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人口紅利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就處在人口紅利的階段，每年供給的勞動力總量約為1000萬，勞動人口比例較高，保證了經濟成長中的勞動力需求。由於人口老齡化高峰尚未到來，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比較快。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優勢已經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成長的引擎。
計算方法
一種估算人口紅利的方法便是使用時間序列的巨觀人口經濟數據，用多元回歸的數理統計方法，通過在回歸方程中帶入人口及其他各種因素，觀察人口變化對經濟成長解釋能力的貢獻。另一種計算人口紅利的方法是，通過計算有效生產者與有效消費者人數，然後把這兩類人數的比例作為撫養比。注意，這裡所使用的撫養比與通常所說的撫養比不一樣。
這種計算人口紅利的方法是，把經濟變化的指標——人均產出增長率——分解為兩個部分，即有效生產者人均產出的增長率與撫養比的增長率。這兩個組成部分中，第一個是勞動生產率，第二個是人口因素。在假設有效生產者人均產出增長率不變的條件下，撫養比增長率的變化便可直接等同於其對人均產出增長率的貢獻，也即人口紅利。
實際上，人口變化對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不僅包括勞動力供給的增加，還包括擴大積蓄以及人力資本投入與回報上升。由於人口在40歲-60歲年齡段積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這個年齡，就會帶來更多的積蓄。更多的儲蓄意味著更多的資本。每個勞動者資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勞動生產率。
同時，期望壽命的延長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人力資本投資的觀念，造成了更多技術發明使用的機會，提高了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一個更健康的人口也就是一個更富有生產力的人口。健康的作用遠不限於增強體力，而更在於智力思維的開拓與使用。
由此可見，人口紅利的計算需綜合考慮就業、收入及對經濟成長的其他變數的影響，而不是像有些人誤解的只依靠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同時，隨著人口轉變，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是不可重複的，也不存在所謂“源源不斷”的人口紅利。
社會影響
中國近幾十年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奇蹟”。在探討中國為什麼能夠創造經濟成長“奇蹟”的時候，很多人認為“人口紅利”的影響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人口紅利”也因此和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景聯繫在了一起。
中國在1965~1970年間“人口紅利”已顯現，並且創造積累了國民經濟基礎。2000年以後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和城鎮失業嚴重困擾著經濟的增長。10年間，切實感受到“人口紅利”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經濟影響
“人口紅利”過後的老齡化“人口紅利”對生產領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勞動供給上。從勞動供給來看，我國目前仍然處於勞動年齡人口最豐富的時期，但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的減緩，勞動年齡人口大約會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長。一般來說，當一個國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停止後，勞動力數量不足的問題會很快到來。但城鄉二元結構使得中國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數量龐大的農村人口仍然能夠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為城鎮提供勞動力資源。中國正處於快速城鎮化的過程之中，如果按城鎮人口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的速度計算，則城鎮每年會新增1500萬左右的勞動年齡人口。構想中國步入比較發達的階段時大多數人口如70%的人會選擇居住在城鎮，則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還會持續20年以上的時間。因此，在可見的將來，我國似乎仍然擁有比較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從勞動力供給來看，“人口紅利”將繼續推動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從“人口紅利”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來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停止或者說老齡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時期內並不必然帶來儲蓄率的下降，相反還有可能使儲蓄率進一步上升。在老齡化的初期階段，新進入老齡階段的人往往都有較高的儲蓄率和儲蓄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齡化的初期階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紅利”期。從這個意義上說，勞動年齡人口豐富的“人口紅利”期結束並非“人口紅利”的真正結束，只要能夠發揮好儲蓄的資金效率，讓資本得到合理的回報，則第二次“人口紅利”仍有可能為經濟成長繼續注入“活力”。
綜上所述，無論從生產還是從消費和儲蓄來看，“人口紅利”都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成為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利好因素。我國經濟目前正處於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同時也是“人口紅利”回報最豐厚的時期。從今後20~30年左右的時間來看，我們不僅沒有理由懷疑我國的經濟成長會失去動力，相反，經濟成長將會更加強勁。
世界銀行《2007年世界發展報告》報告會上說，中國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達到頂峰。世界銀行的研究顯示，這種贍養率下降的視窗可以保持大約40年，取決於生育率下降的速度，然後會重新關閉。幾乎所有的開發中國家仍然處在這個視窗里。這一視窗在中國和泰國將於10年內關閉，在日本等已開發國家已經關閉。
根據一些中國機構的研究，中國經濟成長的27%得益於“人口紅利”，與此前“人口紅利”對日本、新加坡等國經濟騰飛的貢獻率基本相當。
不利因素
1、短期影響因素 從短期來看，有以下幾項因素影響著人口紅利的實現：
（1）、如，中國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並且在未來可能會進一步惡化，這就造成勞動年齡人口就業的不充分。這樣一來，就會有相當一部分勞動年齡人口成為需要社會負擔、撫養的人口，而這部分人卻不能創造財富，從而造成了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
（2）、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制約著人口紅利的實現程度。從勞動年齡人口的分布看，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農村地區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大量的農村勞動力人群從土地中走出來，走向城市，走向發達地區。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農民工”占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46.5%，其中第二產業占56.7%，建築行業占80%。因此說，中國收穫人口紅利的程度應取決於農村剩餘勞動力資源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取決於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發展程度。但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這一事實決定著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國首次公布的“中國教育與人口資源問題報告”顯示，農村勞動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而城市為10.20年。另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預測，就業，但得不到應有的教育與培訓。低素質、低成本的勞動力同時決定了創造力也相對較低。比如：製造業1小時勞動力的價格，美國是30美元，中國大約是2美元，而美國的勞動率也比中國高10-20倍。可見，只有提高勞動力素質，提高勞動力成本， 中國才能更好地兌現人口紅利。
（3）、由於農民進城收益並無提高，進城成本卻明顯上漲，消減了農民進城的願望。這就是免除農業稅（即務農收益相對提高）之後，我國部分地區一度出現“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農民進城務工的經濟收益不高。有資料顯示，近20年來，農民工工資水平幾乎沒有上漲。
②、農民進城務工獲得的技能收益相當有限。更為糟糕的是，農民進城就業或失業均無保障，從而使進城農民隨時面臨生存危機，而不得不選擇返鄉務農。另外，他們從城市生活中獲得的文化收益並不大。這是因為較低的經濟收入和較低的知識文化背景、使進城農民工的社會文化生活受到局限；並且城市文化對農民工產生的“排他性”也使其游離於城市文化圈之外。
從長期看，一國的“人口紅利”並非可持續。人口轉型理論告訴我們，“人口紅利”期只是一國人口變遷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即當人口出生率尚未顯著下降，而死亡率明顯下降的階段。就中國而言，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實施計畫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的逐漸下降必將導致總勞動人口的下降。另外，中國開始呈現較快的人口老齡化趨勢，中國已被認為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因此，從長期看，中國總人口中勞動人口比重將減少，中國經濟所享有的“人口紅利”的黃金時代正在漸行漸遠。人口的老齡化和青壯年勞動力供給速度的持續下降，將經由勞動力要素供給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儲蓄和資本積累兩方面，制約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
有一個值得提起的問題是：在中國勞動力資源最為豐富的有利時期，能否建立起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將關係到中國的長遠發展。“未富先老”是中國老齡化的最大特點，老年人口絕對數和相對數的增加，將使社會負擔日益加重，社會保障資源面臨巨大壓力。而且，由於農村流動人口數量巨大，將引起未來農村老化程度高於城市，這也是中國老齡化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如何在完善城鎮養老保障體系的同時，也建立起一套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適合農村特點的養老保障體系是政府必須要解決的一個難題。
新的改革
2012年12與9日，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第十二屆中國經濟論壇上指出，中國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是實體經濟的回歸與轉型，而回歸實體經濟就要增加投資者的信心、調動民間積極性。
厲以寧稱，新人口紅利、新資源紅利和新改革紅利正在替代舊的紅利。他指出，新的人口紅利正在產生，中國正在從技工時代轉向高級技工時代。同時，科學技術方面的投資也在產生新的資源紅利，相對於舊資源紅利而言，新的資源紅利主要在於對科學技術的利用，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資源，治理沙化增加的土地，振興草場業增進土地資源的利用等；而新的改革會給經濟發展提供新的機遇。
厲以寧強調，中國貧富差距特別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二次分配有問題，西方是“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縮小差別，而中國則是二次分配擴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
厲以寧表示，中國的城鎮化就是老城區加新城區加新社區，新城區就是開發區、試驗區、工業園區、物流園區等；新社區就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其著重點應該放在兩方面，一是保證農村公共服務到位，二是促進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如果這樣做，不僅可以繞開中等收入陷阱，即使將來進入高收入社會，也仍然會繼續前進。”厲以寧表示。
出現拐點
介紹
勞動供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表示，這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拐點已在2012年出現，將對經濟成長產生顯著影響，我們應當在心理和政策上做好足夠準備。
“判斷一國是否擁有人口紅利，要看兩個指標，一是勞動年齡人口，一是將勞動年齡人口作為分母、其他年齡組如年幼、年老者作為分子得到的人口撫養比。”蔡昉說，如果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人口撫養比下降，就會帶來人口紅利，反之就沒有人口紅利。
過去相當長時間裡，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人口撫養比一升一降，生之者眾，食之者寡，我們得到了人口紅利。“自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逐漸減少，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報告認為，從2010年至2020年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2900多萬人；與此同時，人口撫養比相應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眾，中國的人口紅利將趨於消失。”蔡昉坦言。
影響
蔡昉認為，人口紅利趨於消失，將使中國經濟成長趨勢出現與以往截然不同的變化。“潛在增長率由勞動力投入、資本投入、生產率進步決定，人口紅利趨於消失對這三個方面都會產生重大影響。”
不言而喻，人口紅利趨於消失，會使勞動力減少。除此之外，還會使資本投入增長率放慢。蔡昉解釋說，過去我國撫養比低，人口負擔輕，可以維持高儲蓄率，從而帶來高投資，今後的情況正好相反。另一方面，如果勞動力短缺，就會出現資本投入報酬遞減現象。“打個比方，如果勞動力充裕，1台機器對應10個勞動力，那么有多少資本就可以買多少機器；一旦勞動力不足，1台機器對應1個勞動力，甚至10台機器才能對應1個勞動力，這個勞動力的體力、智力能照顧得過來嗎？買相同數量的機器，其產出自然會減少。”蔡昉說，“報酬遞減，資本投入就會減少。”
“一句話，未來中國經濟成長會因人口紅利趨於消失而減速。”蔡昉說，“‘十一五’時期，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為10.5%。我們預計，‘十二五’時期將降至7.19%，‘十三五’時期更是減為6.08%。”
應對
“人口紅利趨於消失，導致未來中國經濟要過一個‘減速關’。對此，我們必須正視趨勢、坦然接受、積極應對。”蔡昉說，“應對之策，可以分為不該做的和應該做的兩塊。”
不該做的，就是不甘心經濟減速，企圖用過度擴張投資、增加需求的方式人為把經濟增速拉上去。“今後，一些人或許會提出很多新的經濟‘增長點’，比如，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等等。這些有駕輕就熟的手段、有實施的抓手，而且過去幹得也很成功。”
面對人口紅利趨於消失，應該做的，就是科學地提高潛在增長率。“潛在增長率不能超越，但可以提高。”蔡昉說，勞動力投入方面還能挖潛，比如，今後勞動力數量雖然減少了，但勞動參與率可以提高。“1.6億進城農民工沒有城市戶口，從而沒有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他們通常40歲左右就退休回鄉了。如果能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農民工就能幹到60歲。這樣一來，勞動參與率增加了，潛在增長率也能因此提高。”
生產率進步方面也有空間。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無效率的“殭屍企業”淘汰退出，有效率的企業能得到更多資源發展壯大，導致整體經濟的生產率提高。美國的研究表明，這種“創造性破壞”所帶來的生產率進步，約占全部生產率進步的30%—50%。“如果能通過改革打破壟斷、扶持中小企業，讓企業平等競爭、優勝劣汰，也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
人口紅利趨於消失，計畫生育政策是否該因此調整，蔡昉認為，調整計畫生育政策，即使人們還願意生，要“長成”勞動年齡人口也得15年或者更久，難以改變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趨勢。“不過，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期待，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應該研究適當調整人口政策。個人認為，目前的政策底線應當是放開二胎。”蔡昉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