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品英

余品英(1911~1932) 女,沙河人。民國18年(1929)參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9年5月6日商南地區立夏節武裝起義後,她毅然衝破封建世俗觀念的禁錮,加入打土豪劣紳的行列。不久,被吸收參加沙河鄉蘇維埃婦女會工作。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積極動員和組織婦女做軍鞋,照顧紅軍傷病員,為支援部隊作戰作了大量的工作。同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並被推選為沙河鄉蘇維埃黨委宣傳委員。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歷任鄉蘇維埃宣傳委員、區委宣傳部長、中共豫東南道委常委兼婦女會主席。她能歌善舞,誠摯熱情,自編自唱山歌,深得鄉親們喜愛。她負責三區教育和掃盲工作,自編教材,自己兼課,關心教師,多次受到縣蘇維埃的表揚。

民國20年夏,敵人封鎖蘇區,急需抗菌藥品醫治傷員。余品英多次化裝成富家少婦,坐著轎子,往返於敵占區,購回大量軍需藥品。民國21年秋,她在帶領民眾轉移時,不幸落入敵手。殘暴的敵人軟硬兼施,要她穿“紅繡鞋”(兩個燒紅的犁尖),她嘲笑挖苦敵人,毫不猶豫地穿上“紅繡鞋”,敵人的威脅利誘對她毫無作用。最後,她被敵人剁成4塊,壯烈犧牲。

人物事跡

1929年5月,立夏節武裝起義勝利,品英家鄉金寨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品英看到鄉親們打地主、捉劣紳、開大會,心情十分激動。

一天,區蘇維埃政府召開“擴大紅軍”的民眾大會。廣大農民、赤衛軍扛著土銃、長矛,拿著刀,舉著紅旗,敲鑼打鼓,喊著 “擴大紅軍!”、“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實行男女平權!”等口號。品英被這鼓舞人心的情景吸引住了,她看到鄉蘇維埃主席、本家哥哥余品高在台上,便擠到台前問:“品高哥哥,實行男女平等,到底要怎樣個平法?你能教教俺么?”

余品高很喜歡這個聰明的妹妹,早想動員她出來工作,便說:“男人能做的事,婦女也同樣能做,就看你有沒有膽量朝這條路走。”

品英說:“品高哥,您說我應該怎樣去做?我一定聽您的。”

余品高當即分配她組織婦女做二十雙軍鞋,品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任務,並且很快就完成了。她受到余品高和鄉蘇維埃的表揚,被吸收到鄉蘇維埃婦委會工作。

余品英識字又伶俐。參加工作後,她在黨組織領導和幫助下,思想覺悟和工作能力很快得到提高,各項任務都完成得很出色。當年,她就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當上了鄉蘇維埃黨委的宣傳員。

品英參加工作前幾天和未婚夫張瑞林結婚。婚後,夫妻關係恩愛,但由於品英工作忙,回家的時間少,一些好事人就說品英有外心,引起張瑞林猜疑。任憑品英如何解釋,丈夫心中的疙瘩總是解不開。張瑞林一個好友作了一首詩贈給張瑞林。詩云:“庸人自擾奈若何?夫妻亂疑起風波。只因心胸狹窄事,一錯鑄成長恨歌。”

張瑞林是個讀書人,經這一點破,才知道自己錯了,主動向品英道歉。小夫妻從此又和氣起來,品英工作也更加努力了。

1930年春,品英擔任區委宣傳部長,負責全區教育和掃盲工作。在她的努力下,全區六個鄉,很快都辦起了國小,有些邊遠村莊,還辦了夜校、識字班。

為了解決師資不足的困難,品英除了自己兼課外,還辦起了師資培訓班。她要求各鄉蘇維埃安排教師生活,使其田有人耕、地有人種、柴有人打。這樣,教師們就安心工作,認真提高教學質量,三區的教育工作經常受到縣蘇維埃的表揚。

品英辦教育還善於發現問題,並及時想辦法解決。有一次,她發現上夜校的學員們聽課時都在下面打瞌睡。她馬上找一個學員問:“為什麼不聽課?”學員說:“老師教我們念的句子,我們一個字也不認識。”

品英發現這個問題後,便和老師商量,編了一些常用詞識字課本。如“中國共產黨”、“農民協會”、“財主”、“窮人”、“男女平等”、“減租減息”等。從字義到詞義,結合宣傳黨的政策,引導大家識字,邊提高階級覺悟。這樣,有提高了大家上夜校的積極性。

品英還發現,婦女參加夜校學習的很少。她了解到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婦女家務重,走不開;二是封建思想束縛,認為識字沒有用處;更重要的是父母、丈夫、公婆不放心,怕學野了心,走邪了路。品英想:婦女歷來都被認為是家庭的附屬品,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如果婦女再不讀書識字,那何時才能翻身?於是,她召開各鄉蘇維埃婦女幹部會議,把動員婦女上夜校作為解放婦女一項任務。經過宣傳動員,各鄉很快掀起上夜校熱潮。

1931年夏,我軍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敵人為了報復,經常出動飛機在蘇區撒化學毒劑。很多人皮膚感染潰爛,有些人中毒死亡。

這時,余品英已調任豫東南道委常委兼婦女主席。她看到民眾遭受如此痛苦,心裡十分難過。一次,道委討論治癒民眾中毒感染問題,分管醫療工作的同志提出:治療種感染一定要用一種德國產的抗菌素,這種藥,只有到白區去買。但當時到白區的道路都被敵人封鎖,無法通行。品英提出由她親自去商城縣找同鄉、“仁濟藥房”老闆王澤芳。組織上開始不同意,怕她一個女同志會出問題。品英說:“正因為我是個女同志才容易活動。”堅持要去,組織上被她說服了。

一天,余品英化裝成一個賣柴的村姑,和一個老交通員潛入到商城縣城。為了試探敵人的搜查方式,品英開始並未到“仁濟藥房”買藥,而是買了一些迷信品和日用雜貨,同老交通來到南關哨卡。他們發現哨兵們對一些穿著不好的窮人查得很仔細,而對一些闊綽的男女,不但不搜查,還點頭哈腰,施禮放行,這給了她很大啟發。她立即找到“仁濟藥房”老闆王澤芳(王的兩個本家弟弟都是共產黨員),說明來意後,得到王澤芳的大力支持,買到了一些德國產的抗菌素。品英化裝成一個闊少婦,老交通員化裝成傭人,雇了一頂大轎,把藥裝在皮箱裡,放在轎座下面,坐著轎子,向城門南關而來。到了哨卡,敵人剛要掀轎簾,就被品英大罵一頓,敵人嚇得直點頭,乖乖地讓她出了城。

余品英就是這樣神出鬼沒,往返於敵占區,不但買回大量藥品,還購買了很多急需的軍用物品,解決了蘇區當時的困難。

1931年秋,為了配合紅軍主力進行第三次反“圍剿”,豫東南道委命令余品英和道委直屬獨立團第五營營長夏學山帶兩個排兵力,開展游擊戰爭,相機打擊敵人,保衛蘇區人民。

一天,品英得悉敵人在胭脂、河坪、雞蛋坪一帶瘋狂屠殺我紅軍家屬和革命民眾,便決定和夏營長前去營救。不巧,中途和敵五十四師一部相遇,他們多次衝鋒,均未擊退敵人。品英考慮我軍子彈缺乏,不能戀戰,便命令夏營長率部向右側山峰突圍,她帶領警衛員李承貴負責掩護,夏營長堅持由他掩護,要品英帶隊突圍。品英嚴肅地說:“現在不是爭論的時候,你要服從命令。”夏營長拗不過,只得服從,帶著部隊向右側山峰突圍。

品英立即攀上一顆大樹,向敵軍連開數槍,並高聲喊道:“白軍們聽著,我們是紅軍游擊隊,希望你們只和我們交戰,不要殘害黎民百姓。你們也是人,要講良心,屠殺自己的骨肉同胞是歷史的罪人,不算好漢!”喊罷,又連發數槍。敵人聽到這突如其來的喊聲和槍聲,立即撲了過來。

余品英很快溜下樹,和警衛員小李藏進一個深溝石洞裡,敵人嚎叫著搜了一陣,連人影也未見到,只得離去。

晚上,品英帶著小李摸回了娘家。可是,家裡被敵人糟蹋得一片狼藉,空無一人。余品英正想找點吃的,一個連的敵人包圍過來,一部分敵人已竄到門口,品英順手提起一個火爐,向竄進門的幾個敵人砸去,果然有效,敵人被眯了眼,嗆得直咳嗽。品英迅速拉著小李跳出窗子,潛入山林。敵人又撲了個空。

1932年秋,我軍第四次反“圍剿”失利,主力紅軍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國民黨匪軍三十多萬人,乘虛直入,整個蘇區一片白色恐怖。道委指示品英和夏營長帶領一部分逃難民眾向深山轉移,但當他們來到椿樹坳的山嶺時,被敵人包圍了。

狡猾的敵人怕搜山挨我黑槍,便採用“火搜”——放火燒山的辦法。熊熊的烈火從四周直向戰士們和逃難的人群撲來。

“突圍出去,不能坐等燒死!”品英和夏營長商量之後,決定各帶一個排戰士,將逃難民眾分成兩組,向東西兩個方面突圍。可是,品英還沒有走出一個山樑,就有退回的戰士向她報告:夏營長受傷被俘了,戰士們大部分壯烈犧牲,逃難的民眾也多被敵人打死和抓去。品英聽到這個不幸的訊息,義憤填膺,復仇的火焰在她胸中燃燒。她向戰士們高喊:“同志們,為人民報仇的時刻到了!”說罷她命令一個班長繼續組織民眾突圍,自己率二十多名戰士衝出火焰,殺向敵群。血戰半個小時,戰士們大多倒下了。她將僅剩下的兩枚手榴彈蓋子揭開,正準備與敵同歸於盡時,被從後面竄過來的兩個敵人抱住了。

敵人對余品英、夏學山天天審訊,每次都嚴刑逼供。可是,任憑敵人如何兇殘,這兩個堅強的戰士什麼也不說。最後,敵人要他們自首,也被他們嚴詞痛斥。

一天,審訊又開始了。殘暴的敵人鉗來兩個燒紅的犁鏵尖,對品英說:“你們共產黨愛穿紅的,這是給你準備的一雙紅繡鞋。你要自首了,就不用穿了;你要是再硬下去,就請你把它穿上!”

品英說:“難為你們知道我們共產黨的愛好。這鞋,我穿!”說著,她把鞋子脫下毫不畏懼地站在兩個燒紅的犁鏵尖上,頓時一股人肉的焦糊味直刺人鼻,品英雖然痛得大汗淋漓,但未叫一聲。敵人無可奈何,又對夏營長下毒手。他們將夏營長的四肢綁在被拉彎下來的四棵大毛竹上,猛地將竹子鬆開,夏營長被撕成四塊,鮮血淋漓,吊在四棵竹子上。敵團長指著夏營長的屍體,對品英說:“他是你的鏡子。你要是願意自首,我還可以成全你!”

余品英悲憤激昂地說:“不要囉嗦!你們任何手段都嚇不倒共產黨人。我等著你們這一著!”敵人無計可施了,最後將余品英剁成四塊。年僅二十二歲的余品英,為黨為人民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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