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典與中古漢語辭彙研究

漢文佛典，包括翻譯佛典與本土佛教撰述，對於漢語辭彙史的研究來說甚至具有比同期中土（世俗）文獻更高的史料價值，特別是在中古時期。 ”我們同樣可以說：不研究漢文佛典，就無法寫出真正的中古漢語史，特別是中古漢語辭彙史。 這樣，本文的主要工作就在於，第一，揭示漢文佛典對中古漢語辭彙史研究的重要意義；第二，探討翻譯佛典對中古漢語辭彙發展的巨大影響。

朱慶之1990年四川大學漢語史專業博士論文，台灣文津出版社出版，1992年7月初版，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第18種，ISBN 957-668-015-8
內容提要：
本文宗旨在於利用漢文佛典語料研究中古漢語辭彙史的若干問題。
所謂“中古”本是一個比較含混的時段概念，我們用來指東漢魏晉南北朝。由此上溯，秦代以前是上古時期，當中的西漢是上古至中古的過渡；由此向下，晚唐五代以後是近代時期，當中的隋唐是中古至近代的過渡。
以往的有關研究主要是通過傳世的中土（世俗）文獻來了解中古時期的漢語狀況，看不出它與同樣反映在文獻中的上古漢語有太大的不同。因此，學術界對中古時期漢語尤其是漢語辭彙的研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然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缺憾。僅僅就作為漢語基本要素之一的漢語辭彙而論，其發展演變經歷了漫長的時期，而中古是當中一個變化劇烈、十分關鍵的重要時期。這時明顯可見的是，新詞大量出現；大多數舊詞的意義發生了類型各異的演變，產生出了許多新義項和新用法；同義詞顯著增加，提高了漢語的表達精度和修辭能力。與此同時，辭彙雙音化真正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並迅速得以實現，具體表現為舊有的過去由單音節詞表示的概念大都有了雙音節形式，而新概念則基本上都由雙音節形式表示；各種構詞方法亦已基本完善。
不過即使是上述這些初步的認識單靠中土文獻也是無法獲得的。雖然人們對漢語在唐代已然的巨大變化感到驚嘆之餘曾經推想其過程應當開始於唐代以前，但由於證據的缺乏僅僅能做出一些推測與懸想。這裡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長期忽視了漢文佛典語料的特殊價值和利用。
漢文佛典，包括翻譯佛典與本土佛教撰述，對於漢語辭彙史的研究來說甚至具有比同期中土（世俗）文獻更高的史料價值，特別是在中古時期。這些數量巨大的極為珍貴的語料為什麼竟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實在是一個難解之謎。甚至可以這樣認為，如果我們能早一點重視佛典材料的利用，漢語辭彙史的研究就可能少走許多彎路，而取得更多的有價值的成果，也許就會對東漢以後漢語的發展演變得出一些與現在不盡相同的認識。道理又是如此的簡單：東西漢之交，古代印度佛教經由西域傳入中原，這個屬於另一文化圈的大眾宗教很快就對中土傳統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致成為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季羨林教授（1987）年指出：“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就無法寫出真正的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甚至中國歷史。”我們同樣可以說：不研究漢文佛典，就無法寫出真正的中古漢語史，特別是中古漢語辭彙史。語言是一切觀念形態的載體，任何一種外來的思想文化的影響無不以語言作為媒介，而語言無疑又是最先感受這種影響並接受這種影響的，閱讀佛典語料，我們不但親身體會到這種影響的存在，而且感嘆這種影響又是那樣的巨大。可是我們已往對這種必然的影響並沒有認真加以重視和研究，尤其是對這種影響缺乏具體的感知。因此，一切的存在都是從老祖宗那裡來的。試想如果我們一旦發現其中有不少是外來的，豈不會導致觀念上的變化？
本文是在通讀了中古全部佛典的基礎上寫成的，主要目的在於把作者從漢語辭彙史的角度在佛典中的所見比較系統地、僅管只是部分地介紹出來，同時也儘可能地探討一下那些語料的本質及其在漢語辭彙發展史上的價值。這樣，本文的主要工作就在於，第一，揭示漢文佛典對中古漢語辭彙史研究的重要意義；第二，探討翻譯佛典對中古漢語辭彙發展的巨大影響。
如同任何研究工作一樣，本文的研究也是受到前哲及時賢的有關研究的啟迪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的。這裡我們尤其要向季羨林和周一良兩位教授表示敬意，作為非漢語專業的專家，他們早在四十年代就分別著文指出了漢文佛典對於漢語史特別是辭彙史研究的特殊價值，並提示印度語文對漢語的一些影響。他們的有關論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價值。近十年來，一批中青年學者在利用佛典語料從事漢語辭彙史某些課題的研究上開始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他們的工作對筆者也有很大的啟發。
本文的討論完全依據漢文佛典材料，只是在個別地方涉及少量的中土（世俗）文獻，這樣做一方面與論題的範圍有關，另一方面與筆者對佛典材料的價值的認識有關，在筆者看來，中古時期的漢文佛典以其數量的質量而言應當用來作為中古辭彙史研究的主體語料。
全文18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