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古銅器

清代銅器與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無論在用途上,還是性質上都截然不同。 外形有商周青銅器的部分特徵,但往往對局部加以多方面的改造,如“清仿古花觚”。

製作藝術盛行於3000多年前的商代。商朝後期的司母戊大方“鼎舉世聞名”,另外“四羊方尊”和戰國時期的“嵌錯賞樂銅壺”,也是古代青銅器的精品。所謂仿古銅器。就是藝人們採取一種特殊的工藝手段,使鑄造與繪畫、雕刻、鑲嵌相結合,仿製古代散見於世、為數甚少的青銅文物,供人們鑑賞和珍藏。濰坊仿青銅器製作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產品主要是仿製爵、鼎、盤、爐以及佛像、鳥獸和人物等。當時一個名叫胥倫的農民,生性聰敏,巧於手工製作,並擅長書畫。為了餬口,他鑄造假漢印和古代造像,冒充真品,賣給當時著名的金石收藏家陳介祺。當陳介祺發現是冒牌假貨後,並沒有責怪他,反而盡出個人所藏三代青銅器、六朝佛造像、印章等文物,與他共同研討,以求仿製。經過協作,採用拔臘翻砂法仿製,製品惟妙惟肖,幾乎亂真。從此胥倫名揚四方,因其技藝精湛,晚年赴京為國子祭酒王懿榮等鑄印,很受器重。此後,仿古銅器在濰坊廣為傳播。新中國成立後,仿古銅工藝迅速發展,品種已由過去的幾個增加到現在幾十個,且在質量上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上銹工藝,在原來一兩種的基礎上,增加到出士銹、家藏銹、黑漆銹、鎏銀等六種技法,使製品上的斑銹逼真,色澤肖似天成。長保存,顏色不變。現在濰坊已成為全國重點仿古銅器產地之一。其代表作有“長信宮燈”、“毛公鼎”等,“毛公鼎”原件是清朝同治年間在陝西出土的西同青銅器,曾被當時濰坊金石學家陳介祺收藏,後流失國外。為使這件真品重現,解放後老藝人靠手頭上的拓片和其他資料的借鑑,著手研究和複製工作,終於在1982年複製成功。這隻仿製的毛公鼎,內壁鑄有銘文497字,保持了原件的風貌和神采。“長信宮燈”是本世紀六十年代末在河北滿城出土的西漢文物,也是一件藝術水平極高的 珍品。其造型是一位面目清秀的坐狀宮女,手托圓筒帶罩的燈台,燈台底部可以盛水。點燃油燈、時,油煙可以通過連線燈罩和宮女手臂、身軀及盛水底座的圓管而漸漸消失,起到了很好的消煙除塵作用此外,“馬踏飛燕”“文王鼎”、“雞魚爐”,以及那些小巧玲瓏古樸精一致的“觀世音”.“笑面神佛”等,都仿製逼真,暢銷國內外。現在濰坊已經把仿古銅藝術和木器嵌銀工藝相給合。製作出更多的產品。如“四扇博古掛屏”。

清代仿古銅器

青銅器的製造在我國有著源遠流長的的歷史。古代“國之大事,在祭與戎”,進行祭祀、征討等國家大事需要大量的青銅器。先秦青銅器不僅與我國的歷史、冶金、文字都有著重要的聯繫,還為工藝美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仿古青銅器的出現是人們出於復古宣傳傳統禮教之目的,或出於對古代文化的尊重與愛好。仿造先秦青銅器的歷史大約可以追溯至宋代,當時金石學興起,公私以收藏商周青銅器為樂事,宮廷曾據內府所藏商周青銅禮樂器大量仿製,以為郊廟之用。宋代王黼奉宋徽宗之命於宣和年間(1119——1125年)編纂了歷史上非常著名的《宣和博古圖》,其中著錄了宋代皇室所藏自商至唐的青銅器的精華。此書圖文並茂,分18類,每類皆有總說,收器凡839件,對後世青銅器的造型藝術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政和年間,宋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製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見翟耆年《榴史》)。 
南宋之後,銅器常被銷毀鑄幣,宋代仿製古器傳至今日者為數較少。但宋代仿古之風延續至元明清時代。元代時詔修諸路府州邑縣之廟宇以供春秋祭祀,成宗時為此設定了出蠟局,以仿製古器物(《元史·祭祀志》)。明代的仿造量規模甚大,流傳於世者亦較多。明宣德年間,宣宗朱瞻基因見郊壇宗廟及內廷所陳設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復古之心,在宣德三年敕諭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圖》、《博古圖》諸書所記商周青銅器器形,鑄造仿古銅器。當時所鑄以上兩類仿古銅器達3300餘件。這些仿古銅器除部分歸宮廷留用外,還奉敕分與諸王府,因而得以流傳至各地(《宣德彝器圖譜》)。 
作為滿族貴族建立的清王朝,從入主中原至清中晚期,經歷了一個從生活方式、語言文字、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等全方位吸收漢文化的過程。清王朝建立後,面對漢族高度發達的封建文化,清廷逐漸認識到,武力征服只能奏效於一時,人心歸附才能得益於長久。以康熙帝獨尊理學為標誌,清廷確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國策。雍正帝為擺脫帝位合法性危機的陰影,也從中國傳統的思想武庫中找出“天人感應”的武器,並利用佛教、道教,力圖將政權和神權結合起來,對儒、釋、道三家採取了並行不悖、各取所需的政策。乾隆時期,疆域一統,海宇又安,經濟發展,清王朝處於全盛時期。乾隆帝大力提倡文治,“帝王敷治,文教是先”。乾隆年間仿《宣和博古圖》編纂宮廷收藏古器1436件為《西清古鑒》四十卷,復出《西清續鑒》二卷,後又出《寧壽鑑古》十六卷,這三部書對於推動宮廷和達官顯貴的青銅器收藏起了很大的作用。 
清代銅器與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無論在用途上,還是性質上都截然不同。商周時期,青銅器是貴族世家的標誌,貴族為了弘揚祖德、刻紀功烈,鑄造銅器並記錄在銘文中。禮器使用的多寡,更是體現貴族等級制度上下尊卑的象徵。到了清代,銅器已失去了這些意義,它只不過是生活中的一種器皿,或是人們手中賞玩的藝術品。清代銅器主要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實用器,如香爐、鼎、瓶、壺、龜、鶴、羊、鹿等,主要用於生活、祭祀及各種儀式中。這部分銅器在造型方面與原器相似,具有商周青銅器的風格,在裝飾上,沒有嚴格仿造商周青銅器的紋飾,而是使用了龍紋、捲雲紋、浪花紋、花卉紋、變形獸面紋、變形夔紋、回紋等紋飾。有些器物上的獸面紋,已不是獸面紋,倒像是蝙蝠。青銅器中的斝、簋、爵、觚、鼎、壺均是禮器。 
清代宮廷中先後設立了銅作和爐作,大量製造各種銅器,以為內廷陳設、佛堂供奉、太廟郊壇等使用。尤以乾隆朝宮廷仿古器最盛,這當然與乾隆帝博雅好古的性格與情懷有關。清宮鑄造銅器運用的是古代的失蠟法,到了清代,這一鑄造技藝已達爐火純青,能夠製作出各種複雜的造型,而且形體規範,端莊精緻。裝飾方法亦多種多樣,有鏨刻、鏤空、燒古、鎏金銀、嵌金銀絲、灑金等,在繼承的同時又力求發展。在器物的皮色方面更是變化多端,造辦處檔案記載的就有石青斑石綠斑硃砂斑、豬肝色、銅綠色、茶葉末色、翡翠綠、蟹殼青及鱔魚黃等。這些生動的色澤柔和溫潤,寶色內涵,珠光外顯。從中可以領略清代宮廷銅器的精美考究,以及古意盎然的韻味。 
清代仿古銅器的特徵:一是常鑄有銘文,表明是仿製品,宮廷所仿多鑄有本朝年款,如“大清乾隆年制”銘文。二是仿品在形制與氣韻上多與原器有差異。外形有商周青銅器的部分特徵,但往往對局部加以多方面的改造,如“清仿古花觚”。下面從故宮藏品中遴選部分代表性的仿古器物略作介紹 
清仿四足方斝,高9.5厘米,寬10.8厘米。體方,深腹。腹側有一獸首鋬,侈口,束頸,平底,底下有四足。頸飾三獸首及變形的夔紋,腹飾蕉葉紋。商代的斝,一般器型是三尖足或是四尖足(也有柱足的斝),足較高,且外撇,口上有二傘形柱。而此斝型體小,四足類似明清家具的足,這在商代青銅器中尚未見到,造型與商周的斝相差較遠,夔紋已變成像鳥紋了。 
清仿鎏金鳳紋簋,高11.6厘米,寬15.2厘米。體圓,深腹。雙獸耳,圈足,有蓋,蓋上一圓握。蓋、頸、足均飾鳳鳥紋。通體鎏金。蓋內、器內底有銘文。此簋的造型及紋飾均仿造商周的簋,但鳳鳥紋已變形,鳥體臃腫,尾部短小,紋飾粗糙,失去了商周鳳鳥紋的風格。商周鎏金的簋,目前尚未見到。 
清仿古花觚,高27.9厘米,寬15.7厘米。體圓,呈喇叭狀。侈口,圈足。以雷紋為地紋,頸飾蕉葉紋,腹飾獸面紋,腹部有四凸棱,足飾變形獸面紋及四凸棱。足內無底,上下相通。此觚無底,沒有實用性,只能供觀賞,而商周的觚是酒器。造型雖與商周觚相似,但紋飾差別很大,雷紋鬆散呆板,尤其是獸面紋,已嚴重變形。 
清乾隆款仿雷紋四足方鼎,高14.8厘米,寬13.3厘米。長方體,方口沿,口上有雙立耳,平底,四柱足。腹部飾雷紋,雷紋中間飾直紋。外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楷書。商周的方鼎為直頸、直口,口沿外折,雷紋緊湊流暢。此鼎稜角分明,造型呆板,口下內收,器內有煙燻的痕跡,已由早期的鼎演變為香爐。 
清乾隆款燕螺紋小壺,高18.8厘米,寬9.8厘米。體圓,鼓腹,肩部有四環,圈足,肩部及腹下飾蕉葉紋,腹飾浪花狀紋二道。足外底有“乾隆年制”四字。該壺銅質細膩,鑄造精良,應為清宮造辦處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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