人。但是他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在忙碌的應酬之餘，仍然潛心於學術研究。
1982 年，克魯格曼剛從瑞典的一個國際會議回來就接到費爾德斯坦的電話，邀請他去華盛頓任職，擔任經濟顧問團國際經濟學首席經濟學家。華盛頓的經歷並不愉快，他發現，在這個地方，好的分析者並不受重用，馬屁精倒是如魚得水。很快，他就產生了厭倦，不過，在華盛頓他又發現了自己的另一項才能：用簡明易懂的語言講述 嚴肅的經濟學問題。1983年的總統經濟報告就是由克魯格曼主筆的。
華盛頓的一年使克魯格曼身心俱疲。很長一段時間，他既不做學問，也不問政治。不過在外人看來，他混得很不錯：年紀輕輕就成為終身教授，拿著豐厚的薪酬、常常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參加各種會議，甚至還寫出了幾篇挺好的論文。不過，克魯格曼的內心極為失落，他說：“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沒什麼可抱怨的。但我的參照對象是同輩中最成功的經濟學家，我還沒有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創作歷程
1987年，克魯格曼開始重新恢復了創造力，他寫出了大量高質量的論文——第三世界債務減免、歐洲貨幣體系的作用、貿易集團化。這些文章獲得的好評打消了他對自己研究能力的懷疑，他開始開闢一個新的領域——新貿易理論。這些成就使他獲得了約翰·貝茨·克拉克獎。
1988 年，克魯格曼出版了《期望減少的年代》一書，該書一出版即在美國引起轟動。他與奧伯斯法爾德合著的《國際經濟學》成為各大學和貿易公司的標準教材。各大公 司的總裁在看到他所著的書之後紛紛找上門來，請克魯格曼為他們作商業諮詢。為此，克魯格曼專門雇了一名經紀人，不是為了拉更多的客戶，而是為了提高價格， 使商人們望而卻步。這段時期克魯格曼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課題——經濟地理學。他雄心勃勃地想把這個課題發展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並在這個領域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1992 年的總統選舉使克魯格曼在全美國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風頭，他在電視上的經濟演說給柯林頓極大的幫助，但是柯林頓在執政之後並沒有啟用他為總統經濟顧問，而是 選擇了伯克利大學的女經濟學家泰森，原因在於克魯格曼的性格過於剛直，在華盛頓和學術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魯格曼自己也說：”從性格上來說，我不適合那種職位。你得會和人打交道，在人們說傻話時打哈哈。”
1996年克魯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驚，他出版的《流行國際主義》一書大膽預言了亞洲金融危機。該書在短短兩年內重印了8次，總印數達120萬。同時，克魯格曼的經濟地理學研究取得了明顯的進展。經濟學界的許多人已經斷言：克魯格曼三年內必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克魯格曼成為焦點中的焦點，他與奧伯斯法爾德合著的《國際經濟學》第四版也已經被翻譯成中文出版。
面對榮譽，克魯格曼是怎么想的呢？他說：“我們都想得到權利，我們也渴望成功，但是對我來說，最好的回報就是理解帶來的快樂。”
主要著作
主要代表作有：《期望減少的年代》、《亞洲奇蹟之謎》、 《蕭條經濟學的回歸》 、《流行國際主義》、 《國際經濟學》 、《大破解》、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等。
諾貝爾獎
要說2008年最熱門的經濟學家，那應該非新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保羅·克魯格曼莫屬了。
他始終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有力競爭者。
有經濟學者評論：“如果諾貝爾經濟學獎要頒給國際金融領域的研究者，那就一定會頒給克魯格曼，因為他是這個方向的一個開創性人物。”
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一次定格金融學領域是在1997年，當時，斯科爾斯和默頓兩位學者，因其在金融衍生產品理論方面的貢獻摘得桂冠。而1997年也正是爆發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金融動盪的年份”。
有學者說，此次源自華爾街的金融風暴，使得人們更加關注大規模、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並企圖尋找緩解危機衝擊的有效方法。在這種情況下，諾貝爾經濟學獎自然會更加關注金融領域的研究成果。
此前，令克魯格曼名聲大噪的是他的一個預言。1996年，克魯格曼曾在其《流行國際主義》一書中就預言了亞洲金融危機。他提出，所謂的“亞洲奇蹟” 是“建立在浮沙之上，遲早會幻滅”。他認為，亞洲在高速發展的繁榮時期，已潛伏著深刻的經濟危機，將在一定時間內進入大規模調整。1997年，該預言成功驗證，有力奠定了克魯格曼作為“新一代經濟學大師”的地位。
因此，在華爾街金融風暴引發全球金融動盪之時，克魯格曼對當前形勢的評價，越發引人關注。
“按照我的判斷，當前普通美國人的命運與經濟普遍增長的脫鉤，在美國近代史上是史無前例的”，他猛烈抨擊了布希和執政的共和黨人。事實上，在近些年來，幾乎布希政府所有的政策，都將會成為這位在《紐約時報》網站上勤奮寫作部落格的經濟學家批評的對象。
他在《布希之後--新保守派的終結與民主黨人的時刻》中描述了保守派占領華盛頓並在經濟繁榮時期分化美國社會的手段。由於豐厚的稅收優惠，美國的富人越來越富，企業的盈利被投放到至今不為人知的領域。“相反，大多數雇員的薪水幾乎跟不上通貨膨脹的腳步”，克魯格曼說。
他總喜歡提起自己青年時代的“失落的天堂”——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那時成為眾所周知的中產階級社會。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中，他在書的第一頁開篇便寫到：
“我生於1953年。與同輩人一樣，我把自己成長於斯的美國的一切都市委理所應當的。事實上，如許多同輩人一樣，我嚴詞抨擊美國社會種種甚為真切的不義現象，遊行抗議對高棉的轟炸，為自由派政治候選人挨家挨戶的奔走。只是在後來的回想中，我才明白的意識到，自己年輕時所處的政治與經濟環境是一個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國歷史上一段不同尋常的篇章。”
他認為，這樣的天堂社會背後的推動力是總統羅斯福的“新政”。正是新政開始大力實施的“自上而下的收入和財產再分配”使美國社會獲得了繁榮。直到 70年代，政府才開始以某種形式“撤回”這一政策。這個本來按照歐洲標準衡量就很糟糕的社會福利國家被拆卸得七零八落，盛極一時的工會如今已經大不如前。
克魯格曼認為，再次扭轉這一趨勢的時刻到來了。正因如此，他主張不再選舉共和黨人作總統。他主張回歸羅斯福和杜魯門所代表的價值：“為了像羅斯福帶領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誠實、有效地進行伊拉克戰爭，我們的做法也許至少要有一點兒像'新政'。”
而在面對榮譽時，克魯格曼說：“我們都想得到權利，我們也渴望成功，但是對我來說，最好的回報就是理解帶來的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