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由
仇女基佬是當代女性主義網路運動批判研究中，對歷史上的厭女症批判與男同性戀霸權批判相結合的新型產物與通俗延伸。厭女症批判
厭女症(misogyny)本來自文化研究的辭彙，指的是對女性的仇恨或者強烈偏見。厭女症的存在是為了合理化和維持女性對男性的從屬地位，也就是說，女人“活該”在社會的資源非配體系中，永遠占據弱勢地位———因為她們“素質低”或者道德上“自甘墮落”。第一，關於女性的新聞不值得報導或者以尊重、嚴肅和專業的態度報導，這些新聞應該是娛樂性的。這個原則決定了，大學女畢業生一年比一年難找工作不是新聞，但富二代校園徵婚就是新聞。
第二，很多社會問題源自女性的“墮落”。只有極為少數的女大學生從事性交易或結交已婚、富有男士，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一群體做這些事的比例高於其他群體，但常常被媒體極致放大；而有著豐富社會資源的已婚男性何以能夠肆意而為，而只需付出極低的成本，卻沒有人關心。說得不好聽，女大學生群體簡直是厭女症媒體的集體“意淫”對象，但這種“意淫”從不包含其學業能力。在網路搜尋“女大學生”，相關的網頁大多是關於“裸”、“包養”、“賣淫”等等。
第三，“美女”準入制度。新聞中出現的女性，有一大類別，那就是美女。儘管媒體的審美標準也不算苛刻，但不管報導對象是企業高管、人大代表，還是學者或運動員，不管她們的職業身份、能力表現跟美不美有沒有關係，新聞照例要突出“美女”二字，順帶描述衣著長相，不知道是為了說服編輯，還是要吸引讀者。這種“美女準入制度”暗含的原則，就是———女性唯有年輕貌美，才有在公共領域展示的價值。
第四，女性只能是新聞中的客體。從上一條美女原則出發，大量女性被排斥在新聞報導的範圍之外。農村女性、底層女性、老年女性在新聞中極少出現，儘管她們的權益狀況最值得擔憂，最應該被社會“看門狗”———記者們關心，但她們出現在新聞中時，經常是作為悲傷、無力、被動的受害者形象出現，甚至很少有她們的聲音出現。
第五，婦德陪審團。而對那些相當主動，也不底層的女性，譬如一些女性的中產階級或“成功職業女性”，媒體的報導則往往“溢出”公共領域，去追問她們有沒有結婚，有沒有異性關係，是不是好妻子好母親等等。這些關於成功女性的報導似乎要告訴我們：女人若不是賢妻良母，再表現傑出也白搭。與此相對照的是男性———沒有人要求男性成功的同時扮演成功的家庭角色。這看起來很“合情合理”；但媒體是否應該反思，是否真的做到了毫無偏見。而在與性有關的侵害事件中，首先被拿出來質疑的是受害者的道德。見過最令人髮指的例子，是一起姦殺案件中，記者詳盡地描述兩位女受害人生前如何愛打扮、交遊廣闊、回家很晚。
“厭女症”（misogyny），按瓊·史密斯（JoanSmith）的說法，廣泛存在於各類意識形態和文學藝術之中，表現為對女性及一切與女性相關的事物和意義的厭惡，以至於“把婦女尤其是婦女的性當作死亡與痛苦，而不是生命與快樂的象徵”。
男同性戀霸權批判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末的民權運動，在美國全國範圍內喚起對於種族問題的重視，與此平行的女權運動，也通過大量的街頭運動、政治論述與文化創作，來喚起社會對於工作場所和公共領域中女性所受歧視的重視。1969年“石牆事件”爆發，標誌著之前還較為零散和地下的同性戀權益運動，也正式進入公眾政治舞台，成為積極爭取權益、呼籲社會意識的政治力量。各個政治運動和理論之間既有交叉又有衝突，而女權主義和同性戀運動內部也充滿了多元性、爭議與矛盾；女同性戀及其研究、運動和理論，與這些紛繁複雜的理論和運動，從1970年代至今，一直在不斷的結盟、借鑑、批判中，形成了複雜而充滿活力的關係。女同性戀與女權主義這樣自然的親近關係，使得“比利提斯的女兒”（DaughtersofBilitis，美國早期重要的女同性戀組織）的創始人之一戴爾·馬丁（DelMartin），在1970年撰文聲明與同性戀運動分道揚鑣，而擁抱與女權主義理論和運動的結盟。
馬丁指責當時的同性戀平權運動由男性及男性的“兄弟情誼”（brotherhood）為主導，十五年來都在忽視和排斥女性的訴求，而她們在同性戀運動社群中找不到的“接受、平等、愛與友誼”，正可以在女權主義運動中找到。（Martin1970）馬丁的聲明代表了一群在同性戀運動中發現自己被忽視和噤聲的失望的女同性戀者，她們在女權主義中找到了同盟，因為女權主義恰恰強調女性在整個社會環境中的被忽視和噤聲的地位；在女權主義陣營里，不同性取向的女性可以共同反對對於女性的壓迫，尋求女性的獨立自主與政治聲音。
含義
它是厭女症批判與男同性戀霸權批判相結合的產物與通俗延伸，是現代女性主義網路運動批判研究中分離出來的概念思潮，作為一種新興的學術風潮和一種新模式新視角的社會研究，與女同性戀女性主義（lesbianfeminism）共同構成了現代女性主義網路研究中新的發展階段。雖然“仇女基佬”才出現不久，但其理論研究範圍和深度已近於女同性戀女性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