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中蘇兩國、中共與蘇共兩黨曾有過親密的友好合作關係。 新中國一成立,出於對國際形勢和國內需要的考量,就開始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對外政策。蘇聯也因內政外交上的需要,給了中國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中蘇兩黨、兩國經歷了一個將近10年的友好合作時期。
從50年代末開始,中共與蘇共兩黨在國際共運、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等原則問題上出現了嚴重分歧,展開了論爭。 接連發生的“長波電台”、“聯合艦隊”、“金門炮擊”等突發事件,使得中蘇兩黨之間關係驟然起了變化。 從意識形態方面的論爭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逐步惡化。1966年3月,中共與蘇共兩黨關係中斷。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中蘇關係開始惡化。到了1969年春夏,在中蘇邊界珍寶島等地區多次發生了武裝衝突,雙方都有傷亡。本是“雞犬之聲相聞”的兩個社會主義鄰國,卻“老死不相往來”很長一段時間。
中蘇關係惡化,使雙方都付出沉重代價。後來的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曾提到了這樣一個嚴酷的事實:僅僅在資源方面,蘇聯自身就消耗掉了至少5000億盧布,按當年的匯率算,相當於9000億美元。
中共與蘇共兩黨關係中斷影響了中國國內的發展和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進程。但是,中蘇關係的緊張仍然是中國現代化建設面臨的嚴峻挑戰。蘇聯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出兵高棉,嚴重地影響著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
1982年3月24日發生了中蘇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這一天,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乾發表講話,向中方發出了改善關係的信號。他在講話中仍對中國進行攻擊,但明確表示,從未否認過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完全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反對“兩個中國”的提法;表示準備就改善中蘇關係問題與中方舉行談判。
1982年3月26日,在外交部中蘇談判辦公室工作的李景賢一上班就得知,“鄧辦”來過電話,說鄧小平志指示外交部立即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作出反應。
當日上午,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舉行了一個新聞發布會。他說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講話,表示堅決拒絕其對中國的攻擊,強調要看蘇聯的實際行動。
三句話一講完,發布會就告結束。當時記者們的臉上都露出驚訝的神情。有外電評論稱,對抗的中蘇兩黨兩國“似有和解的可能”,事情果真如此的話,“世界面貌就會為之改觀”。勃列日涅夫發表講話230天之後就去世了,所以這篇講話就被人稱為勃氏“絕唱”。
1985年戈巴契夫上台後,蘇聯開始調整對外戰略與對外政策,才為中蘇關係的改善帶來了轉機,中蘇兩黨兩國關係不僅實現了正常化,而且基本上解決了兩國東段邊界問題。在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中,戈巴契夫對外戰略與對外政策的調整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到了1988年秋天,戈巴契夫出於內政外交的需要,終於決定邁出實質性一步,藉此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實現與鄧小平的會見。於是,歷時6年,在莫斯科、北京兩地舉行過12輪的中蘇政治磋商,終於畫上了一個比較圓滿的句號。
會晤
1989年5月15日,戈巴契夫以“蘇共中央總書記”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雙重身份,開始對中國進行為期4天的正式訪問。這是蘇聯最高領導人30年來首次踏上中國的領土。
1989年5月16日上午,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宣布,中蘇兩國關係實現了正常化。
鄧小平說希望中蘇之間能夠消除三大障礙,早日實現我們之間的見面和對話。我們這次會晤,可以概括為八個字:結束過去,開闢未來。他回顧了中蘇兩國、兩黨關係過去所走過的一段曲折歷程,說中國不會侵略別國,對任何國家都不構成威脅。
戈巴契夫說,對以前雙方關係惡化的歷史,蘇方認為自己方面也有過錯,但蘇方還有一些不同看法。
兩位領導人表示,過去的事過去了,重點在於應該向前看。在發展兩國關係上,多做實事。
趙紫陽在會見戈巴契夫時說,中蘇兩黨關係將在以下四項原則的基礎上順利發展,這就是:一、獨立自主;二、完全平等;三、相互尊重;四、互不干涉內部事務。這也是我們黨處理同其他國家共產黨關係所遵循的原則。
李鵬同戈巴契夫舉行了正式會談,雙方就國際問題、發展雙邊關係問題以及其他共同感興趣的問題交換了意見。
軼事
中鄧小平見戈巴契夫要求"只握手不擁抱",鄧小平對開始發燒的中蘇關係注射了一針冷靜劑,一方面是為制止蘇方的“熱”,另一方面也警告我們自己:要有一定的熱度,但不能過度。
影響
1989年,中蘇兩國歷經了30餘年的對立、對抗後終於實現了“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關係正常化。這一重大的外交成就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建立起了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睦鄰友好關係,同時為蘇聯解體後的中俄關係的開展鋪平了道路。作為中蘇(俄)兩國關係發展史上的里程碑載入史冊。
鄧小平、戈巴契夫會見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事件之一。它結束了中蘇間長達二十多年不堪回首的過去,開始了兩國間一種新型的關係。