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生涯
保盧斯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保盧斯所屬的第111步兵團為西線戰場的主力。而他於1914年秋在法國的孚日和阿拉斯經歷了生平第一次戰鬥，但不久後就因為疾病而撤回，並於南線的馬其頓中作為軍方辦公人員。直至戰爭完結，他已經晉升為上尉。
一戰過後，德國被迫簽署凡爾賽條約，並被迫裁軍。幸而，保盧斯留下來，並轉往裁軍後的斯圖加特第11步兵團作為一連長。他在1921年至1933年這段動盪的時間內曾經當過形形式式的職務，並在1934至35年間擔任摩托化旅的指揮官。在1939年，他更獲晉升為少將。
二戰生涯
保盧斯在史達林格勒戰役這段時間內，他一直服從希特勒的命令，按照他的命令來調整兵力，即使後來被敵軍包圍也是如此。由於希特勒過度分散兵力，使得對史達林格勒作戰的德軍第6集團軍並不能得到集中的火力支援。此外，曼施坦因元帥及保盧斯本人的失誤也導致了第6集團軍被重重包圍，再加上史達林格勒軍民受到史達林的指令死守該城，都使得德軍在突擊及進攻上有很大的障礙。因此，保盧斯知道自己已經回天乏術，便向上級指示請求投降，結果遭希特勒的拒絕，並且還被下令死守到底，此時的保盧斯已經心灰意冷，將當年自己的結婚戒指放進了寄給妻子的信封里，通過最後一批離開史達林格勒的飛機帶回德國，而希特勒此時卻將保盧斯提升為陸軍元帥，但保盧斯知道這其中的含義，希特勒是想讓自己自殺，從而與第六集團軍英勇犧牲的故事保持一致。可最後，保盧斯還是違抗了希特勒的命令，率領第六集團軍的殘部向蘇聯第64集團軍第38步兵旅投降，剛巧前一天希特勒便空投了元帥軍銜予保盧斯。保盧斯的投降及德軍在史達林格勒的退潮都使得德軍開始節節敗退，最後更在1945年5月7日正式向盟軍投降。而保盧斯就以戰俘的身份送往盟國軍事法庭受審。
在史達林格勒保衛戰的最後幾天，希特勒授予自己心愛的將領保盧斯以元帥軍銜，元帥肩章是通過空投送到保盧斯被圍的史達林格勒近郊的。
在保盧斯一行被俘前一天，廣播中傳來了保盧斯被授予元帥軍銜的訊息。他馬上把這一訊息寫進了每個德國士兵都有的《士兵手冊》上。由於當時根本不可能把元帥肩章送到保盧斯手中，所以他被俘時佩戴的是上將肩章。當蘇軍按肩章叫他的軍銜時，他連忙作了糾正。
保盧斯領導的德軍第6集團軍兵力達33萬人，是一支裝備精良的精銳部隊。它被圍而且被徹底擊敗後，希特勒氣得無法自制。他企圖收回前幾天授予保盧斯元帥銜的決定。他邊跺腳邊喊，說保盧斯欺騙了他，沒有開槍自殺，卻當了俘虜。
當時德軍領導人開會的紀錄在戰後落到了蘇聯情報部門的手中。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史達林格勒局前局長亞·沃羅寧在回憶錄中寫道：“希特勒氣呼呼地說，保盧斯怎么能向布爾什維克投降？他本來可以開槍自殺嘛！如果怕開槍，也可以讓人活埋啊……”
根據有關情報，當時納粹德國間諜機關已經策劃了一個營救保盧斯回德國的計畫。
正當德國人緊張地制訂營救計畫時，保盧斯及其他被俘的德軍將領先是被送到在戰爭中幾乎沒有遭到破壞的史達林格勒南部的別克托夫卡區，後又送到荒原小鎮扎瓦雷吉諾。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一個營負責看守這些高級俘虜。
剛到扎瓦雷吉諾，保盧斯就求見蘇聯指揮部的官員。負責俘虜安全的沃羅寧在一間小屋裡會見了保盧斯。沃羅寧在回憶錄中寫道：“他見到我後沒有站起來，而是馬上提意見。他提了三條意見：一、俘虜只有一頓早餐，但他們已經習慣了吃兩頓早餐；二、從沒有向他們提供乾白葡萄酒；三、無報可看，不了解戰場的情況。我仔細地聽他說完，稍作停頓，解釋說，我可以回答您提出的所有問題。首先我要提醒的是，你們現在是俘虜而不是在度假，是當俘虜！生產乾白葡萄酒的克里米亞仍在德軍占領之下。我們每天都供應你們伏特加。你們肯定能吃飽，營養足夠，所以一頓早餐就夠了。”沃羅寧沒有拒絕俘虜的所有要求，他答應經常讓俘虜看報，當然只能看蘇聯的報紙，而不是德國的報紙。還答應設法為他們提供咖啡。
這時，德國人正在想方設法將保盧斯元帥救回德國。相鄰地區已經發現了好幾批企圖潛入扎瓦雷吉諾的德國空降兵，但都被消滅。很快這個小鎮的上空也出現了德國飛機。它們開始時只是偵察飛行，沒有轟炸，也沒有掃射，轉幾圈就飛走。為了加強防衛，小鎮又增加了一個營的兵力。一天以後，乾脆把俘虜轉移到了莫斯科以東的小城蘇斯達爾。當地的一所修道院成了這批高級俘虜的集中營，他們被安置在修道院的單間居室里，嚴密看守。
這些俘虜在蘇斯達爾住了大約一年後，一天，集中營負責人諾維科夫上校把保盧斯叫到辦公室，原來是保盧斯的妻子來了信
至於這封信是怎樣從德國柏林送到蘇斯達爾的，詳細情況不明。很可能是某一位德國特工不顧生命危險，把保盧斯被俘的訊息告訴了遠在德國的他的妻子。保盧斯的家人起初相信納粹的說法——當時納粹向世界透露了三種說法：一是保盧斯元帥服毒自盡；二是他身負重傷後被俘，受到了嚴刑拷打；三是保盧斯像一個真正的軍人那樣戰死。
史達林格勒戰役結束以後，德國舉行了全國哀悼日，承認自己遭到了失敗，並為保盧斯舉行了葬禮。在葬禮上，希特勒親手往空棺材上放入未來得及授給保盧斯的鑲有鑽石的元帥杖。
妻子的來信使得保盧斯作出了一個不平常的決定。1944年8月8日他通過電台號召德國人民離開元首，行動起來拯救祖國。為此必須立即停止已經遭到失敗的戰爭。保盧斯後來在紐倫堡審判庭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1946年2月11日，他在法庭作證，說道：“與希特勒的罪行相比，蘇聯人民在正義戰爭中作出的犧牲顯得尤為高尚。”同時他承認自己犯了罪，“我在史達林格勒執行上級的命令，這是蓄意犯罪……”
戰後生涯
保盧斯1952年2月29日，當時的內務部長克魯格洛夫致信史達林：“1952年2月26日凌晨，德國前元帥保盧斯突然暈倒並短期失去知覺。由於長年過著俘虜的生活，保盧斯精神不安。我認為，提出釋放保盧斯並讓他返回德國的問題是適宜的。”這期間，保盧斯正幫助蘇聯歷史學家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驗。所以史達林命令部下轉告保盧斯，他很快就可以回德國。不過，準許他回國時，史達林已經離開了人世。
在戰後，他在紐倫堡審判中被盟國判處監禁，但在1953年獲釋，兩年後被遣送回國。保盧斯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後，住在德勒斯登，此時他在蘇聯控制的東德擔任檢察官一職，擔任過內政部的顧問。德國人，尤其是有親屬在東方戰場死亡的德國人都詛咒保盧斯，指責他未能拯救裝備精良的30餘萬大軍，自己卻苟且偷生。這個罪名一直伴隨他到生命結束。在他被俘整整14年後的那一天——1957年2月1日，他永遠閉上了眼睛。
保盧斯在自己的集團軍覆沒前不久把兒子亞歷山大·保盧斯送回了德國。數年後，他兒子在法蘭克福用父親留下的檔案出了一本檔案集，題目叫《我履行了遺願》。保盧斯從未寫過回憶錄。他兒子終生都在為父親恢復名譽而努力，直到1970年開槍自殺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