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背景
埃里克森的人格終生髮展論，為不同年齡段的教育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教育內容，任何年齡段的教育失誤，都會給一個人的終生髮展造成障礙。它也告訴每個人你為什麼會成為現在這個樣子，你的心理品質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多在哪個年齡段形成的，給你以反思的依據。
天生漸成原理
根據埃里克森的理論，八個階段的順序是由遺傳來決定的，因而是不可變更的。這種由遺傳決定的發展順序被認為是遵循漸成原理的，這是埃里克森從生物學中借用來的術語。他對這一原理描述如下：
無論何時我們要試圖了解生長的含義，最好記住有機體的生長從子宮內就獲得了的漸成原理。籠統說來，這個原理說明任何生物都有一個大體的生長方案。由於有了這個方案，機體的各部分才得到生長，每一部分都具有它特殊的優勢，只有各個部分都能獲得生長才能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1968，第92頁）
危機是劃分每個發展的特徵。埃里克森使用危機一詞就象醫生使用它一樣，也就是說，是為了表示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而，作為每個發展階段特徵的危機就同時兼有一個積極的解決辦法和消極的解決辦法。積極的解決辦法有助於自我的加強，因而有助於形成較好的順應能力。消極的解決辦法削弱了自我，阻礙了順應能力的形成。
更進一步說，在某個階段中積極的危機解決辦法增加了作為下個階段特徵的危機得到積極解決的可能性。而在某個階段中消極的危機解決辦法降低了使作為下一階段特徵的危機得到有效解決的可能性。
雖然生物基礎決定了這些階段產生的時間，因為成熟過程決定了可能獲得各種經驗的時間，但正是社會環境決定了與任何特定階段相聯繫的危機能否得到積極的解決。由於這一原因，埃里克森提議把八個階段稱為，心理社會發展階段來同弗洛伊德心理性慾階段相區別。
最後，在列出八個階段前我們需說明一點。埃里克森並不認為解決危機的辦法要么是完全積極的，要么是完全消極的。相反，他認為危機的解決辦法中兼有積極和消極兩種因素。只有在有利於積極解決的因素比消極因素所占的比率高時才能說危機被積極地解決了。埃里克森說，一旦某一階段的特徵危機得到積極的解決，那這個人的人格中就形成一種美德。
精神治療目的
埃里克森強調他的精神治療的醫術與傳統的精神分析不同，因為現代出現了許多不同種類的精神失調。例如，他解釋說，“今天的病人大部分是遭受著他應當信仰什麼，他應成為什麼樣的人，或確切地說，他可能是怎樣的人或會成為怎樣的人等問題的折磨，而早期精神分析者治療的病人大多數是遭受著阻止他們成為什麼人和阻止他認為自己是什麼人的各種約束的折磨”（1963，笫279頁）。
對埃里克森來說， 治療過程的關鍵是必須增強病人的自我，使其能達到處理生活問題的程度。“如果臨床治療側重於病人零亂的人生規劃，如果規導注重於加強對 建立病人同一性的各個要素的重新整合，患者的恢復工作就會進行得更有效更經濟”（1959，第43頁）。
埃里克森覺得傳統的發泄潛意識心理內容的治療法弊大於利。他說，精神分析法“會使某些患者的病情更重……特別是在精神治療的情境下我們對‘使之有意識’任務的熱心追求的時候，就會把一個俯身於潛意識危險境地邊緣的人推進去了”（1968，第164頁）。
埃里克森讓他的病人坐在他對面的安樂椅上，而不讓他躺在病床上，因為對病人來說，前者比後者創造了一個更為寧靜的情境。他輕視夢的分析，說道，“甚至注重夢的周期性今天看來也是浪費，甚至可能會有害於治療”（1954，第131頁）。
簡而言之，健康的人的自我是以在八個發展階段中每個危機都能得到積極的解決而形成的八種美德為特徵的。精神治療的目的是促進未曾得到的美德的形成，即使這種治療意味返回到前面階段來幫助這位患者形成基本信任感。對埃里克森來說，每一種危機解決的結果是可以消除的。例如，一個在離開第一個發展階段時未形成基本信任的人，是可以在以後獲得，而已獲得這一美德的人也會喪失它。
八階段
| 根據：心理社會危機 | |||||
| 1、嬰兒前期 | 0-1.5歲 | 信任-懷疑 | 5、青少年期 | 12-18歲 | 角色同一-混亂 |
| 2、嬰兒後期 | 1.5-3歲 | 自主-羞恥 | 6、成年早期 | 18-25歲 | 親密-孤獨 |
| 3、幼兒期 | 3-6歲 | 主動-內疚 | 7、成年中期 | 25-50歲 | 繁衍-停滯 |
| 4、童年期 | 6-12歲 | 勤奮-自卑 | 8、成年後期 | 50歲後 | 完善-失望、厭惡 |
嬰兒前期
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的心理衝突，如果這一階段的危機成功地得到解決，就會 形成希望的美德；如果危機沒有得到成功地解決，就會形成膽小懼怕。
這個階段的兒童最為孤弱，因而對成人依賴性最大，如果護理人能以慈愛和慣常的方式來滿足兒童的需要，他們就會形成基本信任感。如果他們的母親拒絕他們需要或以非慣常的方式來滿足他們的需要，兒童就會形成不信任感。
如果護理是充滿愛和慣常的，那么兒童就懂得他們可以不必為失去一位慈愛和信賴的母親擔心，所以，當母親不在身邊時，他們也不會有明顯的煩燥不安。
嬰兒首項社會成就是願意母親離開而不產生過分的焦慮和憤怒，因為她不僅具有一種外部的預見性，而且還發展了一種內在的信念。這種慣常的，持續的，同樣的體驗提供了一種基本的自我同一性意識，我想，這種自我同一性意識依賴於對大量內部識記的和預見的感覺的認識，以及依賴於對那些確實與大量外部熟悉的和可預見性的事物及人物有關的想像。（埃里克森1963，第247頁）
當兒童形成的信任感超過不信任感時基本信任對基本不信任的危機方才得到解決。應當牢記，重要的是兩種解決辦法所占的比率。對任何人和任何東西都信任的兒童必然會陷入困境。某種程度的不信任是積極的和有助於生存的。但是，信任感占優勢的兒童具有敢於冒險的勇氣，不會被絕望和挫折所壓垮。
埃里克森說，一旦某一階段的特徵危機得到積極的解決，那這個人的人格中就形成一種美德。美德是某些能夠為一個人的自我增添力量的東西。在這個階段中，如果兒童具有的基本信任超過基本不信任，就形成希望的美德。埃里克森把希望解釋為“對熱烈願望的實現懷有持久的信念，儘管存在標誌生存初期的那種隱晦的迫切要求及憤怒”（1964，第118頁）。
我們可以說，得到信任的兒童敢於希望，這是一個注重未來的過程，而缺乏足夠信任的兒童不可能懷有希望，因為他們必須為需要是否能得到滿足而擔憂。所以他們被目前所束縛。
嬰兒後期
自主與害羞和懷疑的衝突，在這個階段中，如果兒童形成的自主性超過羞怯與疑慮，就 形成意志的美德；如果危機不能成功地解決，就會形成自我疑慮。
在這個階段中。兒童迅速形成許許多多的技能。他們學會了走、爬、推、拉和交談。更通俗地說，他們學會了如何抓握和放開。他們不僅把這些能力套用於物體，而且還套用於控制和排泄大小便。換句話說，兒童現在能“隨心所欲”地決定做還是不做某些事情。因而兒童從這時起就介入了自己意願與父母意願相互衝突的矛盾之中。
父母必須按照社會所能接受的方向，履行控制兒童行為的精心任務，而又不能傷害兒童的自我控制感和自主性。換言之，父母必須具有理智的忍耐精神，但仍然必須堅定地保證兒童的社會許可行為的發展。
如果父母過分溺愛和不公正地使用體罰，兒童就會感到疑慮而體驗到羞怯。“持久的良好願望與自豪感發自沒有喪失自尊的自我控制感，持久的動輒愛疑慮和愛羞怯的傾向來自喪失自我控制感和過度的外部控制”（埃里克森1963，第254頁）。
關於羞怯，埃里克森說：“羞怯意味著一個人意識到自己被暴露無遺，在光天化日下被人審視，一句話，它是一種自我意識。一個人被他人識破，並且在毫無準備之下被人識破……”（1964，第119頁）。
在這個階段中，如果兒童形成的自主性超過羞怯與疑慮，就形成意志的美德。埃里克森把意志解釋為：“進行自由決策和自我約束的不屈不撓的決心，儘管在幼年期不可避免地要體驗到羞怯和疑慮”（1964，第119頁）。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危機積極解決的結果所形成的各種美德都是自我的功能。例如：希望和意志的美德對人生的價值具有某些影響，但它們很少影響人的生存。沒有多少希望和意志美德的個人仍能生存，也就是說，這個人能夠滿足生物（本我）的需要，但他可能不及那些充滿希望和具有意志的人們那樣靈活，那樣樂觀，或總的說來，沒有那么幸福。
幼兒期
主動對內疚的衝突，如果這個階段的危機成功得到解決，就會 形成方向和目的的美德；如果危機不能成功地解決，就會形成自卑感。
在這一時期，兒童能更多地進行各種具體的運動神經活動，更精確地運用語言和更生動地運用想像力。這些技能使兒童萌發出各種思想，行為和幻想，以及規劃未來的前景。按照埃里克森的觀點，這個階段的兒童“一般對形狀規格的差異，特別對性差異都產生一種毫不厭倦的好奇心……現在他在學習上大膽探索且精力充沛：這就致使他越出自己有限範圍，投入未來無限的前景之中”（1959，第76頁）。
在前兩個階段，兒童已懂得他們是人。現在他們開始探究他們能成為哪一類人。在這個階段，兒童檢驗了各種各樣的限制，以便找到哪些是屬於許可的範圍，而哪些又是不許可的。如果父母鼓勵兒童的獨創性行為和想像力，那兒童會以一種健康的獨創性意識離開這個階段。然而，如果父母譏笑兒童的獨創性行為和想像力，那兒童就會以缺乏自信心離開這一階段。由於缺乏自主性，因此當他們在考慮種種行為時總是易於產生內疚感，所以，他們傾向於生活在別人為他們安排好的狹隘的圈子裡。
如果兒童在這個階段獲得的自主性勝過內疚，就會形成目的的美德。埃里克森把目的解釋為：“正視和追求有價值的目的的勇氣，儘管這種目的曾被幼年的幻想，被內疚、被對懲罰的丟魂落魄的恐懼所阻擋”（1964，第122頁）。隨著兒童在前面三個階段中所遇到的危機得到積極的解決，就獲得了希望，意志和目的三個積極的美德。
童年期
勤奮對自卑的衝突。如果這一階段的危機成功地得到解決，就會 形成能力的美德；如果危機不能成功地解決，就會形成無能。
在這一階段中，兒童學習各種必要的謀生技能以及能使他們成為社會生產者所具備的專業技巧。……內部發展階段似乎是為“步入生活”而設定的，它不認為生活必須首先是學校生活，不管學校是田野，是叢林還是教室。兒童必須忘記他過去的希望和願望，他豐富的想像被馴服，被一些非人性事物的法則所約束，甚至被讀、寫、算所約束。因為，儘管兒童在心理上已經具有做父母的基本因素，但他在生理上成為父母之前，首先必須是一個勞動者和有可能養家活口的人。（埃里克森1963，第258—259頁）
學校是培養兒童將來就業及順應他們文化的場所。因為在大多數文化中，包括我們自己的文化，生存要求具備與他人合作的工作能力，所以社交技巧是學校傳授的重要課程之一。
兒童在這一階段所學的最重要的課程是“體驗以穩定的注意和孜孜不倦的勤奮來完成工作的樂趣”。（埃里克森1963，第259頁）。在這門課程中，兒童可以獲得一種為他在社會中滿懷信心地同別人一起尋求各種勞動職業做準備的勤奮感。
如果兒童沒有形成這種勤奮感，他們就會形成一種引起他們對成為社會有用成員的能力喪失信心的自卑感。這種兒童很可能會形成一種“消極的同一性”，這個概念將在本章後面再做解釋。
同這一階段相聯繫的還有另一個危險，即兒童會過分重視他們在工作能力方面的地位。對這樣的人說來，工作就是生活，因而他們看不到人類生存的其它重要方面。“如果他把工作作為他唯一的義務，把某種工作作為唯一有價值的標準，那么他也許會成為一位因循守舊的人，成為他自己的技術和可能利用他的技術的那些人的毫無思想的奴僕”（埃里克森1963，第261頁）。按照埃里克森的理論，在這個階段里，必須鼓勵兒童掌握為未來就業所必需的技能，但不能以犧牲人類某些其它重要的品質為代價。
如果兒童獲得的勤奮感勝過自卑感，他們就會以能力的美德離開這個階段。“能力……是不為兒童期自卑感所損害的在完成任務中運用自如的聰明才智”（埃里克森1964，第124頁）。象以上論述過的其它美德一樣，能力是由於愛的關注與鼓勵而形成的。自卑感是由於兒童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人物對他的嘲笑或漠不關心造成的。
青春期
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亂的衝突。如果這一階段的危機成功地得到解決，就會 形成忠誠的美德；如果危機不能成功地解決，就會形成不確定性或說是無歸屬感、為人冷談冷漠、缺乏關愛的意識。
埃里克森認為這個階段體現了童年期向青年期發展中的過渡階段。在前四個階段中，兒童懂得了他是什麼，能幹什麼，也就是說，懂得所能擔任的各種角色。在這個階段中，兒童必須仔細思考全部積累起來的有關他們自己及社會的知識，最後致力於某一生活策略。一旦他們這樣做，他們就獲得了一種同一性，長大成人了。獲得個人的同一性就標誌著這個發展階段取得了滿意的結局。
然而，這個階段自身應當看作是一個尋找同一性的時期，而不是具有同一性的時期。埃里克森把這個時期稱為心理社會的合法延緩期，他用這一術語來表示青年人和成年期的間隔。
埃里克森在許多方面使用同一性（有時也稱自我同一性）這一術語。例如，它是“一種熟悉自身的感覺，一種‘知道個人未來目標’的感覺，一種從他信賴的人們中獲得所期待的認可的內在自信”（埃里克森1959，第118頁）。他探討了同一性和早期經驗的關係：
正在生長和發展的青年人，他們正面臨著一場內部生理髮育的革命，面臨著擺在他們前頭的成年人的使命，他們現在主要關心的是把別人對他們的評價與他們自己的感覺相比較，主要關心的是如何把各種角色及早期培養的技能和當今職業的標準相聯繫這個問題……。
這種以自我同一性的形式發生的整合在數量上超過了童年期的各種自居作用。它是自我把一切自居作用與力必多的變化，與先天遺傳形成的自然傾向，與在社會各種角色中提供的機會進行整合的這種能力的自然增長的歷程。所以，自我同一性的感覺是一種不斷增長的信念，一種一個人在過去經歷中形成的內在的恆常性和同一感 （心理上的自我），一旦這種同一性的自我感覺與一個在他人心目中的感覺相配時，那么，就表明一個人的“生涯”是大有前途的。（1963，第261—262頁）
埃里克森沒有為他在各個方面使用同一性尋找藉口。他覺得既然它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就應從各個角度來探討它。
如果年輕人不能以同一性來離開這個階段，那他們就會以角色混亂或者也許會以消極的同一性來離開這個階段。角色混亂是以不能選擇生活角色為特徵的，這樣就無限制地延長了心理的合法延續期，或者說僅僅應諾了一些很快就拋棄的口頭許願。 消極同一性是告誡兒童不要學習不良行為。埃里克森把消極同一性解釋為：“是一種違背意願地建立在發展的關鍵階段並向個人呈現出所有最厭惡的，最危險的，然而也許是最真實的各種自居作用和角色之上的同一性” （1959，第131頁）。他舉了一個例子，一位孩子的母親對墮落成酒精中毒症的兄弟充滿了一種無意識的恨鐵不成鋼的感情，她會有選擇地僅對他兒子有可能重蹈其兄弟的命運那些特徵作出重複的反應，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消極的”同一性對她的孩子來說，比他內心要成為好孩子的願望更現實，他也許會努力成為一名醉漢……（1959，第131頁）。
在埃里克森看來，角色混亂和消極的同一性可以解釋美國青少年所表現出的許許多多騷亂和攻擊現象。他在對美國黑人領袖哈爾科姆·厄克斯（HalcolmX）的分析中，得出以下要點，…… 如果兒童感到環境試圖對允許他把下一階段整合在他個人的自我同一性內的所有表現形式進行徹底地剝奪，那么，兒童就會以野獸突然被迫捍衛其生命般地進發出驚人的力量進行抵抗。的確，在人類生存的社會叢林中，如果沒有同一性的意識就沒有生存的感覺。（1964，第24頁）
青少年也許會痛恨地排斥那些不適合於他們的同一性：同一性意識的喪失常常表現為以一種諷刺和勢利的敵意對待家庭或未來社會所提供的合適和理想的角色。作為要求的角色中的某個部分，某個方面或全部各個部分，不管它是男性方面還是女性方面，是國籍方面還是階級成員方面都會成為青年人加以辛辣諷刺的主要焦點 （埃里克森1959，第129頁）。
為什麼青年人在不能獲得積極的同一性時要選擇消極的同一性呢?埃里克森說，因為他“寧可成為一個無名小卒，或者成為臭名昭著的大人物，或者成為某個的確已經死了的人——總之，它們是經過自由選擇的角色——而不願意成為一個不太象樣的人’（1959，第132頁）。
如果青年人在這個階段中獲得了積極的同一性而不是角色混亂或消極的同一性時他們就會形成忠誠的美德。埃里克森把忠誠定義為，“使忠誠得到持久和保證的能力，儘管不可避免地存在價值體系的各種矛盾”（1964，第125頁）。
前面四個階段為兒童提供了形成“同一性’的“材料”。在這個階段，個人必須同化這些材料。同一性的形成標誌著童年期的結束與成年期的開始。從這時起，生活是對自我同一性的徹底表現。既然個人“知道他或她是什麼人’，生活的任務就是引導“那個人”完滿地渡過人生的其餘階段。
讀者也許會注意到埃里克森的同一性與阿德勒的生活風格之間的相似性。它們之間的主要差異似乎在形成的時間上。對阿德勒來說，生活風格是獲得童年早期形成的優越和完美的手段。正如我們所知，埃里克森使用同一性這個術語描述了早期經驗的整合為個人今後擔負的主要角色的現象。生活風格和同一性這兩個術語都涉及到一個按照個人生活而組織起來的重大主題，它們之間的主要差別乃在於這個主題形成的時間。
成年早期
親密對孤獨的衝突。如果這一階段的危機成功地得到解決，就會 形成愛的美德；如果危機不能成功地解決，就會形成混亂的兩性關係。
弗洛伊德曾經把健康的人定義為一種 充滿愛而辛勤工作的人。埃里克森贊同意這個定義。但是他又指出，唯有具備牢固同一性的人才能敢於涉足與另一個人相愛的情河之中。具有牢固同一性的青年人熱烈地尋求與別人的親密關係……青年人是在尋求和保持同一性的過程中生成的，他們熱切和樂意把自己的同一性與其他人的同一性融合在一起。他已具備了與他人親密相處的能力，也就是說，具備了成為協會會員和夥伴關係成員所須承擔義務的能力以及具備了為遵守這些義務而發展的道德力量的能力，即使這些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犧牲和讓步。（埃里克森1963，第263頁）
沒有形成有效工作與親密能力的人會離群索居，迴避與別人親密交往，因而就形成了孤立感。埃里克森列舉出為了有益於個人與社會而應當發展怎樣一種親密關係：
1、感情共鳴的情慾高潮
2、一個值得愛的伴侶
3、異性
4、能夠並樂意與他分享相互的信任
5、能夠並樂意與他共同嚴格遵守 a、工作周期 b、生殖周期 c、娛樂周期
6、還應使後代在所有發展階段安全滿意地發展。（1963，第266頁）
如果個人在這個階段形成的親密能力勝過孤立能力，他們就會形成愛的美德。埃里克森把愛定義為“雙方對永久抑制遺傳導致的分工作用的對抗性的相互獻身”（1964，第129頁）。
埃里克森的理論一直被批評為說教。
很清楚，埃里克森所定義的在各種發展階段對危機的積極順應顯然與基督教倫理觀，與現存社會制度是一致的。潛伏在他理論中的危險 （正象一切理論一樣)是，埃里克森描述的是他的希望而不是現存的事實。所以，重要的是要懂得一個理論家持有哪些偏見，以便當它們在理論中出現時能夠迅速發覺。羅森(Roazen，1976）提出如下理由：
埃里克森理論的那種說教者的特徵於不久前顯露出來了。勿庸置否，對一個理論家來說與其以某種潛在的信念來發揮一種無形的影響，不如把他所信奉的觀點闡明還要更好。然而，當人們仔細思考埃里克森那些對以往社會制度的好處持有恭敬態度的自我心理學的要義時，就會自始至終地看到呈現著一副說教的口吻：結婚，異性愛和生兒育女等等，這都毫無疑問是他所認定的美好生活的組成部分。（第171頁）
成年中期
生育對自我專注的衝突。如果這一階段的危機成功地得到解決，就會 形成關心的美德；如果危機得不到成功的解決，就會形成自私自利。
如果一個人能很幸運地形成積極的同一性，過上富有成效的幸福生活，那么他就會力圖把產生這些東西的環境條件傳遞給下一代。這可以通過與兒童（不必是自己的孩子）提高直接的交往，或者通過生產或創造能提高下一代生活水平的那些東西來實現。
所以，繁殖在建立和指導下一代中是頭等要事，雖然有些人由於不幸，由於其它方面特殊的和真正的天賦，而不能運用這個內驅力來為子孫後代造福。的確，繁殖這個概念包含了生產能力和創造能力這類更為通俗的同義詞的含義，但是這些同義詞都是不能取代它的。（埃里克森1963，第267頁）
沒有產生繁殖感的人是以“停滯和人際貧乏”為特徵的（埃里克森1963，第267頁）。
一旦一個人的繁殖比率比停滯高，那么這個人會以關心的美德離開這個階段。埃里克森把關心定義為“是一種對由愛，必然或偶然所造成結果的擴大了的關心，它消除了那種由不可推卸的義務所產生的矛盾心理”（1964，第131頁）。
成年後期
自我完整與絕望期的衝突。如果這一階段的危機得到成功地解決，就 形成智慧的美德。如果危機得不到成功地解決，就會形成失望和毫無意義感。
埃里克森把自我完整定義為，只有這種以某種方式關心事物和人們的人，才能使自己順應形影相隨的勝利和失望，順應其他事物的創造者，或者說順應各種產品和思想的創造者——只有在這種人身上，這七個階段的果實方能日臻成熟。——我找不到比自我完整更好的詞來表述它。（1963，第268頁）
按照埃里克森的理論，只有回顧一生感到所度過的是豐足的， 有創建的和幸福的人生的人才會不懼怕死亡。這種人具有一種圓滿感和滿足感。而那種回顧挫敗人生的人則體驗到失望。看起來似乎令人奇怪，但是體驗到失望並不象體驗到滿足感的人那樣敢於面對死亡，因為前者在一生中沒有實現任何重大的目標。
這八個階段不但依次相互關聯，而且第八個階段還直接與第一個階段相聯繫。換言之，這八個階段以一種循環的形式相互聯繫。
例如，成人對待死亡的態度會直接影響兒童的信任感。埃里克森相信，“用這種說法一—如果兒童的長者完美得足以不懼怕死亡，那么這些健康的兒童也不會懼怕生活一來進一步解釋成人的完整與兒童之間的信任感似乎是可能的”（1963，第Z69頁）。如果個人獲得的自我完整勝過失望，那他或她就以智慧的美德為一生的特徵，埃里克森把智慧定義為“以對人生本身超然的關心，來面對死亡本身”（1964，第133頁）。
理論比較
埃里克森與弗洛伊德的比較
發展
弗洛伊德把他的研究集中於六歲前就形成的心理性慾發展階段，因為他感到人格發展的大部分最重要的東西那時就已形成。而埃里克森研究的是貫穿整個人生的人格發展。儘管榮格也相信重要的發展在整個人生中都會出現，但是，埃里克森對發展過程的闡述比榮格更為詳盡。
自我心理學
埃里克森把注意從本我轉到自我的研究上來。他把社會看成是潛在的力量源泉，而不是把個人當做與社會作鬥爭的戰士。柯西尼（Consini）對這一點作了以下解釋，埃里克森並非把個人當做社會力量的玩物，而是向人們呈現了一個正在生成的個體的概念，由於受到人生危機的挑戰，從而使他以勝利者和強者的形象出現。這就意味著埃里克森把個人當做自身的主宰，當做命運之船的船長，而不是那種不得不服從別人支使的船員。埃里克森具有一種樂觀而富於創造性的人格觀。（1977，第413頁）
潛意識心理
雖然埃里克森的理論強調意識的自我，但他並不完全忽視潛意識的機制。事實上，儘管自我從某些社會經驗獲得力量，但是這些經驗本身卻大部分是潛意識的。
精神治療
我們已經看到，埃里克森把成功地通過人生八個發展階段從而獲得希望，意志，目的，能力，忠誠，愛，關心和智慧等美德的人看成是健康的人。如果沒有獲得這些美德，那他們的自我就會比健康人的自我更脆弱，幫助提供形成這些美德的各種條件正是治療者的職責。這與弗洛伊德把使用諸如夢的分析和自由聯想法的治療作為有助於了解潛意識的信條截然不同。
宗教
弗洛伊德對宗教的看法是模糊不清的，他認為宗教僅僅是建立在幼年恐懼和願望之上的集體神經病症。埃里克森完全反對這個觀點。他認為，宗教是許多人真正需要的東西。多少世紀來，人類一直運用宗教來更好地表達人生的各種事件，從而減少對人類的威脅。根據埃里克森的觀點，如果沒有宗教，成千上萬人的人生中將會充滿著不確定性。在這方面，埃里克森與榮格和阿德勒的觀點是相吻合的。
驗證評論
我們知道，雖然埃里克森自稱為弗洛伊德的信徒，但他的理論與弗洛伊德的理論很少有共同之處。此外，他有關人性的概念與弗洛伊德的人性觀有顯著的差異。
也許，正象我們已提出過的，埃里克森的理論本身並非象他個人堅持認為的那樣很接近弗洛伊德的理論，這實際上只是反映了他對弗洛伊德的門徒接納他為其中一員，從而解決他自身嚴重的同一性危機的感念之恩。評價象眾多的人格理論一樣，不能（或者說起碼還不能）按照實驗室研究法來評定埃里克森的理論。
埃里克森並非為研究者創立理論。他力圖從概念上對與人格發展有關的幾個條目進行分類，任何一個人可以認為它們是清晰的也可以認為是模糊的，可以認為他的理論對了解人格是一種有用的引導，也可以認為是毫無用處的。“理論的證據存在於治療者與病人之間”不斷進展“的交流過程中，從而引起新穎的和令人驚奇的頓悟，使病人對自己承擔了更大的責任”（1964，第5頁）。
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埃里克森認為除了實驗室研究法外，還有其他評定人格理論的方法。儘管埃里克森感到需要對他的理論進行科學驗證，但其他學者已毅然開展了這一工作。
例如，西厄歐（Ciaccio 1971）要求一百二十名白人男孩用五幅圖畫來編造故事。兒童相等地分為五歲，八歲和十一歲三個組。在幾名裁判者的協助下，對兒童所敘述的故事按照它與哪個發展階段最一致來逐句分類，並把每個兒童所使用與埃里克森前四個發展階段相聯繫的句子的百分比作了記錄。這些數據結果明顯地支持了埃里克森的理論。四歲兒童表現的主題與第二發展階段相關性最高（46%），其次為與第三發展階段的相關（42%）。八歲兒童表現的主題與第三發展階段相關性最高（56%），其次為與第二發展階段相關 （20%）。十一歲兒童表現的主題與第四發展階段相關性最高<；“%），其次為與第三發展階段相關（26%）。
在本章前面已經提到，埃里克森運用他的理論剖析了幾個非常著名的歷史人物的生平，例如：希特勒、喬治·肖伯納，默哈特默·甘地、馬克西姆·高爾基和馬丁·路德等。他的成就導致了一門稱為歷史心理學的新學科的誕生。
有人也許會問，埃里克森對歷史人物分析的精確性如何呢？他的答覆是，他的分析是基於一種訓練有素的主觀性，也可以說是基於“半傳說”之上的。埃里克森談到他對馬丁·路德的分析時說：“如果說這種分析中的某些部分是傳說的話，那就讓它這樣吧。傳說的構成部分來自對歷史的學術上的改寫，部分來自學者著作中使用的原始素材。因而，只要所記載的事件與其它公認的事實沒有矛盾，只要始終堅持一種真理的口吻，只要得出一種與心理學理論相一致的意義，我們就不得不把它當作是半傳說半歷史的。（1958，第37頁）”
正因為埃里克森的理論缺乏科學的嚴謹性，所以羅森告誡我們：“……要認識到他提供給我們的是一套理論，而不是一些事實。正是部分地由於他承認自己缺乏理論意識，才使許多讀者在讀完他的著作後去掉或破除一種信仰，儘管他表白過他的意圖，但他仍然揭示了一門必然性的學科，而不是建陶了一種有價值的觀點。”（1976，第120頁）
儘管埃里克森的理論缺乏科學的嚴謹性，但他的理論被許多人看作是所提出的人格理論中最有價值的一種。因此，在你碰到心理社會發展、自我強度、歷史心理學、同一性、同—性危機和生命周期等這些術語時，請記住都是愛利克·埃里克森首創的概念，自此之後它們成為心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