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簡介
【名稱】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
【出處】戰國策
【年代】戰國時代
【體裁】記敘文
作品原文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污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樑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逾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仆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作品譯文
有人對燕王毀謗蘇秦說：“蘇秦是天下最不講信義的人。大王以萬乘之尊卻非常謙恭地對待他，在朝廷上推崇他，但這是向天下人顯示了自己與小人為伍啊。”蘇秦從齊國歸來，燕王竟然不給他預備住處。蘇秦對燕王說：“我本是東周的一個平庸之輩，當初見大王時沒有半點兒功勞，但大王到郊外去迎接我，使我在朝廷上地位顯赫。現在我替您出使齊國，取得了收復十座城邑的利益，挽救了危亡之中的燕國，可是您卻不再信任我，一定是有人說我不守信義，在大王面前中傷我。其實，我不守信義，那倒是您的福氣。假使我像尾生那樣講信用，像伯夷那樣廉潔，像曾參那要孝順，具有這三種天下公認的高尚操行，來為大王效命，是不是可以呢?”燕王說：“當然可以。”蘇秦說：“如果真是這樣，我也就不會來為大王服務了。”蘇秦道：“臣要像曾參一樣孝順，就不能離開父母在外面歇宿一夜，您又怎么能讓他到齊國去呢?像伯夷那樣廉潔，不吃白食，認為周武王不義，不做他的臣下，又拒不接受孤竹國的君位，餓死在首陽山上，廉潔到這種程度，又怎么肯步行幾千里，而為弱小燕國的垂危君主服務呢?如果臣有尾生的信用，和女於約會在橋下，那女子沒來，直到水淹上身也不離開，最終抱著橋柱被淹死。講信義到這種地步，怎么肯到齊國去宣揚燕秦的威力，並取得巨大的功績呢?再說講信義道德的人，都是用來自我完善，不是用來幫助他人的。所以這都是滿足現狀的辦法，而不是謀求進取的途徑。再說，三王交替興起，五霸相繼興盛，他們都不滿足現狀。如果滿足現狀是可以的，那么齊國就不會進兵營丘，您也不能越過楚國邊境，不可能窺探邊城之外了。況且我在周地還有老母，離開老母來事奉您，拋開固步自封的做法，謀求進取的策略。看來我的目標，本來不和您相同。大王是滿足現狀的君主，而我是謀求進取的臣子，這就是因為忠信而得罪於君主的原因啊。”燕王說：“忠信又有什麼可責怪的呢?”蘇秦說：“您不知道，我的鄰居中有個在遠地方做官的人，他的妻子跟別人私通。她的丈夫眼看就快要回來了，和他私通的人很憂慮。那妻子對他的情夫說：‘你別擔心，我已經準備了毒酒等著他呢。’過了兩天，丈夫到家了，妻子讓女僕捧著毒酒送給他丈夫。女僕知道那是毒酒，如果送上去就要毒死男主人，如果說出實情女主人難以避免被趕走。於是她假裝跌倒，潑掉了毒酒。男主人很生氣，就用竹板打她。那女僕這一倒，對上救了男主人，對下保住了女主人。忠心到了這種地步，然而仍然免不了被打，這就是因為忠信反而受到罪責的人啊。現在我的處境，恰恰不幸和那個女僕潑掉毒酒反而受罰的遭遇類似。而且我事奉大王您，儘量使信義崇高，國家獲益，如今竟受罪責，我擔心以後天下來事奉您的人，沒有誰自信能夠做到這樣。況且我勸說齊王，確實沒用欺詐的手段，只不過遊說齊國的其它使者，沒有誰像我說得那么婉轉。即使他們像堯、舜一樣賢明，齊國也不肯相信他們的話。”
作品賞析
蘇秦為燕國奔忙遊說、勞苦功高，但卻在國內受到讒言的陷害。蘇秦只有坦誠表白自己、對那種以禮儀信用來攻擊他的論調針鋒相對才可以在燕國站得住腳。看看蘇秦是如何為自己辯護的。蘇秦通過列舉尾生、伯夷、曾參的事跡，和一個小故事，駁斥了那些道學家們對他的指責，也說明了自己好心沒有好報的處境。道學家們實際上不懂政治，正象馬基雅維利將政治科學從舊道德中分離出來一樣，蘇秦也指出政治活動不能用普通的仁義道德來評價，如果政治活動受到高尚道德的制約，那么政治上將一事無成、毫無作為。國家與個人不一樣，國家之間由於無信義可言，就必須講實力、講策略、講變通。國家之間是超越於日常道德的，所以被日常道德所不齒的威逼利誘、暴力欺詐會經常使用，不足為奇。陰謀詭計用在日常人事上，那是小人伎倆，而如果用在國家大事上，那是梟雄志士的雄才大略。何況蘇秦等人違背日常道德完全是為了國家利益，而不是為了個人的清名或利益。其實戰國時期之所以繁榮，戰國策士們之所以功勳卓著，在於當時儒家思想還沒有占居主流，在於策士們重功利而不重清名的功利主義人生觀。儒家強調高行節義，但因此導致道德至上的虛驕之氣充斥官場和社會中，而戰國策士們的務實精神為國家增添了活力。善變敢說、運籌謀劃不是在扭曲人性，而是在充分張揚人的智力、個性和氣度，顯露出人之為人的生命的力量和存在的價值。以辭鋒相爭，以智謀相奪，沒有遮蔽道德虛飾的戰國策士們的這種進取有為的功利主義人生觀，在任何社會，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那些蒙蔽燕王的士大夫和衛道士們，標榜高行節義，卻由於囿於教條而不能成事，困於日常道德而不能處理國際事務，甚至有的虛偽透頂，明里拿道義作攻擊人的幌子，暗裡玩弄權術詭計、大行爾虞我詐之本領。對一個國家來說，有害倒是這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