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經濟
“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在全球氣候變化的背景下，“低碳經濟”、“低碳技術”日益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低碳技術涉及電力、交通、建築、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門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潔高效利用、油氣資源和煤層氣的勘探開發、二氧化碳捕獲與埋存等領域開發的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新技術。產品類型
低碳技術可分為3個類型:第一類是減碳技術，是指高能耗、高排放領域的節能減排技術，煤的清潔高效利用、油氣資源和煤層氣的勘探開發技術等。第二類是無碳技術，比如核能、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技術。在過去10年裡，世界太陽能電池產量年均增長38%，超過IT產業。全球風電裝機容量2008年在金融危機中逆勢增長28.8%。第三類就是去碳技術，典型的是二氧化碳捕獲與埋存(CCS)。能源利用
低碳技術能引領能源利用方式的轉變。發展低碳經濟，就是要徹底改變以化石能源為主的全球能源利用的結構，而低碳技術則是實現低碳化發展的關鍵手段。當今低碳技術的開發套用，將顛覆以化石能源為基石的工業文明發展模式，帶來能源利用方式的全新革命，這便是核能和可再生能源逐步套用並最終取代化石能源的新時代。低碳技術
7月13日，還有兩天就入伏了，天氣悶熱得讓人透不過氣來。低碳經濟為了參加巨觀環境戰略研究項目“能源與溫室氣體控制”課題的開題會，一大早，挾著一身臭汗趕到了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進到樓里，一陣清涼迎面撲來，卻沒有那種滲入骨縫的空調寒氣，環顧四周，沒有找到空調出風口，絲絲涼意、陣陣新風從何而來呢？
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好奇心驅使，找了個人好好追問了一番———原來這個被奇形怪狀的玻璃包裹起來的建築，是義大利政府捐助的節能樓，由於採用了隔熱保溫的建築材料，加上利用水管循環冷卻，可以保證夏季不用空調也涼風習習，冬季採暖可以做到零能耗。而那些鑲嵌在大樓表面，可以把太陽能轉化為電能的光電玻璃，則成了大樓自帶的“發電廠”，為整棟建築提供了照明等必需的能源。
“你不是問哪些屬於低碳技術？這座建築中使用的近百項國內外最先進的建築節能技術都可以稱為低碳技術。但這只是一小部分。”作為“能源與溫室氣體控制”課題的責任專家，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鄒驥教授告訴記者，低碳技術幾乎遍及所有涉及溫室氣體排放的行業部門，包括電力、交通、建築、冶金、化工、石化等等，在這些領域，低碳技術的套用可以節能和提高能效。而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潔高效利用、油氣資源和煤層氣的勘探開發、二氧化碳捕獲與埋存等領域，開發的一些新技術，可以有效地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當然也是低碳技術。
中國掌握的低碳技術
作為我國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有關技術轉讓方面談判的專家，鄒驥教授對於目前世界先進的低碳技術以及我國的發展現狀有一個總體的了解。據他介紹，以高能效技術來看，已開發國家的綜合能效，也就是一次能源投入經濟體的轉換效率達到45%，而我國只能達到35%。這兩年，雖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整體來看還是很落後，而且發展十分不平衡。如果分領域來看，電力行業中煤電的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技術（IGCC）、高參數超超臨界機組技術、熱電多聯產技術等，我國已經初步掌握，而且這兩年進步很快，但仍不太成熟，產業化還有一定問題。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術方面，大型風力發電設備、高性價比太陽能光伏電池技術、燃料電池技術、生物質能技術及氫能技術等，與歐洲、美國、日本等已開發國家相比，也還有不小差距。
在交通領域，例如汽車的燃油經濟性問題、混合動力汽車的相關技術等，我們雖然掌握一些，但短時間無法達到產業化的水平。對於冶金、化工、建築等領域的節能和提高能效技術，我們在系統控制方面，還無法達到已開發國家的水平。
IPCC報告指出，未來全球能源基礎設施投資預計到2030年超過20萬億美元。國際能源機構估算，2001—2030年，中國能源部門需要投資2.3萬億美元，其中80%用於電力投資，約為1.84萬億美元。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對長期溫室氣體排放具有較大影響。
低碳經濟鄒驥告訴記者，對於如此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如果只使用當前的非低碳技術，對於環境的傷害是不可逆轉的。“我們的技術，從目前來看還達不到已開發國家的先進水平，而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又停不下來，那么用落後技術建成的固定資產不可能在短期內推掉重建。這就將形成一個能源基礎設施在其生命周期內的資金和技術鎖定效應，因此造成的高排放問題將很難解決。我們一定要盡力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
對於一直研究氣候變化和環境問題並參與氣候談判的專家，鄒驥更希望通過氣候變化這場國際博弈，在為中國爭取更多的發展空間的同時，促進提高中國的核心競爭力和綜合實力。“評價一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綜合實力的時候，如果是一個污染型的經濟，這表明它沒有競爭力，不合世界發展潮流。如果真能通過這場國際博弈，讓中國經濟在二三十年後變成一個更清潔的低碳經濟，掌握更多的低碳技術，到那時中國的經濟就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中國真正富強了，應該是一種積善成德、施惠於人的力量！”
怎樣獲得低碳技術
既然我們目前的低碳技術與先進水平有著不小的差距，要在短時間內提高水平，我們能否依靠國外的技術轉讓呢？7月13日，中國清潔發展機制（CDM）網公布了一批新近獲得批准的CDM項目。截至當天，共有599個項目獲得了國家發改委的批准函，其中94個項目成功在聯合國CDM理事會註冊成功，13個項目得到了簽發的減排量。
這個由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協調領導小組主辦的網站，對於北京京誠嘉宇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楊曉東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了。從2001年起，他就開始介入這個領域，幾年來，也操作了不少冶金行業的能效CDM項目，雖有幾個獲得了國家批准，但尚無一個在聯合國的相關機構註冊成功。
“相對於能源項目來說，能效CDM項目是費力不討好的。由於這個機制原本的不成熟和不完善，使得通過這個機制獲得最新技術，真是十分困難了！”楊曉東告訴記者。
“準確地講，清潔發展機制是按照《京都議定書》的規定，由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市場機制，是指已開發國家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給開發中國家，在開發中國家實施具有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效果的項目，項目產生的溫室氣體減排量轉讓給已開發國家。”
科技部全球環境辦公室副主任呂學都給記者作了詳細的解釋：“通俗地講，就是已開發國家幫助開發中國家每減少一噸二氧化碳排放，其在國內就可相應多排放一噸二氧化碳，即多獲得一噸二氧化碳排放權。由於在已開發國家減排二氧化碳的成本，平均要比開發中國家高出5倍至20倍，一些已開發國家及其企業在強制減排的壓力下，更願意利用相對低成本的資金和技術，幫助開發中國家減排而獲得相應的排放指標。”
作為《京都議定書》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委員，呂學都對這一機制的制定和執行情況非常熟悉：“當初設定清潔發展機制時，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促進已開發國家向開發中國家轉讓低碳技術。但從這幾年實施的情況看，更多的是資金的轉讓，也可以說是單純的二氧化碳排放權的買賣，技術的輸出轉讓很少。”
楊曉東對此深有體會，他告訴記者，由於能效項目與風電、水電、垃圾發電等能源項目相比，產生的減排量比較少，而對減排量的核准認證又相對困難，所以這類CDM項目就少得多。“其實，像乾熄焦這類餘熱回收利用技術和設備，對提高鋼鐵行業的能源利用效率以及節能減排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我國現有技術和設備與國際先進水平有不小的差距，非常適合通過CDM項目引進，但由於各種因素影響，目前項目進展並不順利。”楊曉東無可奈何地笑笑。
技術轉讓困難
“既然世界各國都強調，先進技術的研究、開發和套用是解決氣候變化的最終手段。《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也都特彆強調，向開發中國家轉讓先進技術，是幫助開發中國家參與國際社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手段。為什麼技術轉讓這么難呢？”“這些技術關乎已開發國家的相關企業，甚至整個國家在低碳經濟時代的核心競爭力，怎么可能輕易地轉讓出去呢？”作為長期參與我國氣候變化談判的專家，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院的劉濱對此有深刻的認識。
呂學都也認為，已開發國家擔心轉讓先進技術會影響其國內產業和產品的國際競爭力，10多年的氣候談判中，雖然在相關的公約和協定中都聲稱轉讓技術，但總是以各種藉口拖延這項義務的履行。雖然締約方會議已經就技術轉讓問題作出過大量決定，但真正實現已開發國家向開發中國家轉讓先進技術以減排溫室氣體的案例，還沒有在締約方會議上展示過。
“在每一次的締約方會議上，開發中國家都要求已開發國家切實履行轉讓先進技術的義務，談了10多年，絲毫沒有進展。”由於在氣候變化談判中負責技術轉讓這一部分，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的鄒驥教授，一談到這個“不老”的議題就顯得特別沮喪。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技術確實是未來發展的競爭手段。已開發國家雖然在政治上承諾了，但是在行動上卻拖了10多年都不付諸實質性行動，到現在也沒有任何跡象會改變這種狀況。而對於那些具有很好經濟效益的技術，要已開發國家轉讓就會更加困難了。”
呂學都告訴記者，2005年7月，中國、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和韓國六國發表了《亞太清潔發展和氣候新夥伴計畫意向宣言》，這實際上是個聯合技術研究和開發協定；2005年9月，中國和歐盟發表了《中國和歐盟氣候變化聯合宣言》，確定中歐將在低碳技術的開發、套用和轉讓方面加強務實合作，尤其是在提高能源效率、促進可再生能源開發方面加強合作，促進低碳經濟發展。但這些宣言是否能夠得到真正實施，還需時日檢驗。從到目前為止的進展看，還不能夠說讓人滿意，至少中國方面對此寄予很高期望，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出現先進技術的合作和轉讓。
我們自己的技術水平不高，自主研發缺乏資金和相應的技術積累，已開發國家又不積極行動轉讓先進技術，這道難題真的無解么？
7月13日，國家發改委能源所姜克雋研究員步出機艙，抬頭看看灰濛濛的天空，無奈地嘆了口氣。他剛剛從歐洲飛回北京，僅僅十來個小時的航程，卻分開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空氣環境。
“北京現在的人均GDP已經突破5000美元，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來計算，已經達到或接近已開發國家水平。可是我們的環境質量、生活質量呢？能達到已開發國家的水平么？這種經濟成長模式不改不行了。我們怎么就不能投入些資金搞低碳技術，提高競爭力？”姜克雋的觀點不無道理。“國際上對我們的減排壓力，也許正是一次機遇，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提升產業結構，提高國家的核心競爭力。”
姜克雋告訴記者，據他了解，美國布希政府退出《京都議定書》，雖然沒有了減排壓力，但相應的，低碳技術研發的動力也就小了許多，在某些領域，美國的領先地位已經逐漸被歐洲和日本取代。“壓力有時也可以變成動力的！”
姜克雋給記者舉了個例子。由於我國的能源結構是以煤為主，因此對“煤的清潔高效開發利用技術”的需求就很大，超臨界機組和超超臨界機組，一直以來我們都沒能很好地掌握，但這兩年卻有了飛躍發展，現在已經接近了世界先進水平，並且開始向其他國家出口設備了。
“其實，只要國家有硬性要求，又有相應的政策支持，再加上市場這隻手的調控，中國人的創造力將是驚人的！”
雖然有專家不太認同姜克雋的觀點，認為他把問題想得太樂觀了，但大都認為應儘快找到應對辦法，提高我們的研究技術水平，調整產業結構，發展低碳經濟。
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我們錯失良機，將來就會陷入被動。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潘家華研究員說：“一般企業都是按50年的規模投資的，所以現在就要有所準備。”
潘家華擔心，一些已開發國家會把碳密集產業和高能耗項目向中國轉移。未來數年，日本的一些鋼鐵產業就可能轉向中國。而這些投資規模很大的項目，50年內很難搬走。“這些產業大規模轉移進來，我們在第一個、第二個承諾期可以不履行《京都議定書》，但第三個承諾期到來時，我們卻可能被投資套牢，如果把這些產業再轉移出去，對就業、再就業和經濟發展將有很大的衝擊。”潘家華說。面對這道難解的題，我們已經無路可退！
官方觀點
科技部全球環境辦公室副主任呂學都給記者作了詳細的解釋：“通俗地講，就是已開發國家幫助開發中國家每減少一噸二氧化碳排放，其在國內就可相應多排放一噸二氧化碳，即多獲得一噸二氧化碳排放權。由於在已開發國家減排二氧化碳的成本，平均要比開發中國家高出5倍至20倍，一些已開發國家及其企業在強制減排的壓力下，更願意利用相對低成本的資金和技術，幫助開發中國家減排而獲得相應的排放指標。”作為《京都議定書》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委員，呂學都對這一機制的制定和執行情況非常熟悉：“當初設定清潔發展機制時，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促進已開發國家向開發中國家轉讓低碳技術。但從這幾年實施的情況看，更多的是資金的轉讓，也可以說是單純的二氧化碳排放權的買賣，技術的輸出轉讓很少。”
學者觀點
楊曉東對此深有體會，他告訴記者，由於能效項目與風電、水電、垃圾發電等能源項目相比，產生的減排量比較少，而對減排量的核准認證又相對困難，所以這類CDM項目就少得多。“其實，像乾熄焦這類餘熱回收利用技術和設備，對提高鋼鐵行業的能源利用效率以及節能減排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我國現有技術和設備與國際先進水平有不小的差距，非常適合通過CDM項目引進，但由於各種因素影響，目前項目進展並不順利。”楊曉東無可奈何地笑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