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周禮》，周公旦在論述如何治理國家時就指出，君王只需控制、監督宰相就行了；而宰相應負擔起協調民眾關係、管好生產、保障供給等重大責任。因此，他提出“以九職任萬民”。什麼是“以九職任萬民”呢？就是把人分成九類去管理。
第一類是農夫，他們因地制宜生產各種穀物；第二類人從事園圃種植，生產各類蔬菜瓜果；第三類人住在山林川澤，讓他們開發自然資源，建築房舍，豐富食物來源；第四類人從事畜牧業，供給肉類及皮毛；第五類人是能工巧匠，發揮他們的專長，將原料製成有用的器物；第六類人是商人，從事長途販運，促進互通有無，擴大地區間物質交流；第七類人是婦女，讓會女紅的婦女傳授紡織技術；第八類人是從事雜事的男女奴僕，他們除了侍候主人之外，也要從事生產勞動；第九類人是社會閒散人員，他們沒有固定的職業，時而幹這活，時而乾那活，有時沒活可乾。這就是《周禮》中的“以九職論萬民”的治國理論。與文革中九類分子不同的是，前者是以人群來劃分的，後者把革命的對立面專門拿來分類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雖然古已有之，問題是怎么個分法，各個朝代都是不相同的。
臭老九終於恢復了名譽，九類分子也沒有人叫了，“以九職論萬民”也有些過時了，以職業劃分，現代社會可就太複雜了。而革命對象卻是簡化得可以，那就只剩下一個詞：“犯罪嫌疑人”。
元朝也將知識分子的位置排行為第九，其排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娼、九儒、十丐。（鄭思肖《心史》）元朝統治者看不起讀書人，把讀書人的地位壓得極為卑賤，比娼妓還低，僅高於叫花子。歷史上還曾有一個時期讀書人被稱為老九。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的薪水極少，時人謂之“薪水低於輿台（原指古代奴隸，後泛指從事艱苦體力勞動者）”，大中學生社會地位的名次排在了國民黨兵之下，有人把國民黨兵痞叫作“丘八”，大中學生則被稱為“丘九”。
在歷史上，知識分子至少有三次被稱為老九，而且都是臭的老九。這是歷史的巧合呢，抑或有相同之原因，真是耐人尋味矣。而最後一次的“臭老九”，可以說是承襲古之遺澤而又發揚光大之，算是一個令古人汗顏的創造了。
那個紅色年代，最講究階級出身，人分三六九等的，其中最吃香的人是“紅五類”，工人、革命軍人、革命幹部、貧農、下中農。紅五類享受各種最好的福利和待遇，包括招工提幹當官參軍上大學等等。最倒霉的是叫做“黑九類”，其中知識分子排第9類，前面8類是地主、富農、反動派、壞分子、右派（最黑的這五類又獨立叫黑五類，簡稱“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知識分子排黑九類的第9，所以叫臭老九。“黑九類”基本沒有什麼人生希望，除了老老實實做好本分，其他升官發財提乾進修分這個分那個都不要想了，而且隨時拿你出來批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