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何公敢(1888～1977)，男，原名崧齡，福建閩侯人，1888年出生。曾留學日本，1911年在日本東京參加中國同盟會，鏇歸國參加辛亥革命。後再赴日本，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系，1920年畢業。回國後，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福建省教育廳廳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政治部宣傳處處長。1927年任福建省政府委員、秘書長兼福建鹽運使。1931年任福建省財政廳廳長，福建省財政特派員。1933年任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閩海省省長。1941年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先後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民盟重慶市支部、南京市支部主委等職。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福建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福建省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福建省司法廳廳長，民盟福建省委副主委等職務。1977年8月在福建逝世，享年89歲。
生平
留學舉義何公敢原名何崧齡，福清縣(今福清市)龍田鎮人，1889年生，排行十八。清道光年間，他的高祖父何碧軒從福清龍田遷居到福州朱紫坊。因此，熟悉他的人都叫他為“何十八”，他居然也樂於接受。他的父親經商。他的四伯父何鹹德，進士出身，當過翰林院編修。五伯父何剛德也是進士出身，任蘇州知府，極力支持何公敢讀書。1902年，剛剛14歲的何公敢就被送到日本留學，許多留日學生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何公敢也是同盟會會員。武昌起義成功後，何公敢急赴蘇州，找他擔任蘇州知府的伯父何剛德，勸他起事。何剛德不允，急得何公敢沒有辦法，只好找堂兄(何剛德的兒子)商量，悄悄地用兩床白被套縫成一面大白旗，用竹竿撐著，掛到屋頂上去，然後大放鞭炮，喊著：“蘇州起義了，蘇州起義了!”革命軍一擁而人蘇州知府衙門。何剛德捂著被子大哭，只好宣布起義。這一起義倒讓何剛德撿了一個大便宜，被認為起義有功，民國期間還當過江西省省長。何公敢以革命義士的身份在蘇州起義後，又匆匆回福州參與組織“敢死隊”。當時福州的形勢十分緊張，福州將軍府密探四出，搜捕何公敢，嚇得連他的父親也不敢在朱紫坊老家住，悄悄地躲在南台下杭街的何氏祠堂里。1911年11月8日，何公敢等人組織敢死隊參加于山戰鬥。于山起義勝利後，福建成立革命軍政府，何公敢被任命為“鹽務使”，負責管理福建鹽務。
管理財政何公敢任鹽務使時才23歲，真想轟轟烈烈地乾一番事業。福建歷來食鹽走私嚴重，如能整頓好鹽務，便能讓剛成立的軍政府在財政上得到極大的支持。何公敢決心整頓鹽務，懲處販私的鹽商。可是這些鹽商都不是等閒之輩，他們群起反對，而且都威脅到他的家裡來了，他的父親很生氣。原來何公敢赴日留學的時候，家境並不是太好，全靠父親的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支持，其中一大部分都是鹽商。可是，何公敢說：“我不能因私廢公。”被父親趕出了家門。自此，他乾脆把何崧齡改名為何公敢，晚上就在辦公室里睡覺，把新婚不久的妻子林文卿也扔在家裡不管了。儘管如此何公敢仍然管不了福州的鹽務。福州鹽商的勢力歷來是不能小視的，他們聯合起來，把狀告到軍政府去。軍政府妥協了，把何公敢調到泉州任鹽務使。
1932年，楊樹莊當福建省長的時候，因為何公敢在日本是學經濟的，就請他出任財政廳廳長。何公敢又想進行一番“開源節流”的財政改革。按規定，各廳廳長都有一筆廳長經費，授權給廳長包乾使用，餘款也不上交政府。因此，廳長們都得到好處。何公敢的改革就想從廳長經費開始。他把自己的“廳長經費”取消了，同時要取消福建省所有的“廳長經費”，引起廳長們強烈反對。這沒有人敢幹的事，何公敢卻大膽地幹了。福州民謠：“天下無人敢，惟有何公敢”，對何多少有一些讚譽的意思。他慘澹經營了一年多，財政廳廳長職務又被撤了。
辛亥革命前，何公敢在日本留學時就是高材生。辛亥革命後，他從福州鹽務使調任泉州鹽務使，鬱郁不得志，便第二次赴日本留學，成了河上肇教授最得意的門生之一。1921年他從日本學成回國，適逢陳嘉庚在廈門創辦廈門大學。他受聘為廈門大學經濟學教授兼任總務長。後來何公敢做了福建省財政廳長，鏇即又被撤職，即有上海的商務印書館聘他為編輯主任。他在上海翻譯了一本《財政學》，還編有《英漢字典》和專著《公債》。其中《公債》為“萬有文庫”叢書之一。當時他的境況十分困窘，甚至到了無米為炊的程度。有一次，他的妻子說，“明天已經沒有錢買米了”。無可奈何，他咬咬牙把舊報紙賣了，勉強維持了幾天一伙食費。還有一次妻子說，“明天便是新學年了，孩子們的學費還沒有著落呢!”何公敢不但要負責兒子的教育費，連他幾個弟弟妹妹的學雜費也都由他想辦法，現在可真的讓他山窮水盡無法可想了。妻子說：“你還是把手頭的稿子先拿到書館裡當一筆稿費回來再說。”當時他還在寫《公債》一書，深受啟發，晚上開了夜車趕寫許多篇幅，第二天跑到商務印書館，先預支了一筆稿費才解了燃眉之急，更可喜的是他因此也為社會留下了一本很有價值的書。事後何公敢十分感謝妻子，撰聯稱讚她說：“終身無遺憾，四鄰皆稱賢。”
何公敢對新文化建設是執著的。在王雲五的《四角號碼字典》還沒有開編的時候，他早已有了《三角號碼字典》的書稿送到商務印書館去。1934年“閩變”失敗後，他流亡到日本、香港，仍然堅持學習《資本論》，並撰文結集在香港出版。1948年，他在上海創辦《展望》及主編《孤軍》雜誌，鼓吹民主革命。同時還擔任過福建學院院長、福建體育學校董事長等職務。解放後，他仍然積極地編撰《新時代辭典》和《漢字檢字法》兩部大部頭工具書。
《孤軍》創刊於1922年，是當時在上海以至全國比較有影響的政治刊物。一批上層知識分子圍繞《孤軍》逐漸形成一個被稱作“孤軍派”的政治派別，最鮮明的目標是“打倒軍閥”。“孤軍主將”為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陳慎侯。陳慎侯親自起草《孤軍宣言》，但第二天便病逝。在傷痛之餘，何公敢又得到郭沫若等朋友的支持，勉為其難地成了主要負責人。《孤軍》的創刊號就有他寫的《譯<努力周報>的政治主張和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努力周報》表現胡適之一派的政治主張。在今天看來，何公敢的觀點不一定正確，但能縱談時勢，不畏強權，確實也難能可貴。《孤軍》出版後，得到國內外知識分子的熱烈回響，特別是當時留學日本的學生踴躍加入《孤軍》雜誌社附設的“孤軍經濟研究會”，成為《孤軍》戰鬥的基本隊伍。研究會經常組織經濟和社會革命策略問題的討論。有一次在上海永安公司的屋頂花園，阮肅清和林植夫議論不合，還各擺架勢揮拳相鬥呢!可見其認真和熱烈的程度。以後他們每年暑假開一次大會，第一次在日本京都，第二次在日本箱根溫泉，第三次在杭州“花港觀魚”，最後一次在廬山海會寺。《孤軍》毫無保留地發表左、中、右各派的觀點，因此一方面被誤認為國家主義派，一方面又被認作是在宣傳共產主義，以至於在北京、江西、雲南等省市，都被禁止發行。有一篇《帝國主義鐵蹄下的中國》，其作者漆樹芬還被認作是共產黨員而被軍閥所殺害。
《孤軍》參加過許多社會活動。如1927年，為配合紀念“國恥日”，出版了“五九”紀念專號。1924年9月，江、浙發生齊(齊燮元)盧(盧永祥)戰爭，《孤軍》發起調查戰禍工作。何公敢親自寫有《瀏河兵災調查記》。此外還有郭沫若寫的《到宜興去》，劉友惠、李心民寫的《無錫兵災調查記》。1925年“五卅慘案”，《孤軍》迅即發表《本社關於“五卅”的表示》，還發表羅益增的《上海慘案給予我人之教訓》。
《孤軍》因為不依靠政府，發揮獨立戰鬥的作用，所以經濟來源是很困難的。除了每本可以賣兩毛錢(有時只賣一毛錢)外，其餘全靠有識人士的捐贈。如1924年的“戰禍調查”，江蘇省的陳陶遺先生捐贈400元。當時在日本的郭沫若知道《孤軍》的印刷費無以為繼，慨然答應把商務印書館要付給他的400元稿費全數撥給《孤軍》。如此這般，《孤軍》經過3年不平凡的奮鬥，改為《獨立青年》，並組織“獨立青年黨”。但“獨立青年黨”只是在名義上成立，並未有任何具體組織。1927年，胡漢民邀請何公敢和他的《孤軍》同仁參加國民黨，“獨立青年黨”宣布解散。但由陳立夫和陳果夫操縱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卻不肯發《國民黨黨員證》給何公敢等人，以至於何公敢始終不是一個國民黨黨員。
大革命時期，陳銘樞執意要請何公敢任十一軍宣傳處處長。他同陳銘樞的關係十分融洽。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犯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他積極支持十九路軍。1933年11月被調往福建的十九路軍發動“閩變”，成立“中華共和國”(又稱“福建人民政府”)，何公敢積極回響。他的家和同樣住在朱紫坊的薩鎮冰家毗鄰，許多“閩變”的計畫都是在薩家和他家商定的。何公敢第一批簽名參加了以陳銘樞為首的“生產人民黨”，成為“閩變”的中堅分子。11月20日，他作為福建省的第二名代表參加“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當晚被大會主席團公推為“人民革命政府”的11個委員之一。22日被“人民革命政府”任命為“閩海”省省長，24日宣誓就職，表示要解放農工，一致起來向共同的目標努力，打倒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南京政府。12月，何公敢以連江縣為“試驗田”，頒布《連江計口授田暫行條例》，著手進行“計口授田”的土地改革。但“閩變”只經歷54天，不幸失敗。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停止辦公。翌日，何公敢等人乘汽車離開福州南下，以後流亡日本、香港，同李濟深、黃琪翔、陳銘樞、蔡廷鍇等一起，總結經驗教訓，決心繼續從事抗日反蔣活動。
迎接解放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何公敢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戰地文化服務處總幹事和政治部設計局委員駐在武漢。當時的第三廳廳長為郭沫若，他和郭沫若有很深的友情(1977年何公敢逝世的時候，郭沫若特致唁電憑弔)。後來，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他也從武漢撤退到了桂林，又從桂林撤退到重慶，一路上在日本飛機轟炸的瀰漫硝煙中死裡逃生。到重慶的時候，蔣介石通過陳布雷透出訊息說，可以撥出一筆錢讓他寫書去，不要再搞“第三黨”的活動了。陳布雷是他在商務印書館裡的同事，這時正“紅”得發紫。但何公敢沒有聽陳布雷的遊說，同沈鈞儒、史良等人發起成立“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和南京支部長，在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的活動中起了積極的作用。為蔣介石代寫《中國之命運》的陶希聖感嘆說：“公敢走得遠了!”甚至有一個叫龔德柏的人，在“大高同學會”宴會時，指名道姓地說何公敢是“狗”，是共產黨的“尾巴”。何公敢大怒，就和他動起武來。何公敢堅信跟著共產黨走是不會錯的。
解放前夕，何公敢回福州以創辦烏山農場和漁業公司為掩護，聯絡革命同志，迎接福州解放。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他即同薩鎮冰等人聯名發出公告，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後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省民盟副主委和福建省司法廳廳長，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61年脫去“右派分子”的帽子，1977年7月病逝。
子女
何公敢有二子一女。長子何孝光，曾留學日本，抗戰時在前線犧牲。次子何孝�，又叫何方生，1947年在上海參加民盟，1949年隨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入閩，1952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以後從事體育工作，離休前為福建省體委副主任，有《生命在於腦運動》等多篇論文貢獻於社會。何公敢的女兒何端孫是北京大學俄語系教授。他們都努力繼承乃父遺志，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積極做出自己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