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杭州城裡鬥蟋蟀活動十分活躍。據西湖老人《繁勝錄》載，當時的杭州人極喜養鬥蟋蟀，“促織盛出，都民好養”，街上專有蟋蟀市場，供愛好者選購：“每日早晨，多於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而且因為玩者眾多，城外農民專有人捕了來賣給城裡人，並出現了專以馴養蟋蟀為職業的所謂“閒漢”。
鬥蟋蟀也受到統治者的青睞。南宋太師平章賈似道就是一個著名的蟋蟀迷。據《宋史》載：“襄陽圍已急，（賈）似道日坐葛嶺，起樓台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唯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鬥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大事耶？”當時蒙古人進攻中原，形勢十分危急，但作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的賈似道，卻置國事於不顧，仍然還在陪著群妾鬥蟋蟀玩樂，可見其何等昏庸！不過，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使他背上了千古罵名，後人戲稱之為“蟋蟀宰相”；而且自此之後，鬥蟋蟀之戲也因他而成了“玩物喪志”，乃至誤國誤民的代名詞。
從另一方面看，拋開賈似道為政的功過不講，單就他玩鬥蟋蟀的技巧來說，我們不能不承認，確有很值得稱道的東西。他對蟋蟀不僅是玩玩而已，還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寫的《促織經》，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研究蟋蟀的專著。此書共二卷，分論賦、論形、論色、決勝、論養、論斗、論病幾部分，對蟋蟀的各個方面都進行了詳盡的論述。雖其中不免虛妄，但總的來說，確是當時人玩鬥蟋蟀的總結，極多科學的內容。後來出現的一系列《蟋蟀譜》《促織經》，幾乎無一不是以賈氏《促織經》為藍本，除了內容上稍有增益，體例上沒有什麼突破。賈氏《經》前有一段《促織論》，是一篇內容豐富的蟋蟀專論，作者首先探討了人們玩鬥蟋蟀的原因，主要在於蟋蟀雖為“微物”，卻有“似解人意”的靈性，尤其是二雄相爭的“英猛之態”，是其他小生物所不具備的，而這正適應了尋勝獵奇的“人之所好”，故君子“取而愛之”。他還通過對鬥蟋蟀歷史的考察，進一步說明這項活動所以受到公子王孫，乃至庶民百姓的喜愛，有其必然性。另外他對蟋蟀的生活習性、品種優劣、調養醫病諸問題也有精闢的見解，並對蟋蟀的形、色、斗、養等問題有更細緻的論述。總的來看，賈氏第一次對蟋蟀進行了系統而全面的研究，他的《促織經》實際上建構起獨具特色的“蟋蟀學”的雛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