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介
明朝初年，何氏始祖先遷汶上石樓，又分遷東平董堂，到了第二代何紀、何宣兄弟回遷汶上，在石樓村東、汶上城西建立了第一個家族姓氏命名的莊園，命名何家灣。
後來成為家族興旺象徵地，清初康熙年間在此村建立何氏宗祠，為何氏家族敬宗收族做了最大貢獻，起到了表率、領袖作用，近代成了家族委員會駐地，現村委會主任為何慶濤，著名影視編導何慶魁與影視明星高秀敏夫妻也是本村人，是一個人才輩出的知名村莊。
何子思想
何子，名休(129年--182年)，後世尊崇為何子，與孔子、孟子、曾子諸賢一併列為先聖。中國東漢時期經學家、儒學大師。字邵公，任城樊（今山東濟寧任城區）人。何子為人質樸多智，精研六經，對“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莫不成誦”。口訥，不善講說，門徒有問者，則用書面作答。詔拜郎中，因不合於自己的志願，以病辭去。他閉門不出，用功十餘年，作《春秋公羊傳解詁》12卷。又注《孝經》、《論語》等。另作《春秋漢議》13卷，以春秋大義，駁正漢朝政事600多條，“妙得公羊本意”。黨禁解除，被召為司徒掾屬，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
何子廢官居家期間，“罩思不規門”，撰寫《春秋公羊解詁》，這部著作一直流傳至今，完整地保留於《十三經註疏》之中。
何子是漢初董仲舒以後最有影響的儒家經學者。東漢一代，古文學興盛起來，學習《左氏春秋》成了熱點。儒學中正統《公羊》學派面臨日趨衰微的嚴峻形勢，不斷遭到古文學家的批評。同時，治《公羊》的學者本身也有不少弊病，如只貴文章而不重義理，偏重讖緯之學等，這些“俗儒”研習《公羊》，“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這就為反對《公羊》學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
至東漢末年，“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的呼聲甚囂塵上，何子感嘆不已：“余竊悲之久矣！”因此，決心繼承漢初以來儒學事業，化了十七年心血，撰成《公羊解訪》，作為兩漢儒學之集大成著作，博採眾家精華。
何子自序雲遵照胡毋生的“條例”，說明他遠襲漢初第一代經師的學說。他還鑽研《春秋》學大師董仲舒的學說，此外，還兼取《嚴氏春秋》和《顏氏春秋》，以及東漢今文學博士李育和博士羊招的學說。何子在總匯前輩《公羊》學基礎上，進一步“自設條例”，就是根據孔子“寓入”經典中的“微言大義”，加以暢通；從而提出一系列待人處事的行為準則，使《公羊傳》成為一部更有系統的今文學經典，反映了何子企圖重振儒學正統昔日盛況的努力。
何子又是繼董仲舒之後發揮政治思想的人。他強調“治世之要務”，力圖挽救東漢末年衰敗的政局。通過《解估》，揭露桓、靈之際君權旁落的景況，斥責宦官專政的腐敗與暴虐，主張選賢與能及輕搖薄賦，反對豪強兼併土地與搜刮民財等等。
何子長於天文歷算，與老師羊弼，根據公羊學博士李育的學說，駁難《左傳》和《穀梁傳》。作《公羊墨守》14卷，《左氏膏肓》10卷，《穀梁廢疾》3卷，人們稱這三部書為“三闕”，言其理論如三座宮闕高不可攀，稱何子為“學海”，十分推重何子的學識淵博。何子還注訓過《孝經》、《論語》等，對漢代史事亦頗有研究，作為先賢被載入《後漢書·儒林列傳》。
何子之所以能在中國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於他豐富和發展了儒學的理論，完整地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學說體系，對中國古代思想的演進尤其是儒學思想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與董仲舒齊名，號為“董何之學”，上接孔孟之學，下續程朱之學。他的代表作《春秋公羊傳解詁》出色地總結了早期儒學的理論，事實上已成為後世儒學的理論核心，並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具體地說，何子的思想建樹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
第一，堅持並發揚以“尊王”與“統一”為宗旨的“大一統”理念。中華文明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獨立起源的文明之一。統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是中華民族高於一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造就中華文明這一鮮明個性特徵的重要因素，在於中國歷史上歷經數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統”思想的潛移默化。而何子對“大一統”思想的闡發和弘揚，在其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
何子繼承前代學者在“大一統”問題上的立場，於《解詁》一書中進一步闡發其堅持統一、反對分裂的觀點。他認為“大一統”是上天意志的集中體現，即所謂“上系天端”，“故假以為王法”。強調指出，“大一統”是事物發展變化的客觀結果，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具有歷史的合理性與哲學的神聖性，這主要體現為天子擁有至高無上的一統權力。所謂“大一統”實際上就是社會政治生活的“大一統”，而社會政治生活的“大一統”，又是以天子為中心的政治上的“大一統”。在何子眼裡，這一切乃是宇宙的法則、萬物的根本。為此，他提倡“尊王”大義，主張維護中央權威，“重本尊統”，“一法度，尊天子”，反對大臣擅權、貴戚秉政，以鞏固封建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第二，闡發與弘揚“仁義”為先的民本主義原則。提倡“仁義”，堅持民本主義立場，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內容，何子繼承了這一傳統，並在東漢末年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揚光大。他認為，為政的中心任務就是推行仁政，實施德治，統治者應該本於“仁義”的立場，努力做到“愛民尊老”、“憂民之急”，以“合諸天道”。他堅持早期儒家“民貴君輕”、“國重君輕”的思想立場，指出“諸侯國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何子認為反抗暴君，乃是廣大民眾的天賦權力，是合理正義的行為，而統治者要想“不失眾”，穩固自己的統治，就必須清明政治，以民為本。具體的做法是：關心民眾的疾苦，傾聽下層的意見，不廢“芻蕘之言”；選拔和任用賢能，遠離奸佞，“達賢者之心”，“不使壅塞”；限制兼併，輕徭薄賦，使民眾能夠獲得基本的生存與再生產條件。
何子的“民本”思想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他提倡“仁義”是直接對著東漢後期不仁義之政而發的。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反襯出桓帝、靈帝等人的荒淫無道；所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其矛頭所指則是東漢末年賢與不肖相混淆，豪族擅權，貴戚秉政的亂象。正是這種敏銳的現實意識和戰鬥精神，決定了何子的“民本”觀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其受到時人的尊重與後人的肯定，殆非偶然。
第三，積極倡導“夷狄進至於爵”、天下一家的民族融合主張。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共同體，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有機組成部分。早在戰國時期，荀子即已指出“四海之內若一家”。何子繼承儒家尤其是《公羊》學派有關民族問題的正確認識，結合自己所處的東漢後期社會現實，提出了富有鮮明特色的民族融合主張，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民族思想。
何子認為，“夷夏之辨”並非種族和地理之辨，而是道德之辨。夷狄與中國、諸夏的區別，實際上是野蠻與文明的分界。這種關係，不是一成不變的，夷狄如果能慕仁義，行禮樂便可以擺脫野蠻狀態，逐漸融入文明社會，成為中國和諸夏的一分子。這樣，他便從夷夏對立的現實大地上一舉而升華到夷夏混同、“王道太平”的理想境界，為未來的“大一統”社會描繪出一幅美好燦爛的圖畫：“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毫無疑義，何子這一思想包含有極其豐富的時代文化意義：首先，它超越了狹隘的夷夏之防，肯定了夷狄向文明進化的歷史必然性。其次，它清除了夷夏之間絕對對立的界限，強調了夷夏關係的可變性。其三，它完整地描繪了大一統理想政治之下的民族平等局面，強調夷狄一旦告別野蠻，走近文明，就能和華夏民族平等和好相處。這樣，便為後世開明的統治者推行“胡漢一家”的進步民族政策，維護大一統格局，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礎。
第四，全面深化以“張三世”為中心的進步歷史哲學觀念。以“張三世”為中心內容的歷史進化觀，是儒學歷史哲學體系中的主導傾向。何子正是以“張三世”說為自己歷史哲學體系構建的邏輯起點並賦於其新的內涵的。他提出了“衰亂世、昇平世、太平世”這一系統化的歷史哲學理論，把242年的春秋歷史劃分成三個不同而又前後遞進的發展層次，從而揭示歷史不可能倒退，而是由低級階段逐漸向高級階段演進的，人類社會總的趨勢是進化，即從衰亂走向昇平，再從昇平走向太平，歷史變易，社會進化乃是普遍規律，不可逆轉。由衰亂而昇平，由昇平而太平的歷史進化理論的提出，是何子對儒學先師“三世說”的創造性發展。它在歷史哲學問題上實現了質的飛躍，代表著儒家歷史哲學理論的最高成就，體現著何子對人類社會的終極關懷。作為一種美好的理想和理性的啟示，何子的“三世說”新義，曾深深地鼓舞了後世追求社會進步的儒生，尤其是晚清以降，中華民族病入膏肓、滑入深淵，何子思想啟發了無數進步的文人志士，使他們沿著這一思路，結合當時的實際從事社會改良活動，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
家學傳承
何子之孫何楨自濟寧遷潛山（安徽境內廬江一帶），到了元朝時期，有一個後代叫何世隆，萬五公子，天縱神勇，決策果斷，糾集了一支起義軍占領州縣，割據滁州為一方梟雄，又很講忠信與義氣，很多鄉民、義士都慕名而至，在他的妥善治理下，境內安定。元惠宗至正14年，公元1354年歲次甲午七月，朱元璋也起兵來滁陽結交他，朱、何會師，世隆率弟兄們積極回響收編，群雄結盟，各路義軍共襄統一大業，以韓林兒為主建龍鳳政權，何授以萬戶侯，接著又升為副督元帥，留守江北重鎮，而當時朱元璋以左副元帥守太平，二人是親信密友共同掌握要職。後朱元璋稱帝建鼎大明，至洪武六年（1373），何世隆元帥征討遼東，至遼陽，掃平遼東行省，又詔以何世隆部督遼東，改為衛所，駐定遼中衛。後又贈為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司，配偶張氏贈為夫人。
《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二十六中載：何世隆，滁州人，神勇而決，當元季群雄割據，世隆糾義兵守滁城，以信義為眾鄉慕，歲甲午秋七月，太祖駐兵滁陽，世隆率所部歸附，授以萬戶侯，仍守滁。丙申升右副都元帥，時州境當兵革之後，民物凋弊，世隆盡心撫綏，眾賴以安。壬寅五月以病終於官。
何世隆在明廷官方史書中所記載並不詳，在開國功臣中排名也不靠前，有失客觀，主要原因是當年歸附的並非朱元璋，滁陽會師，不排除是朱元璋仰慕何世隆大名來拉攏或投奔，後來朱當了皇帝，明廷史官就愛寫某某投奔、某某歸附、某某來降等字眼，其實在一段時期內與朱元璋同為統帥且比朱年長，連輩份都高於朱，朱要尊稱他為老帥。後朱元璋取代龍鳳政權而稱王，何世隆雖被器為重任，卻不是惟馬首是瞻臣僚，兩人的關係很複雜，故在開國功臣里，何世隆排名比較靠後，甚至不如自己的孫子何文輝排名靠前。
何文輝，字德明，頗有祖父之風，性情嚴肅威毅，沉靜果斷有謀略，朱元璋為獲得何世隆的支持，自降一輩認文輝作義子，在《皇明開國功臣錄》卷十五中，何文輝與朱元璋侄子朱文正記在一起，並列成為大明開國名將。文輝歷任大明天寧翼元帥，江西參政、左丞，河南指揮使、大都督府僉事、世襲指揮使，攻克江西、福建、陝西，鎮守陝西、成都、北平等地，戰功赫赫。配豐氏，生五子，環、清、淇、寬、暄。
何環，又名澄，膺楊衛指揮使，調四川成都護衛指揮使，娶王氏，生三子：禎、堙、佑。明史中有載何環於洪武二十二年征韃靼陣亡于軍中，其子何禎又襲指揮使。
何清，又名理，文輝公次子，其生平下文再表。
何琪，或寫淇，文輝公第三子，洪武二十三年從湖廣長沙衛指揮簽事調雲南越州衛指揮簽事，平叛龍海子阿資有功於三十一年升越州衛指揮使司。在留守屯田制度下，舉家遷越。何琪為越州何氏始祖，參見《越州何氏族譜》。
何寬，又寫作罙，文輝公第四子，其生平下文再表。
何暄，或寫作瑄、渲，文輝公第五子，中兵馬指揮，娶前事都督商公女商氏，生四子：禧、祺、祿、琥；生四女：一蜀王妃，一永川王妃，余適宦家。
何文輝五個兒子中，次子何清軍功與勛位尤其突出，早期官居指揮使。洪武三十年三月（公元1397年4月），黎平古州上婆洞（今錦屏啟蒙）侗族農民起義，何清被朱元璋命為參將，隨皇六子楚王朱楨南征平定叛亂。當時，皇六子楚王朱禎為大帥，皇十二子湘王朱柏為副帥，左軍都督楊文為總兵，右軍都督同知韓觀為副總兵，錦衣衛指揮使何清、鳳陽衛指揮使宋忠為參將，領兵三十萬進討，同時命都督顧成率貴州駐軍策應。何清隨朱禎率軍由芷江、天柱、銅鼓向起義軍大本營古州開進，顧成領兵由都勻、榕江東進夾擊義軍。起義軍最終失敗，朱楨、何清等奏凱回南京復命。
建文二年（1400年），何清北上征討燕王朱棣，隨大將軍李景隆會兵德州，白溝河惡戰，指揮使何清與燕王朱棣相遇交鋒，因何清之父與朱棣本是義兄弟，很多南軍也沒怎么抵抗，歸順朱棣。
永樂元年，朱棣向全國各地派出軍事將領，擔任“整肅兵備，安撫人民”的任務，都指揮使何清往浙江都司蘇州衛。當時的政治環境很微妙複雜，何清出水西門走水路，沿大運河北上，在山東境內大運河登岸，潛居到與朱元璋家鄉鳳陽一樣號稱中都的汶上城南門，消失在朱棣的視線里，其家又定居汶上城西郊石樓村，對外稱為洪洞遷民，這就是後人又稱永樂二年自山西洪洞縣老鴰窩遷來的真相。
根據家譜記載，何清先居汶城南門，又定居石樓，陵在城南，有皇帝御祭碑文，其父亦有太祖皇帝朱元璋御祭碑文，其中寫道：“命鎮守要地，出破堅城，所至有功，無所畏避。南征閩越，北取中原，凡隨大將旌旗所至，威望凜然。朕之與爾，義至君臣，恩猶父子”。
石樓位於汶上城西、梁山東關，鄰近大運河，地理位置優越，如同是屯兵紮寨的衛所，何氏遷居此村時，因築有石基樓房，故名石樓，屬於遵義鄉忠信里，石樓村也是遵義鄉的中心，該鄉大致範圍東近汶城邊郊，西到今韓崗鎮接近梁山，北到沙河驛站，南到次邱一帶，據說樓前懸著“忠信遵義”四字匾額，故石樓的樓又名忠義樓，在樓旁建的私塾又名忠義學堂。
何清之所以選擇石樓，一方面也是因為韓氏盤踞韓崗一帶，有韓家十八營之說，自古何韓一家，何清與韓氏家族保持了很好的結盟互助關係，有利於早期的立足與發展。
不久後，四弟何寬遷來石樓尋找兄長，據族老說當年是來送嫁妝，到了後也不願意走了，定居汶上城西北東平州董堂。家學載何清娶汶邑孔公女，汶上孔氏是曲阜孔府大宗戶，當時是衍聖公最近的一支，了解孔氏家學的都知道這一點。又據家譜記載，老四何寬是州同知，相當於現在的副市長，文官，是個飽讀經書的人。明朝建國，重視武學，太祖朱元璋提倡“軍官子孫，講讀武書”，促進了對《武經七書》的研究，同時也促成了軍閥門第讀書治學的風氣，何清、何寬都有這種秉氣，尤其何寬敬仰自己的漢代遠祖何子（何休），因世人一向把董仲舒、何休並稱“董何之學”，故何家所居董堂村不足為奇，何子被世人號為學海，故從明初在董堂的老廟時就掛著“道傳學海”的聯，後來家族分支滕公府號為“學海堂”也是因為何子，因為清、寬的父親何文輝是唐代何蕃後代，而何蕃又是何子後代，在南方何氏族譜有世系不亂，故魯邦何氏正是何子後裔，遷來濟寧汶上也是返回祖里，何子的墓碑正在濟寧任城區何崗村。
何寬時期，繼續沿襲兄長的思想，鞏固與韓氏家族的結盟，並在董堂建立了何祠（即董何堂），在董堂以北建立了韓祠，一南一北相鄰。兩祠文化延續明、清、民國三朝，至文化大革命時才被徹底毀掉，20世紀80年代還有遺蹟殘址可觀，新村規劃逐漸覆蓋無痕。現在還口頭相傳，早期在董堂的何家老廟，文官下轎，武官下馬。何圈村的祖林里也有一個說法，就是老人們功名太旺，何家的墓碑與其他姓的不一樣。
正統年間，何清長子何恕因在兄弟行中居首，以大哥身份約束眾兄弟，何恕，太學生，老譜記載其支脈析居石樓西圈店莊；其弟何忠，字藎侯，太學生，支脈析居石樓南莊；又一弟何怒，字紹由，官拜四品中憲大夫，支脈析居石樓後井上莊；同一時期，何恕另兩個弟弟何紀、何宣析居石樓東邊辟小汶河畔之地立為何家灣，形成以石樓為中心的東、西、南、北四股，後人口眾多，這一帶成為望地。
成化年間，二世祖兄弟們接連謝世，排行在末的老七何著敦親睦族，注重祭祀先人與先賢。何著，進士出身、候補訓導，因河差卓異，褒獎知縣，敕授文林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疏浚山東泉源河道。(《淮系年表》)。何著在疏浚山東泉源河道中兢兢業業被上峰賞識，提拔為縣令。
弘治年間，三世祖何思問中進士，任內閣中書，因為朝廷要查看這批重要幹部的家底，何思問創修宗室譜牒，制訂宗法義律。何思問，字諮廷，弘治辛酉（公元1501年，即弘治十四年）科舉人，壬戌（公元1502年，弘治十五年）科進士，於弘治辛酉年中舉人那年創修了何氏族譜，《汶邑何氏族譜》《滕州何氏支譜》《東原何氏家譜》《平陰何氏家譜》都對他有一些記載。《汶上縣誌》功名錄里也有他的記載，只是在舉人榜單里，這份名單本來就不詳細周全，沒有採集入何思問中進士後的信息。他的信息在他撰寫的文章里也有一些披露，文中載：“余就讀於鄉學，受教於名宿，矢志求道，庇德蔭而舉進，中道命途多舛，宦璫專橫，匡扶無望，榮祿無爭，辭歸擇棲故里矣！”翻譯成今文是：“我從小就讀於家鄉的學堂，受一些名士宿儒教誨，也曾立志求道，承蒙祖上德蔭與皇恩浩蕩，中進士後被舉薦入閣，中間經歷不少磨難可謂命途多舛，無奈宦官奸黨專制橫行，我匡扶社稷的理想實現是沒有希望的，本著榮祿無爭的心態，便決然而去，歸來故里憩居。”由此可見，何思問居官不久後可能被排擠，或見宦官奸黨爭鬥太甚而辭職掛冠歸鄉，又將平時課侄教孫所用的綱紀倫常記述在譜牒上，延承了何子家學，也使得魯邦何氏進入有序的族權時期，後輩與後代們更是號稱“國學文脈世家”，何灣村祠堂里至今掛著“道傳學海”、“學海世澤長”等木刻楹聯，歷來以何子之學為家學之脈，傳承文化，崇儒重教，治學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